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s

Tuesday, 25 July 2017

甘犁:中国的高储蓄从何而来?都是有钱人在存款,穷人入不敷出

 中国经济目前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核心都是消费不足和储蓄率过高的问题。这些年国家用了很多办法来促进消费,但是效果并不好。而实际上,解决了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可以完成的。

 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金融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14年达到了31.8%。但据微观数据显示,储蓄分布严重不均。真正在当年有储蓄的家庭只有60%,40%的家庭当年是入不敷出的。


家庭储蓄率持续处于高位


储蓄分布严重不均

 那么是谁在存钱?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率是70%,在总储蓄中占比50.6%。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率是37.2%。换句话说,中国的高储蓄都是有钱人在存款,穷人有很高的消费意愿,但是入不敷出。

 大家都知道,穷人的消费倾向是比较高的,他们拿了钱以后大部分是要花出去,因为他们收入太低。消费刺激政策对富人是没什么用的。因此,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收入分布,而不是消费意愿不足。中国已有的促进消费的政策收效甚微。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关注这一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中国经济再靠出口来拉动增长是不可能的。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哪个国家也承受不了这么高的出口量。

 中国经济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也行不通。贫困山区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投资的收益也在下降,在10年以前30万投资可以产生一个就业,现在100万投资才能产生一个就业。

 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收入分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明显,但收入差距大并不影响社会稳定,真正影响社会稳定是机会不均。中国机会不均的问题在全球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那么收入分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的数据显示,提高最低工资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提高最低工资前,基尼系数总体为0.61,提高最低工资后,基尼系数总体为0.58.这个变化很小,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


提高最低工资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

 此外,现行所得税政策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不大。2016年,个人所得税只占财政总收入的6.3%,仅28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真正的高收入阶层是有很多方法避税的。


现行所得税政策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不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基尼系数降低都得益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巴西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从8.5%上升到13.4%,成功降低了基尼系数。而中国政府目前的转移支付规模太小。


巴西基尼系数的降低得益于大规模转移支付


中国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太小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美国最贫困的20%家庭转移支付前收入是7500美元,转移之后以后是3万。因此,中国现在3500元或者4000元人民币年均扶贫脱贫比例实在是太低了。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是9.3%,冰岛、以色列、爱尔兰都是超过我们一倍,OECD国家超过我们一倍以上。中国政府对贫困老百姓的转移支付整体上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已经很高了,如果扩大转移支付的比例,把钱转移到相对贫困的老百姓身上以后,他们把钱花出去,那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中国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太小

 我这个观点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预测。可是如果不靠这个,中国经济靠什么?靠基建靠投资不可能,创新创业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另外一个腾讯和阿里?谁也不知道。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实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能帮助贫困老百姓,让每一个中国老百姓活的有尊严,有中国梦,同时还能帮助中国经济完成转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目前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国际上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叫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中国特别有效和重要的方式就是在校学生的免费午餐,我们现在有几千万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免费午餐,这个从最开始的公益项目,到现在已经变成政府项目,在贫困的地方非常受欢迎,就是为了这顿免费午餐大家开始去上学了,辍学率大幅度下降。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设置一些条件,鼓励贫困家庭进行健康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类是劳动收入奖励,这个在美国比较多。美国在1968年开始实验,比如相对贫困的家庭挣1000元,就给你300元和500元奖励,不仅不收你的税,还另外给你钱。通过这种方式激励贫困家庭的劳动积极性。目前,30%的美国家庭手益于此,负税率高达30%,2015年总成本为670亿美元。

 这三年,我们抱着实验的态度,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进行了一个劳动收入的奖励计划。对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鼓励低收入家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延长劳动时间或实现就业。

 目前,传统的扶贫政策只针对贫困户进行扶助,贫困户一旦脱贫则有扶助消失的可能性。贫困户会因此失去动力脱贫,以享受因为“贫困”带来的各种资助和优惠,降低了脱贫的积极性。而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对家庭的劳动性收入进行奖励,劳动性收入越多则得到的奖励越多,使其逐步跨越贫困线,并有动力走出贫困。

 这与产业扶贫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初衷其实比扶贫更加长远。产业扶贫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给你小猪让你养,本来是想让你做成一个产业,但是一些人养一养就把猪吃掉了,达不到脱贫的效果。产业扶贫是对投入端进行支持或者奖励。而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是对收入实现端进行奖励。

