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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从山东聊城刺死“辱母”者的青年被判无期到四川泸州中学生遭霸凌死，中国中产阶级的愤怒一波未平息，另一波又被激起，但是，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社会的“断层线”（社会挑战和不稳定因素）远远超出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抗议，中国政府其实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威胁：反腐运动导致的官员不作为、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将出现的失业、宗教打压后的巨大反弹等等。而且，他们还指出，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可能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
美国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近日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的断层线”的讨论。在讨论中，美国观察人士和学者就中国社会以及中共政权面临的各种挑战、存在的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
“反腐运动”令官员“不作为”
蓝沛文（Piper Stover）曾经担任中国美国商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副会长，她在2049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希望通过三大途径（建立法制、反腐以及经济改革）来实现他提出的终极目标“中国梦”，即“社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众的社会福利得到解决”，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但是，她说，正是这实现“中国梦”的途径让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反腐运动，让中国许多官员不知所措。
她说：“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关注的是，法治到底是什么？我还能不能在‘给轮子加油’（行贿）了？我怎么才能捞到过去30年来我已经习惯的外快？所有的这一切现在都打上了问号。我们商界感受到的就是‘不作为’。官员们想知道，哪些地方不能动，哪些地方需要改善？现在他们陷入一片迷茫和困惑。他们不知道在习近平时代，一切都放在反腐的显微镜下时，应该如何操作。”
她说，经济增速放缓也给中国带来不小的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刚刚形成的中产阶级将如何面临财富的减少？中国向产业链上方转型的过程中，又将如何调整教育和就业等？
打压宗教群体引发反弹
华盛顿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问题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Sarah Cook）在2049 计划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谈到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带来的挑战。
她说，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对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这几个宗教群体的打压更甚。但是，她说，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的在打压非但没有让宗教人士屈服，反而引起宗他们的反抗，并激起了宗教信仰的广泛复兴。
她说：“在各个宗教群体，我们都看到了宗教信仰人士对侵入他们生活的种种打压的反抗，甚至促使他们起来抗议。他们以勇气、坚持和创造力来应对政府的控制，有时甚至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
库克说，中国政府对宗教的大规模打压实际上不但破坏了共产党自己设定的目标，即社会和政治稳定，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性，让一些本来可以与政府合作的人群走向了方面，甚至让政府体制内的一些人不满。她说，这一点在浙江十字架被强拆的过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库克和她的同事们2月底还公布了一份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习近平统治下的宗教复兴、压迫与反抗》（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Religious Revival，Repression，and Resistance under Xi Jinping）。报告关注了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七个主要宗教或灵修群体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报告说，虽然中共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在加剧，但信仰人士的抗议与回应也达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在这场长久“中国的精神之战”中，共产党正在走向失败。
被遗忘的城市农民工
梅根·福鲁克（Megan Fluker）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的资深研究员。她说，由于产业结构向产业链上方转移，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虽然目前却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抗议活动。
她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由于政府的刺激计划，甚至包括国企改革的推迟，中国目前的失业率还没有达到危险的程度。但是，她说，这些措施都有可能反弹，引发更多的失业。第二，她认为，中国农民工被分散，不聚集在城市，是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失业抗议的另外一个原因。她认为，失业的农民工总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从而分散了压力。她还说，中国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罢工行动。罢工总是孤立和地方性的，所以也没有造成大的不稳定。
但是，参加同一个研讨会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系助理研究教授清水馨（Kaoru Kay Shimizu）认为，正是这些农民工可能会成为中国将来最长期的断层线。
她说：“经过30多年的经济转型，一代农村人走向城市，但是，却没有得到城市人所拥有的教育和医疗的保障。同时，回到农村，农村也在进行城市化的进程，他们在农村的土地被征用、被转移。……这批逐渐走入老年的农民工的未来将是中国的一个断层线。”
她还提到中国中期的另外一个断层是房地产泡沫。
中国维稳能力并不如所传那么大
来自密苏里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希娜·格里藤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指出，中国的维稳能力也许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她说，虽然近年来媒体报道中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费用大幅增长，甚至超过军费开支，但是，仔细研究后，人们会发现这其中大部分（60%用于一线公安警力，15%-20%用于检察和监狱机构）还是像大多数国家一样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开支，包括执法和打击犯罪上。而且，她提到，1989年以来，中国公共安全费用在增加，有一点大家没有提到的是，中国政治活动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暴力犯罪活动也在显著增加。
她说：“所以，这个安全费用的增加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并不是完全用于维护共产党政权安全的。”
她说，横向比较，中国用于公共安全的开支并不如美国多，从人均安全费用支出上来说，中国更是落后于很多国家。格里藤斯还提到，由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费用被转嫁到地方，在中国共产党认为的更有风险挑战地区的安全费用反而更弱、更不确定。
她说：“如果我是北京的决策者，或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国共产党可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威慑力以及控制能力并不像媒体报道所说的那么强。”
格里藤斯说，中国2012年以来采取的一些措施显示，中国共产党对维稳并没有十足的安全感。比如，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另外，中国2013年以来，不再公布用于国内公共安全预算，以及加强对新疆的安全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