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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5 April 2017

徐承恩: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2016年5月31日


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劃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


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

在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份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

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賺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

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

但中國在簽訂《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

香港人洩氣了,有以十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

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底,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

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強調種族的中國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

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著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

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靠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


「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

六四血跡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份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

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份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

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

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


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

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

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劃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地遙遠。


徐承恩

延伸閱讀:
Roberti, Mark (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ang, Zheng (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7/04/20160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