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三十年了，中国也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吗？刘晓波的遭遇，让观察者对中国局势与民主未来感到悲观。
《纽约时报》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文章《刘晓波，我们怀念你》，文章说，
如果说，刘晓波死的方式是对中国压迫的控诉，他的死同时也突显了西方领导人的懦弱，他们太过胆怯，没有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提出刘晓波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间隙，在汉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了面，但特朗普根本没有提刘晓波的名字。
文章说，“有朝一日，在民主降临中国后，天安门广场上将有一个刘晓波的纪念碑。但在一个自由的中国里，永远不会有习近平的纪念碑，他在执政期间主持了对异见的严厉打压，大大地减少了中国的自由度”。
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越来越淡漠
台湾《苹果日报》发表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文章《走康有为的路流谭嗣同的血》，王丹说，刘晓波之死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其实很清晰，但是大家都不愿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对于中共来说，即使最温和的主张，只要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都是不可接受的。不管这样的主张多么温和，不管提出主张的人如何地表达善意，对于中共来说，都是“国家的敌人”，都是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从体制内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到体制外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从来都是如此，毫无例外。
王丹说，刘晓波的惨烈结局，固然是中共毫无人性的迫害所致，但是正如纽约大学法律系教授孔杰荣所指出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越来越淡漠，几乎到了放弃的地步，这样的纵容和绥靖政策，也难辞其咎。刘晓波之死，必将在国际社会激发起巨大波澜，要求检讨对华人权政策的呼声也将取得更大的话语权。面对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惨死，再亲中的政党和政客恐怕也只有瞠目结舌，重新思考。
“亲中爱台论”没有道理
台湾《风传媒》发表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文章《台湾解严三十年，中国何时解严》，文章说，最近台湾出现“亲中爱台论”，在此时此刻，更显得光怪陆离，讽刺味道十足。台湾不是不能亲中，但“亲中”要有道理。如果中国今天就已经是刘晓波向往的国度，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台湾要“亲中”，还有一点点道理。然而，当现实中的中国依旧是一个“极权独裁国家”，或顶多是一个“柔性的极权独裁国家”（soft totalitarian state），而且正针对性对台湾展开外交战的时刻，且从不排除武力犯台，台湾无端吹起所谓“亲中”的歪风，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了。
文章说，中国何时“解严”？中国何时走向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现代化？乃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不过，从若干迹象看来，美国政治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领域学者，似乎正弥漫着一片悲观的气息，认为中国不会因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就快速走向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中国真的会成为当代现代化理论的唯一例外吗？简单的说，在迈向资本主义和利伯维尔场的道路上，历经长期经社现代化之后，一党专政的威权或极权统治依然可以屹立不摇。果真如此，那中国“解严”真的就是遥遥无期了，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悲哀？
“用积极自由来争取消极自由”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刘晓波永不熄灭的政治遗产》，作者陈岳生认为，刘晓波的道义与政治反对，最主要是集中在他本人所说的“用积极自由来争取消极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反对源点。如果人们不去抗争、不去追求一种自由的权利，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一种不被人干涉的自由。
文章说，刘晓波道义所支撑起的政治反对，在他以后，有些观念理念必然会随着他被迫害发生剧烈变化，比如“我没有敌人”今后应该是没有现实市场的。更主要层面，刘晓波的政治反对，必将引领这个国家的变革更进一步，比如争取更大的积极自由，这一点是观察刘晓波影响力切勿轻视的，这个力量看似弱小，而一旦发酵，则有席卷天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