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蘋果公司一口氣公布三款新iPhone手機，其中iPhone 8和8 Plus已在上周率先開賣，但由於這兩款手機只是上一代的「小改款」，新鮮感有限，外界的焦點都放在10月底才接受預訂的iPhone X，因為這部紀念iPhone十周年的特別版手機，應用了不少新科技，例如超大屏佔比的OLED熒幕、容貌辨識技術Face ID，以及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技術等。即使這款手機的高階版售價高達9,888港元，對這款手機充滿興趣的除了iPhone的忠實客戶，還有這些年來靠炒賣蘋果新手機牟利的廣大「果農」。
當社會的焦點都放在iPhone X的炒風到底會有多麼熱熾的同時，有一個現象可能更值得香港人深思，就是蘋果公司在2007年推出第一代iPhone之後，這十年來全球科技發展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革。由於智能手機的普及，徹底改變了現代社會的生活面貌，不論是通訊、娛樂、工作、購物等日常生活的需要，智能電話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器官」。
可是，即使智能電話如何改變世界，有一件事卻雷打不動，就是香港社會的投機炒作風氣。自從蘋果公司在2008年將第三代的iPhone 3G正式引入香港市場之後，多年來香港的討論焦點，都是炒iPhone有多少「水位」、如何各出奇謀搶購iPhone轉售牟利。而除了炒賣之外，這一波全球科技產業革命所引發的業界洗牌、勢力版圖由西向東移，創造了多少新技術、新商機、新就業機會，香港政府竟然彷彿隔岸觀火，只是站在周邊空談對策。
深圳蛻變成「中國矽谷」
蘋果公司發展迄今，已是一家總市值逼近一萬億美元的「巨無霸」企業。之所以有今天的商業成就，是因為當年的蘋果舵手喬布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於以創新的意念和技術，挑戰諾基亞（Nokia）、摩托羅拉（Motorola）、愛立信（Ericsson）等當時雄霸全球手機市場的「巨人歌利亞」。而另一方面，這十年間，即使iPhone如何橫掃智能電話市場，但挑戰者仍前赴後繼，當中更不乏成功案例。在在證明蘋果並非不可能被撼動，欠的只是敢於迎難而上的創業家，以及義無反顧支持創業家的政府。
例如南韓的三星（Samsung），在十年前，只是手機市場上的二線品牌，直至2010年才推出第一代Galaxy智能電話，但如今三星已成為能夠和Apple分羹的一線大品牌，其智能手機出貨量更高於蘋果。但更加應該令到香港人感到震撼的是，與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以深圳為基地，也孕育出能夠與蘋果、三星兩巨頭分庭抗禮的國產智能手機：華為。
多個國際調查機構的資料都顯示，現時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的三甲，除了三星和蘋果，排在第三位的是以深圳為基地的華為。過往不少香港人對深圳科技產業的印象，就是華強北路的山寨產品，是粗製濫造、質量低劣的同義詞。但如今的華為手機，無論從數量上、質量上，以至品牌形象上，都穩佔全球前列位置。華為的成功，主因之一是深圳市政府對發展科技產業的敢於承擔，令深圳的科技產業由單純的山寨模仿，逐漸蛻變成為今天具國際競爭力的「中國矽谷」，而華為更在這一波智能手機的產業革命之中，成為贏家。
比起香港政府的無為，近年深圳市政府對發展科技產業的取態非常積極，例如其「十二五」（2011至2015年）規劃中，便提出由政府着手推動科研、支援創業、協調國際合作的策略。具體來說，深圳市政府對科技企業的支持，除了透過人才獎勵計劃提供資金、向創業者提供低息、貼息貸款之外，更重要是積極地為企業解決經營上的各種難題。有深圳的官員曾表示，只要是科技企業提出的合理要求，政府必定「馬上就辦」，讓包括華為在內的一眾科技企業，可以更專注地擴展業務、開發新技術，而不用把心力虛耗在與官僚怠慢的「太極推手」之中。
其中一個實際案例，是華為不少員工、特別是一些從外地招聘到深圳工作的專才，都為子女的教育問題而苦惱，結果深圳市政府特別設立了深圳外國語學校國際部，列為級別最高的國際類公立學校，主要向華為員工的子女提供優質教育。正因深圳市政府積極協助企業挽留人才，在當地紮根，縱使多次傳出華為將會遷出深圳，搬到地價較低的東莞，但華為的總部至今仍留在深圳──因為無論科技企業本身，以至這些企業所聘請的專才，都得到設施支援，能植根深圳。
深港官員態度反差大
