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游客日接待量从此前的逾7500人下滑至1000人。首尔的情况也类似，那里曾经颇受中国游客欢迎的购物区如今门可罗雀。
“自3月15日以来，我就没见过一个中国游客来我们店里，”一名营业员称。另一名营业员补充道：“公司强迫我们休无薪假，就因为中国游客数量减少。”
不仅零售商和酒店感受到了这种影响。韩国汽车制造商也受到了重创。
现代(Hyundai)财报称，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汽车销量同比下滑14%。与此同时，起亚(Kia)在华汽车销量下滑36%，尽管同期中国市场整体增长了4%。
历史上的中国抵制
中国对敌人采取此类抵制措施的历史超过100年，它知道如何让敌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伤害。
对中国庞大市场入口的把持，赋予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执政的共产党对贸易伙伴的极大影响力，使得他们可以向国内民众展示自己的民族主义证明。但中国政府必须小心把握平衡，以确保禁运令既不会损害中国经济，也不会释放可能威胁一党统治的沙文主义和抗议力量。
此前，日本汽车制造商、菲律宾香蕉种植农和台湾旅游业工作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由中国政府和中共控制的媒体煽动起来的抵制运动中遭殃。
外国的外交官和高管们害怕被指责“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中共用来触发禁运的常用措辞。中国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习近平强硬的民族主义论调、以及微博(Weib)和微信(WeChat)等社交媒体网站可以轻易引导消费者行为的现实，都加剧了外国外交官和高管们的恐惧。
惹恼中国的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汽车被砸，工厂遭攻击、多年来为打开这个庞大市场而付出的努力一夜间付诸东流。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国问题分析师林德康(Duncan Innes-Ker)表示：“外国企业对此类政治化行动几乎无计可施，只能游说本国政府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中国抵制行动的历史，比”boycott”（抵制）这个词的诞生（这个词于19世纪80年代起源于爱尔兰）还早。这段历史就是一个包含爱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经济对抗、偶尔爆发的暴力事件的故事。
1905年，在中国爆发“杀伤力极大”的抵制美国棉花运动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呼吁对限制中国移民的歧视性法律进行改革。他警告称，“放任外国竞争对手把我们赶出中国的巨大市场，对我们而言真正是目光短浅的。”
如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制造者和终端市场的角色，远比那时更重要。通过国有企业和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力，中国政府拥有对经济的强大掌控力。因此，罗斯福关于惹恼中国的危险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激起很多国家和企业的共鸣。
不过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也成了约束。韩国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是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常常遭到中国禁运的日本一样，韩国供应很多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高科技零件和机器。
“这种经济报复行为也会有损中国政府的利益，因为中国从韩国进口中间产品来完成制造并向其他市场销售。”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Korea Fed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官员金泰焕(Kim Tae-hwan)警告称，“韩国企业也雇佣了很多中国工人。”
“一手拿风扇，一手拿水管”
近几年，日本在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争议岛屿主权上与中国对着干，引发了中国的愤怒；韩国看上去则成功地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接受大量美军驻扎的同时，加深了对华投资。但是，韩国去年决定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简称“萨德”），用来拦截朝鲜导弹。然后一切都变了。
中国对韩国此举感到极度愤怒。中国担心，这将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安全体系，导致美国对中国活动的监视升级。美国军方周二表示，萨德已投入运行。
中国对萨德的反应是逐渐演化的。最开始，中国借卫生与安全问题打击了某些韩国公司。但随着韩国推进部署萨德的态度变得明朗，中国的立场变得强硬。
货物在海关被扣住。韩国企业员工受到骚扰。韩国零售集团乐天(Lotte)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在华99家门店关门了87家，因为该公司向韩国政府移交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协助部署萨德系统。
只是到了3月，当美国开始安装反导系统的第一批部件时，才引起了中国的明确报复。中国外长王毅警告称，韩国人这样做“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
韩国向世贸组织(WTO)投诉，称中国“也许违反了一些贸易协议”。但是，韩国被卡在韩美军事、意识形态同盟以及与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商业、经济联系当中，左右为难。3月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遭罢免，导致局面变得复杂。
下周韩国总统选举的领跑候选人文在寅(Moon Jae-in)更倾向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对萨德系统持保留态度。在一次辩论中，他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韩国的抵制，但补充道，韩国应当“做出外交努力去劝服中国”。
反韩运动受到中国政府的推动，得到国有媒体的帮助。国有媒体刊载了大量谴责萨德的文章，并暗指它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阴谋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以往的抵制一样，中国地方当局害怕抗议活动可能失控。今年3月，在某地一家乐天门店外的示威者砸了一辆韩国汽车之后，当地警方告诉民众，毁坏他人财物是违法的，并呼吁“理性爱国”。
