狼来了，是小时候接受的危机教育，其前提是诚信教育，人不能说谎，说谎必遭致危机。现在不喊狼来了，而是喊灰犀牛来了。这是米歇尔·渥克的新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给人们提出的警告。该书认为，以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又影响巨大的事件，人们事先难以预料，而以灰犀牛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则是在人们已经预见到的情况下，任其发生而不予以事先控制。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那些政治家、CEO以及其他的领导者在面对迫在眉睫而且是可以预见的危机面前经常故意视而不见呢？这是一个极有深度的问题，如一个评论者所说：我们为什么会需要一本书来告诉自己去注意和防范那些明显的、高概率的危机事件？因为我们会毅然决然地避谈和否认我们面前的危机事件。
《灰犀牛》这本书显然不是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它在作者的祖国美国首先成为畅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在近十几年里经历了多重危机，这些危机在发生之前都曾被人预见到了，并给出解决方案，但仍然无法阻止危机的如期而来。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该危机在2007年已显端倪，该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已经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从8月开始，美联储作出反应，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增加市场信心，美国股市也得以在高位维持，形势看来似乎还不坏。然而，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被迫接管“两房”，以表明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但这个措施显然晚了，危机随后在更大范围内爆发，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危机而震惊。这些公司都是资产规模在上万亿美元级别，以前很难想象这些公司会陷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美国人民终于领教了“灰犀牛”奔袭而来的巨大破坏力。
预见了危机，却依然无法提前控制危机，种种迹象表明危机即将来临，人们却对危机依旧麻木不仁，这就是米歇尔·渥克所警告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而是发生危机的时间节点离我们有多近。人们在通常处理危机时最容易犯得的错误是，否认危机，明知故犯，不愿意面对事情真相，对危机视而不见，怀疑危机的严重性，在灰犀牛奔袭而来时不及时躲避，对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能作出果断抉择。正是这些应对危机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导致了危机接踵而至，人们都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些危机如果提前及时正确应对，并非不可避免。
对于美国人来说，渥克这本书为他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危机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行家们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沃顿商学院风控中心主任伊万·米歇尔-凯尔让所评价的那样：“世界目前亟须转变危机管理范式。这部著作能很好地解决我们自己造成的、一点一点忽视的或是决定彻底无视的常见危机。当你看到你犀牛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灾难和黑天鹅已经进入我们的常用词汇序列。不久，灰犀牛也会成我们的常用词汇之一。”
确如这位主任所言，灰犀牛这个词汇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热词，随着渥克的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灰犀牛成了预言中国下一个危机的最佳词汇。不仅是经济学家在普遍使用这个词汇，而且连官媒也开始频繁引用。《人民日报》在今年7月17日的头版上刊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其中提到，“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但是，灰犀牛这个词汇在中国被广泛引用的热度，是否就是表明中国各方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场大概率危机必将到来的态势？并且也已经掌握到了控制危机的有效办法或措施？对此回答是，恐怕还言之过早。中国现在的情况，更像是渥克所描述的那类情况：在谈论危机时实际否认危机的存在，对各种危机要素的不断积累和叠加，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应对的措施。
西方一本理论畅销书在中国可以迅速显示其效应，但这个理论能不能具体应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灰犀牛理论虽然在中国受到追捧，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的灰犀牛，要做出准确判断，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观察报章，经济学家们已经罗列出中国大概率会出现的几个灰犀牛，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流动性泛滥，外汇贬值和流失，产能过剩，消费不足，金融领域的巨大隐患，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后养成数头大灰犀牛，概率极大。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对这些潜在的重大危机会熟视无睹？或者说，放任经济深层次问题的长期存在？
实事求是地说，就对问题的认识而言，官方和民间有时候是能够达到一些共识，比如说不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国的问题就无从解决。但只要一涉及到具体的改革方向和措施时，对改革的理解就会出现大相径庭的情况。现在，一切都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发生，包括那些明显地和市场化导向改革背道而驰的做法都被打上了改革的标签，这些做法是解决危机还是加重危机呢？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这么说，不改革，反改革，逆改革而动，才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一头灰犀牛？
从中国的问题来反观渥克的灰犀牛理论，可以看出，在渥克的分析框架内，存在着一个短板，那就是对危机形成机制缺少一个制度分析的角度。危机的形成、存在、发展和爆发，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因为组织化和制度化运行出现了重大阻碍，以致使得组织和制度系统内的信息传导出现阻塞、变异、失真和失控，由此导致决策失误，不能正确判断危机的程度，丧失控制危机的最佳时机。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来看，许多学者都指出了华尔街金融控制系统的症结所在，即少数金融寡头在缺失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前提下，放纵各类金融衍生品的肆意发展，以致使得控制链越来越长，控制的环节越来越多，由此必然导致风险控制的失效，最后走上一条失控的危机之路。这种情况对一个国家的制度运行和治理来说也是如此，国家总体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定是制度运行出了大问题后的必然后果。