 2014年5月,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计划,当时做了30户的对照组,30户的试验组。一部分给他刺激,一部分不给,在2015年12月份又扩大到120户,大概是150户。我是一个月以前去的乐山考察,一个中年大姐在计划实施后,开了一个小茶馆,很简陋,一元钱一杯茶,赚不了多少,但是没有什么成本,她一天能卖20多杯,上午做国家安排的公益扫地,下午开小茶馆,获得了收入奖励她很高兴,这个就很正能量。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计划进行了效果评估,发现就业率相对提高13.5%,每月劳动时间相对提高9小时。劳动收入奖励每增加1元,平均劳动收入增加0.55元。劳动收入奖励每增加1元,平均消费支出增加0.46元。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3月份以后,五通桥区政府已经接手了这个计划,让它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政策。五通桥区所有贫困户全部进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政府一年要拿出差不多一千万出来。这是中国第一个算是比较大规模的实施奖励计划的地方政府。

 我们认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鼓励贫困家庭更努力工作,但就业机会的缺乏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效果。同时,产业扶贫与“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可以有效结合。“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削弱家庭低报收入的激励,有助于加快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中国应该大规模的采纳这种方案,这会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产生积极的效用,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转型。它将建立有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转移支付制度。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这些年中国建立了很多的希望小学,现在到贫困的地方去看当地的学校,很少有特别糟糕的教室。这个工程中国完成的很好了。但是,很多小孩不愿意上学。所以我们向达到某一学习目标的学生或教师提供奖励。以家庭子女教育为目标,实施有条件的现金补助,帮助家庭依靠自身的努力脱离贫困。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把义务教育资助从资助教育的供给方转向资助教育的需求方。

 我们设立学习进步奖和作业奖,把奖励范围扩大至成绩中下游水平的学生,对学习过程进行激励和规范。我们把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试验组,一部分是对照组。实验结果表明,在100名学生中,参加实验的同学平均排名上升了2-3名,语文成绩提高1.8%,数学成绩提高3.4%。实验组数学成绩显著提高4.06分,语文成绩显著提高了1.86分。低收入家庭学生更加认真听讲,更加积极跟老师交流。

 目前,我们将实验对象扩展到低年级学生,观察不同年级的效果差异及长期效果。本轮对一、二年级学生是以物资奖励。同时还增加了短信干预。老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各方面进行评价,并通过短信发至家长,加强家长对学生在校学习情况的监督。



看了@甘犁 老师的这篇文章,心情是很沉重的。

1.要看到,过去15年已经是我国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段了。但是贫困问题还是这样的触目惊心——不谈平等,只谈贫困。

我国城镇人口有36%存款没有存款,农村有45%的家庭没有存款。在我国现有的社保医保状态下,这些家庭面对任何风险,都是极其脆弱。‘

我很感兴趣的是,这些脆弱家庭,他们的生育率、死亡率和有存款家庭的对比是什么样的。

这些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的污染强度和能耗强度是多大;这些家庭的支出的污染物物排放强度是多大。特别是和有存款的家庭做一下对比。这样能够看出“环保”通过冲击产业到底对最脆弱家庭的风险。(最脆弱的比例城市36%和农村45%,这比例也是让人说不出话来)



反哺是二次分配了。关键还是同样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资本格式化劳动,低于格式化阙值的劳动就被挤出市场。御用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试图消灭“失业”,按照供需平衡,只要劳动愿意降低价格,应该充分就业


公共政策议题中,令人担忧的反智主义

在公共政策议题中,从管制框架内部到社情舆论中,都有很强的反智主义声浪——对数据基础上,系统和范式化研究的轻蔑和敌意;对“想当然”(常被错认为是逻辑)的高度依赖。比如人们想当然的认为:
1.“穷就是懒所以活该”、“反对社保,社保养懒汉”
2.产业扶贫比直接给钱好,要给光伏扶贫等政策较好,但是直接给钱就要唾弃

这种反智主义声浪,往往和利益格局中有power的各个当事方的共同需求相呼应,造成从政府到国企到私企到媒体到民间舆论,都赞美“坏政策”、批判“对政策”。

比如大量的报道聚焦在那些个案、深层次问题的浅表呈现上,诱导人们想当然(类似“把扶贫给的猪吃掉,活该穷”)。导致投入“基建”、“科技创新”成为了舆论认可的“唯一正确”,投入“福利保障”成为了舆论挞伐的“错误”。而过度基建、假创新真圈钱就在这样的“正确”中悄然滑过。

这种反智主义和利益格局的相呼应,使得政策设计的拨乱反正变得“政治不可能”。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