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非当今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着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于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方面。
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在我看，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例如唯色最初就是因为在一本散文集中描述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便遭受种种整肃，最终被她当时所在的西藏文联剥夺了工作和收入；没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随后又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禁止了在整个中国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的权利。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其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当局对唯色的惩罚是一种杀一儆百。
我曾经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的反抗，长期不能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得到能够脱离体制而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对他们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西藏实施的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只要文化人不敢脱离体制，当然也就不能批判与反抗体制。中国当局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就是利用体制控制文化人，压制对民族真实感受的诉说，只允许鹦鹉学舌地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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