更加令人扼腕的是，香港本來有機會捕捉這些科技產業革新的機遇，結果卻一再失諸交臂。自2008年起主政深圳、作為深圳科技產業主要推手的前市長許勤，其實曾在2001至2004年間，曾在香港理工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博士，結果他在香港所學得的知識，卻在深圳而非香港開花結果。而且這些年來，據悉有不少內地科技企業，尤其一些近水樓台的深圳科技公司，都曾經積極地評估過來香港開設分公司、從事科研與產品開發的可能性，但在經過一系列的評估之後，最終都未有成事。
箇中原因，可以從騰訊主席馬化騰早前來港出席論壇時所說的一番話中，看出端倪。當時馬化騰表示，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其實還有很多牌可以打，例如政府要更大膽地引入科技企業、實施配對制度允許聘用了香港科技人才的企業招攬更多境外科技專才，以至要在科技教育上作出變革，鼓勵大企業將資金投資在教育之上。但最為關鍵的，是政府官員必須有所擔當，假如未能成功招攬人才、拿不下項目，就應該要問責，因為官員要「有壓力」，才有刺激有為的動力。
對於馬化騰這番說話，坊間不少媒體都形容，當時馬化騰是面帶笑容，只是一番「笑言」。但是，馬化騰曾當場透露，他曾經向特首林鄭月娥當面提出這番見解。可見，他並非一時戲言，而且他在站台演說時，當談到官員問責，他更是指着在台下的創科局局長楊偉雄重申這番話，這顯示馬化騰對香港政府在創科產業不思進取的表現，的確是有相當強烈的意見。近年內地官場「問責」風氣日盛，不稱職的官員被降職、撤職已是官場常態，甚至連副省級高官也可被「斷崖式降職」為科級小吏。騰訊以深圳為業務基地、又在香港上市，馬化騰與深港兩地的官員都有打交道，自然更能夠深深感受兩地官員對科技產業發展在承擔和問責的重大反差。
馬化騰這番說話最值得思考之處，是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相比起內地官員的官僚散慢，香港的公職人員辦事更加專業高效，而不少國際研究機構，都對香港公務人員的績效作出極高的評價，認為香港的優秀公職人員團隊，是造就香港競爭力的重要元素。本港公職人員大多廉潔奉公，的確是不爭的事實，惟在推動產業發展，以至推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方面，政府公職人員，尤其政府的領導階層，卻顯然缺乏帶領香港開創新局面的領導才能，令香港成為龜兔賽跑中的傲慢兔子，眷戀於往日的成功，終由領先變成落後。
早前林鄭出席一個創科論壇時亦指，政府有「八大方法」推動創科，但實際仍只是提出加大資源投入、增建科研基建設施等老調重彈的硬件支援。（資料圖片）
港創科發展嚴重停滯
政府領導階層必需問責，這在香港政府口中，也不是一個新鮮的議題了。在2008年開始，政府推行高官問責制，各個政策局由問責官員，而非傳統公務員擔任。當年推行問責制的其中一個原意，正是要求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員「須為所作決定承擔責任」。但時至今日，這種問責精神顯然流於空論。例如，上屆政府在2015年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其局長楊偉雄上任時曾經提出多個工作重點，包括推動智能生產、研究開拓以香港為基地的工業、鼓勵私營機構投資創新科技、開設初創企業、建立人才庫、鼓勵青年人加入創科行業。但創科局至今已成立了接近兩年，再工業化仍停留在紙上談兵、科研開支仍僅達生產總值的0.73%，遠低於鄰近對手的2%至4%；所謂的創科人才政策，也沒有見到顯效。既然當天信誓旦旦提出的一系列工作重點，至今仍未見寸進，楊偉雄遭到批評問責，亦是相當合理。
可是，也必須強調，所謂的官員問責，並非動輒要為官者「人頭落地」、隨意摘下高官的烏紗帽以換取社會的一時歡呼。而是要下決心建立一種責任文化，令整個公職人員體系達到良性的新陳代謝，促使官員時時刻刻謹記，必須做好其職責所在的分內之事。例如，作為主管創新科技事務的問責局長，目睹香港創科發展在過去兩年來仍嚴重停滯，即使不問責下台、另覓更合適人選，也應該深刻檢討本身到底有何不足，並着手改善創科政策的各種缺失。同理，負責土地政策的高官，不能只是年復年地就土地供應不足辯解；負責交通政策的高官，不應放任港鐵年年加價「加到盡」；負責醫療政策的高官，不可對醫療資源緊張裝作無可奈何。凡此種種，為官者都必須拿出具體辦法解決問題，解決不了的就應該問責。
iPhone推出十周年，不但象徵十年來香港迷失於一片投機炒作風氣，也象徵了香港社會在多方發展的迷失，而當中是錯過了智能手機革命所帶來的科技發展的機遇。當下，要令香港重回正軌，必須有更多敢於為香港的未來有所擔當、敢作敢為的政府領導人才。香港十年蹉跎歲月，是時候醒過來，正視現實了。
01周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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