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的新書，訪問了 69 個電子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有主管級人馬、採訪主任，更多是前線記者。
言談間，幾乎每個受訪者都坦言，正在「走」與「留」之間徘徊、掙扎。
「有些人好不忿氣，有些人很平靜，有些人覺得自己在助紂為虐，有些人已經習以為常。」區家麟還記得一個老記者問道：「不如你告訴我，我有甚麼做錯了，自己卻不知。」
做記者做了廿年，區家麟訪問過的人不計其數，但眼前 69 個同路人的表情，那種無奈、那份鬱抑，卻在午夜夢迴間，令他反思再三。
「是什麼力量，令這班人如此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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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靈魂，卻有結構性審查
香港新聞界一直有個怪現象：有自由，冇自主。
今年四月，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公布 2017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於 180 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73，雖是歷史新低，但相較中國（排名第 173）等國，大環境仍勉強稱得上自由。但另一方面，去年一個跨地域新聞工作者的比較研究卻顯示，香港新聞工作者自我評價的自主程度低得不尋常，在 66 個參與研究的國家地區中，排名尾三，僅勝坦桑尼亞和卡塔爾，比中國還低。
新聞自由水平中等，新聞從業員卻覺得沒有自主。這種矛盾現象，唯獨發生於香港，為甚麼？
帶著這條他稱為「火燒心」的問題，區家麟 2010 年離開任職廿年的無綫新聞部，走進學院讀博士。他發現，香港不像大陸，尚未有系統性的「操控式審查」（如網絡警察），明目張膽地插手干預新聞內容，但種種控制的行徑，卻早已隱身於每一家新聞機構之中，不外露、不明顯，甚至看來冠冕堂皇，他稱之為「結構性審查」。
結構性審查目的，是令報道偏向建制，權貴不被監察，傳媒失去社會第四權的功能。
「香港好特殊。我們有自由的靈魂，但高壓強權的控制卻好強力。當它不能用一種好粗暴、好直接、好赤裸的手法去控制的時候，這種結構性的審查就大派用場。」
六年來，為解開香港新聞行業的「結構性審查」現象，區家麟訪問了 69 個電子媒體的新聞從業員，寫成博士論文，去年成功畢業。他卻不甘於此，「一篇英文論文，如果你好叻、影響因子好勁，可能會有幾百人、幾千人睇過。但我花咁多心機，不是為了拎博士學位，而是很認真地分析這個問題。」
所以，過去一年區家麟再將厚重的英文論文，重寫成一本普及化的中文新書，旨在「為香港新聞行業的掙扎，留一點註腳」。
「這是本人迄今所出版最重要的一本書。」他寫道。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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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道陰影：專業、規律、管控
新書名稱叫《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重點在於「陰影」二字。區家麟形容，有別以往（如 1994 年的亞視「六君子事件」），今時今日的新聞審查，沒有人再動用明刀明槍，粗暴干預；反之，操縱的手段就如暗角陰影，無實質形體，卻衝著新聞工作者而來。很多時候，它甚至看來天經地義。
譬如「客觀」、「中立」、「持平」等專業名詞，多年來一直被新聞人奉為圭臬，像 2014 年佔領運動期間，TVB 新聞部主管便曾發出內部電郵，敦促下屬自省能否保持「百分百客觀及中立」。
然而書中指出，所謂專業理念，落實到運作層面，意義其實含混，新聞室的掌權者容易以此作為操控、欺騙的工具。以「平衡報道」為例，區家麟批評不少報道只是「不對稱平衡」：看似容納雙方意見，但長度及顯著性並不對稱，其中一方意見在剪輯下特別薄弱，甚至答非所問。
例如 2014 年人大 8.31 決議前，特首梁振英曾點名批評佔中運動發起人戴耀廷，為求平衡，TVB 報道雖找來戴回應，但無論長度（較梁振英指控短 91 秒）、顯著度（梁的講話原聲放於新聞開首的預告上，戴則沒有）、內容（戴被剪輯出來的內容一半並非回應梁指控），均不平衡。
「以前學院會教，客觀持平的意思是要平衡，但如果現在死守這觀念的時候，你會發現好容易助紂為虐。」區家麟強調，他並非反對一切新聞專業價值：「但客觀持平是什麼意思，你要先搞清楚。」
「借中立持平之名，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若你不認同，就說你偏頗，就說你違反公司的新聞守則。⋯⋯誰在違反守則，誰在玩弄把尺，誰在搬龍門？」
— 一名受訪記者
規範以外，香港新聞從業員另一大敵是「規律」。新聞講求速度與效率，在 24 小時新聞的大勢下，記者分工日漸細緻：有人只負責在外採訪錄音，有人在採訪部收發片段與協調，有人專職寫稿，把不同材料縫補剪貼。到頭來，不少前線記者親手做的訪問，最後引述哪一句，卻也不由自己決定。
