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网信办）出台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收紧对手机、互联网平台信息发布的控制。新规定从6月1日起实施。按照这个新规定，在内地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和网络发布非官方的新闻信息，将面临被罚款2至3万人民币，甚至被追究刑责。这是习近平当局进一步压制言论自由，使中国沦为《1984》的一个重大举措。后果极其严重，性质十分恶劣。
我们知道，所谓“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领导小组”是在2014年2月成立的，由习近平亲自兼任小组长。去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定于2017年6月1日生效。这个《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就是为了实施网络安全法而制定的。换言之，新规定这笔帐，不能不算在习近平头上。
新规定划定，适用于通过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即时通信、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新闻信息的平台。新规定要求，上述平台必须取得许可才能发布新闻信息。这就是说，现在国内日渐成为信息沟通传播主要渠道的微博、论坛，以及微信、QQ等社交工具，如发布新闻信息都要领取许可证，否则违法，而许可证条件十分苛刻，如须设总编辑、由中国公民负责、须接受专业培训、持有政府颁发的记者证等。按照新规对网络新闻信息的定义，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这就是说，涉上述信息的发布，未经许可一律违法。举例说，内地突发事件现场网民用手机即拍发布，如未获许可证即违法；甚至擅自发表评论也不可。
不难看出，倘若上述规定得到严厉执行，那么，由网络造成的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将荡然无存。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将倒退到毛时代。
近二十多年来，尽管中共当局始终打压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国，还是出现了相当广泛而活跃的自由言论。这主要是得力于网络的普及。发生在各地的重大公共事件，人们也都是通过网络、通过自媒体得到发布和传播的。早就有中国网民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我还可以说一句：中国的网民是世界上最好的网民。无怪乎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网民评为2006年风云人物。在中国，网络发挥了两大作用。第一，网络创造出某种独立的言论空间。我们知道，共产党控制言论靠的是两手，一是以言治罪，一是垄断媒体。互联网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政府对媒体的这种垄断。网民们可以借助于网络，不经审查而自由地发表文章或消息，政府只可能事后追惩，很难事前预防。于是，民间就拥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网络的第二个重大作用在于它增进了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毕竟，共产党的权力再大，它也只能控制境内而无法控制境外。共产党只能设法控制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这种控制比较容易。在网络时代，这种控制变得越来越难。
毫无疑问，网络的发明和普及对专制政权产生了有力的冲击。然而正像我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的那样，现今中国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空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靠互联网提供的。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可盲目乐观。因为当局可以利用其专制权力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极大地压缩倚托于网络的言论空间，从而控制言论本身。
可以想见，在新规定的压迫下，内地会有更多的人翻墙，会有更多的人使用境外的自媒体（如推特、脸书），出口转内销。境外的自由网络，包括人权团体和民运团体的网站，将扮演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早先，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内地很多人用收音机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或BBC。网络和手机普及后，还听收音机的人就少了。现在看来，恐怕又会有更多的人重新打开收音机。针对着中国大陆情况的变化，在境外的人们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科技界，希望他们能早日发明更好的技术以打破中共当局的封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强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无论先进的科学技术能给我们多大的帮助，毕竟，没有什么能代替我们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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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所谓“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领导小组”是在2014年2月成立的，由习近平亲自兼任小组长。去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定于2017年6月1日生效。这个《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就是为了实施网络安全法而制定的。换言之，新规定这笔帐，不能不算在习近平头上。
新规定划定，适用于通过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即时通信、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新闻信息的平台。新规定要求，上述平台必须取得许可才能发布新闻信息。这就是说，现在国内日渐成为信息沟通传播主要渠道的微博、论坛，以及微信、QQ等社交工具，如发布新闻信息都要领取许可证，否则违法，而许可证条件十分苛刻，如须设总编辑、由中国公民负责、须接受专业培训、持有政府颁发的记者证等。按照新规对网络新闻信息的定义，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这就是说，涉上述信息的发布，未经许可一律违法。举例说，内地突发事件现场网民用手机即拍发布，如未获许可证即违法；甚至擅自发表评论也不可。
不难看出，倘若上述规定得到严厉执行，那么，由网络造成的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将荡然无存。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将倒退到毛时代。
近二十多年来，尽管中共当局始终打压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国，还是出现了相当广泛而活跃的自由言论。这主要是得力于网络的普及。发生在各地的重大公共事件，人们也都是通过网络、通过自媒体得到发布和传播的。早就有中国网民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我还可以说一句：中国的网民是世界上最好的网民。无怪乎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网民评为2006年风云人物。在中国，网络发挥了两大作用。第一，网络创造出某种独立的言论空间。我们知道，共产党控制言论靠的是两手，一是以言治罪，一是垄断媒体。互联网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政府对媒体的这种垄断。网民们可以借助于网络，不经审查而自由地发表文章或消息，政府只可能事后追惩，很难事前预防。于是，民间就拥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网络的第二个重大作用在于它增进了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毕竟，共产党的权力再大，它也只能控制境内而无法控制境外。共产党只能设法控制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这种控制比较容易。在网络时代，这种控制变得越来越难。
毫无疑问，网络的发明和普及对专制政权产生了有力的冲击。然而正像我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的那样，现今中国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空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靠互联网提供的。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可盲目乐观。因为当局可以利用其专制权力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极大地压缩倚托于网络的言论空间，从而控制言论本身。
可以想见，在新规定的压迫下，内地会有更多的人翻墙，会有更多的人使用境外的自媒体（如推特、脸书），出口转内销。境外的自由网络，包括人权团体和民运团体的网站，将扮演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早先，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内地很多人用收音机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或BBC。网络和手机普及后，还听收音机的人就少了。现在看来，恐怕又会有更多的人重新打开收音机。针对着中国大陆情况的变化，在境外的人们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科技界，希望他们能早日发明更好的技术以打破中共当局的封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强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无论先进的科学技术能给我们多大的帮助，毕竟，没有什么能代替我们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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