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统治湖南的谭延闿宣布“湘人治湘”“还政于民”，毛泽东及其同路人（中共未成立）趁机推向“湖南自治运动”，要求实现“全自治”。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绝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所以要“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他主张中国27个省建设起27个国。他认为“湘人治湘”不是“民治”，他们“不仅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人来治”，因此要“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的“全自治”。他说主张“湖南国”，“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一个‘省’字改成‘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
毛泽东将近100年前的主张，揆诸今日中国和香港，仍不过时。中国的政治100年没有进步，而且实际上是大倒退；而香港，在主权转移后，也迅速倒退。上引毛泽东写的“湖南”，若换成今日香港，“湘人治湘”换成“港人治港”，几乎每一句论述都适合。
中国100年前仍然有言论自由，因此毛泽东主张湖南独立的言论还能公开发表，也有胡政之、张季鸾主笔政的《大公报》刊登。现在这种意见大陆不可能发表，《大公报》也今非昔比。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最民主的时期，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师辈出；报刊言论自由，新文化运动在这时期产生，大量优秀作家涌现；各地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官员不是由中央任命而是在地方宪法基础上产生。
近年，大陆作家岳南写了三册叫《南渡北归》的书，讲中国知识人在近百年的漂泊命运。有人读了第三册后概括北洋时期、抗战前期和后期、台湾时期、中共建政时期，其中最好是北洋时期，知识人“获尊重，觉醒，有骨气，生活优裕，大师辈出”；最糟是中共建政时期，知识人“遭打击，灭绝人性的迫害，思想禁锢，无人格，无骨气”。
现在轮到香港，连讲“独立”的自由都不比100年前的大陆；而大学校长呢，比之于五四运动保护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风骨，相去何异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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