這種車衣女工生產線，不單削弱記者自主，而且有利中高層管理者掌控大局，操縱內容。「一條生產線究竟生產什麼，好多時候不是工人決定，而是由老闆決定。」區家麟說。
「上司從來不會叫你不做甚麼，但會令你無時間做你想做的事。」
— 書中一名受訪者還有一套結構性審查方法，以資源分配、人事升遷、行政權力為名，限制員工行為、管控新聞內容為實。明顯例子見於「七警事件」後的無綫新聞部：短時間內兩位負責「暗角」稿件的資深員工被調離原有崗位，一位採訪主任被調為「首席研究員」，獲安排四位兼職學生以「協助記者搜集資料」，但工作量極少；另一編輯則從工作多年的晨早新聞總編輯崗位，調至晚間工作，主管編排向海外播放的衛星新聞。兩人不久後辭職。
「這其實是一種羞辱。」區家麟慨嘆，「但商業機構就是咁樣玩法，不需要任何解釋，可以調你職、炒你，燉你冬菇，一聲裁員就可以做任何嘢。」
七警事件發生一年半後，28 位當日有份發起聯署公開信的記者，有一半已因各種理由呈辭離職。區家麟在書中引述，一眾 TVB 受訪者均認為，該事件是新聞部的分水嶺：本來積極的記者意興闌珊；採訪部大量聘請新人，易於管理；部分記者及採主工作受到更嚴密管束，任何時段均不能全盤決定新聞編採，並有受管理層信任的上司監控工作細節。
沒有人能夠證明，TVB 新聞部真的進行「自我審查」。但客觀來看，經過這一連串以「人事調動」、「資源分配」為名的結構性整頓，當日出現「暗角七警」報道的可能性，如今已蕩然無存。
「還沒有做過甚麼，就已經甚麼都不能做了。」
— 書中另一名受訪者
「你係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無。」區家麟道。
這就是結構性審查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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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人的懺悔
新聞行業人工低，工時長，參與其中不少是有理想之人。二十道陰影之下，他們何其困倦，何其沮喪，可想而知。
69 名受訪者來自不同電子媒體，有主管，有採主，有記者。訪談期間，有人為捍衛不了新聞專業而沉默，有人因不服氣而流淚，有老記者坦言，也許已妥協到一個地步，連自我在審查也不知道。
懺悔與回憶之間，區家麟難忘的，原是這班同業的一致面貌。
「他們都很有心，有幹勁，想做一啲嘢。但在各自的機構，都受到好多限制，愈做愈無力。」即使是表面看來較自由的新聞機構，裡面的人亦不敢樂觀，如有線電視：「他們都好清楚，所有嘢可以在一瞬之間轉變。」
「是什麼力量，令這班人如此沮喪？」
誰都知道，幕後黑手那股力量是什麼。中大傳播學者馮應謙曾提出 non-organizational concentration 的概念，指出香港各間媒體老闆雖份屬不同財團，卻有同一特徵：除少數例外（如《蘋果日報》），老闆們都有內地生意。
「最核心問題是，所有媒體的老闆都不能夠跟大陸對著幹。經濟上和擁有權上的操控，已經令所有老闆都受制於中國。」
壹傳媒集團計劃將旗下刊物部份編採製作外判，壹傳媒工會2017年7月5日傍晚發動離席抗議行動，約有100名員工離開工作崗位在壹蘋果大樓外默站，向集團管理層表示抗議。
壹傳媒集團計劃將旗下刊物部份編採製作外判，壹傳媒工會2017年7月5日傍晚發動離席抗議行動，約有100名員工離開工作崗位在壹蘋果大樓外默站，向集團管理層表示抗議。
區家麟承認，除非有媒體老闆能一直抵抗聖旨，否則中國力量對香港傳媒的影響，根本無法消除。但這不代表香港新聞工作者只能接受現實。
在區家麟眼中，香港媒體之所以導致今時今日的局面，老闆固然可惡，但身為中高層的新聞從業員，也要負責任。
以 TVB 為例，書中提到，大部分受訪者形容採訪部層級分明，高層會議開完，下級就按指令執行，這套運作方式行之有效，有賴一群願意執行指令的中高層編採人員。
「（當值採訪主任）常常說「等開完會先，開完會就乜都唔同晒」，等上面的旨意；有時採訪主任講「因為剛才開會老闆好關注這些議題，所以我們就找誰誰誰來回應，講得坦率。」一名 TVB 記者說。
區家麟形容，有別於身在前線、完全無法抵制洪流的基層員工，機構中高層的採訪主任、主管，本應有空間選擇不助紂為虐。「他們其實是船長，或船長的輔助，有時有機會可以擺個舵，有時間 advise 船長應該做乜。」。譬如說，下屬在刻板規律中載浮載沉，成為車衣女工，中層員工有力扭轉局面，偏偏大部分人耽於安逸。「好多人是刻意不作為。」
但對於同業，區家麟始終不忍苛責。因為某程度上，他正是過來人。「要抗拒許多制度指令，畢竟需要好強大的勇氣 …. 這一點我要懺悔，我自己都做過這些位，我都無轟轟烈烈抗爭過。」
「我都曾經以為，繼續做落去，就能夠改變一些東西。」
在潛伏細作與助紂為虐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區家麟自問是個人選擇，但書末他卻引述宮崎駿《風起了》的故事：主角堀越二郎夢想設計飛機，卻身處二戰時期的日本。終於他成功了，他的完美工藝，用來設計戰鬥機，殺人無數。
「多少人為了追逐夢想，在高牆的夾縫中堅持，夢圓一刻，卻原來是助紂為虐，是稱職的蛋漿。」
區家麟說，他只想奉勸新聞從業員一句：「大家要清醒一點。」
區家麟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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