对于一个说谎的孩子反复喊狼来了，大人最后选择不信，那是因为大人们在经历了被孩子的多次欺骗之后已经无法相信狼最终会来的事实。现在反过来了，是大人们不断地在撒谎，掩盖真相，回避问题，否认矛盾，无视潜在的危机正在成为现实。现在喊灰犀牛来了，有多少人会选择相信呢？
《灰犀牛》这本书显然不是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它在作者的祖国美国首先成为畅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在近十几年里经历了多重危机，这些危机在发生之前都曾被人预见到了，并给出解决方案，但仍然无法阻止危机的如期而来。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该危机在2007年已显端倪，该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已经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从8月开始，美联储作出反应，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增加市场信心，美国股市也得以在高位维持，形势看来似乎还不坏。然而，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被迫接管“两房”，以表明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但这个措施显然晚了，危机随后在更大范围内爆发，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危机而震惊。这些公司都是资产规模在上万亿美元级别，以前很难想象这些公司会陷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美国人民终于领教了“灰犀牛”奔袭而来的巨大破坏力。
预见了危机，却依然无法提前控制危机，种种迹象表明危机即将来临，人们却对危机依旧麻木不仁，这就是米歇尔·渥克所警告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而是发生危机的时间节点离我们有多近。人们在通常处理危机时最容易犯得的错误是，否认危机，明知故犯，不愿意面对事情真相，对危机视而不见，怀疑危机的严重性，在灰犀牛奔袭而来时不及时躲避，对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能作出果断抉择。正是这些应对危机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导致了危机接踵而至，人们都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些危机如果提前及时正确应对，并非不可避免。
对于美国人来说，渥克这本书为他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危机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行家们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沃顿商学院风控中心主任伊万·米歇尔-凯尔让所评价的那样：“世界目前亟须转变危机管理范式。这部著作能很好地解决我们自己造成的、一点一点忽视的或是决定彻底无视的常见危机。当你看到你犀牛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灾难和黑天鹅已经进入我们的常用词汇序列。不久，灰犀牛也会成我们的常用词汇之一。”
确如这位主任所言，灰犀牛这个词汇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热词，随着渥克的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灰犀牛成了预言中国下一个危机的最佳词汇。不仅是经济学家在普遍使用这个词汇，而且连官媒也开始频繁引用。《人民日报》在今年7月17日的头版上刊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其中提到，“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但是，灰犀牛这个词汇在中国被广泛引用的热度，是否就是表明中国各方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场大概率危机必将到来的态势？并且也已经掌握到了控制危机的有效办法或措施？对此回答是，恐怕还言之过早。中国现在的情况，更像是渥克所描述的那类情况：在谈论危机时实际否认危机的存在，对各种危机要素的不断积累和叠加，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应对的措施。
西方一本理论畅销书在中国可以迅速显示其效应，但这个理论能不能具体应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灰犀牛理论虽然在中国受到追捧，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的灰犀牛，要做出准确判断，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观察报章，经济学家们已经罗列出中国大概率会出现的几个灰犀牛，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流动性泛滥，外汇贬值和流失，产能过剩，消费不足，金融领域的巨大隐患，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后养成数头大灰犀牛，概率极大。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对这些潜在的重大危机会熟视无睹？或者说，放任经济深层次问题的长期存在？
实事求是地说，就对问题的认识而言，官方和民间有时候是能够达到一些共识，比如说不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国的问题就无从解决。但只要一涉及到具体的改革方向和措施时，对改革的理解就会出现大相径庭的情况。现在，一切都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发生，包括那些明显地和市场化导向改革背道而驰的做法都被打上了改革的标签，这些做法是解决危机还是加重危机呢？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这么说，不改革，反改革，逆改革而动，才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一头灰犀牛？
从中国的问题来反观渥克的灰犀牛理论，可以看出，在渥克的分析框架内，存在着一个短板，那就是对危机形成机制缺少一个制度分析的角度。危机的形成、存在、发展和爆发，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因为组织化和制度化运行出现了重大阻碍，以致使得组织和制度系统内的信息传导出现阻塞、变异、失真和失控，由此导致决策失误，不能正确判断危机的程度，丧失控制危机的最佳时机。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来看，许多学者都指出了华尔街金融控制系统的症结所在，即少数金融寡头在缺失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前提下，放纵各类金融衍生品的肆意发展，以致使得控制链越来越长，控制的环节越来越多，由此必然导致风险控制的失效，最后走上一条失控的危机之路。这种情况对一个国家的制度运行和治理来说也是如此，国家总体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定是制度运行出了大问题后的必然后果。
对于一个说谎的孩子反复喊狼来了，大人最后选择不信，那是因为大人们在经历了被孩子的多次欺骗之后已经无法相信狼最终会来的事实。现在反过来了，是大人们不断地在撒谎，掩盖真相，回避问题，否认矛盾，无视潜在的危机正在成为现实。现在喊灰犀牛来了，有多少人会选择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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