“政府与民间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起码有100年的历史了，”主题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出中国》(Out of China)一书的作者罗伯特•比克斯(Robert Bickers)说，“有时，政府努力煽动民族主义，有时政府努力约束它，也有时，它会让政府完全措手不及。”
华裔美国人、文化评论人士郭怡广(Kaiser Kuo)暗示称，中国领导人站在“燃烧着民族主义之火的窑炉旁，一只手拿着风扇，另一只手拿着水管”。郭怡广曾在科技集团百度(Baidu)任高管。
“他们可以煽高火焰，以起到威慑作用，或是用作谈判中的借口，让谈判对手看到，鉴于国内舆论声浪极高，他们的选择变得有限，”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有水管在手，他们也可以防止火焰蹿出来烧毁宝贵的周遭乡村。”
中国抵制的威力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一直就抵制的有效性展开辩论。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教授雷麦(CF Remer)在他1933年出版的《中国抵制措施之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中提出，抵制对目标国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哪怕中国也会受到负面经济影响。“单个国家发起的抵制就像是罢工，”他写道，“罢工的威胁是强有力的；罢工本身则可能代价很大，且效果不佳。”
最近的研究显示，抵制活动最初的冲击是显著的，后来贸易会复苏，这表明，订单只是延迟执行，而未被永久性取消。有些情况下，随着新的新闻热点出现，贸易禁运不了了之。换言之，需要通过冗长谈判修复关系。
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经济研究员安德烈亚斯•富克斯(Andreas Fuchs)发现，如果一国政府会见达赖喇嘛(Dalai Lama)——中国政府眼中危险的分离主义者、藏传佛教领袖——这个国家的对华出口往往会经历短暂下滑。
2012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也基本符合上述模式。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员基利安•海尔曼(Kilian Heilmann)发现，2012年9月中国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后，日本对华汽车出口12个月骤降32%（相当于19亿美元）。那轮抵制是对日本政府购买有争议的岛屿——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做出的回应。但是，贸易在第二年便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样的恢复不禁让人怀疑这些抵制活动是否成功地改变了外国政府的政策。当然，中国近年来确实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
英国投资者成功地游说英国政府不再接见达赖喇嘛，此前在2012年，因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会见了这位精神领袖，英国投资者集体遭到了中国官员的冷待。中国政府取消了多场与英国部长级官员的会晤，投资协议也遭搁置，直至确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会面。
为了重修与中国的关系，挪威不得不经历了多年的谈判，并于去年承诺“高度重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此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惩罚挪威，原因是一家由挪威议会任命的独立组织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颁给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
经济学家伊瓦尔•科尔斯塔(Ivar Kolstad)在为挪威智库CMI撰写的一篇论文中称：“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制裁影响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有可能给国际上的人权进步带来寒意”。据他估算，上述争端给挪威出口造成了7.8亿至13亿美元的损失，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已变得“太大而不能对它挑刺”。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也持类似观点，他彻底转变了其前任在南中国海争端上的对抗性立场，希望能赢得中国政府的经济让步。
“中国经济实力大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国家安全学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长罗里•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呼吁各国反击中国政府挥舞中国经济实力大棒的尝试，他对这方面的实际影响做了更细致的分析。“中国在利用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他表示，“澳大利亚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我们的经济完全依赖于中国对我们矿产出口的需求。”
中国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市场，占其出口（其中大部分为铁矿石和煤炭）的27.5%。然而，与韩国、新加坡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贸易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没那么大，因此对华出口加起来仅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多一点。
作为中国抵制活动最常指向的目标，日本正在适应如何抵消潜在的损失。“经过2012年的抗议活动，许多日本公司意识到，我们在中国的处境仍将如履薄冰，这加快了我们转移至东南亚等友好市场的步伐，”一家日本制造商印尼业务的一名高管表示。
虽然不同国家对中国经济压力的“易感”程度不同，但比克斯教授表示，随着中国政府日益加大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对外投射以及共产党日益害怕失去权力，对所有国家而言，这方面的威胁都将继续加大。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南中国海成功地强硬起来，”他补充说，“当习近平实现中国复兴的论调与中国的不安全感配合到一起时，我的确非常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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