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三个多月之前，中美关系阴云密布。竞选期间，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火力十足的批判，尤其是对美中贸易关系的现状极其不满、极言攻击，中国被他描述成美国经济的“强暴者”、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犯、美国“不再伟大”的罪魁祸首。特朗普誓言，上任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向中国输美商品课以惩罚性关税，以此挽回美国蓝领白人丧失已久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消除持续了三十年且几乎逐年递增的巨额对华贸易逆差。特朗普一系列的对华强硬言论表明，中美贸易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更有甚者，中美关系赖以立足、台海现状赖以维持的“一中政策”也受到了候任总统的公开质疑和挑战。特朗普过渡班子成员颇具刺激性的亲俄、亲台言行，也一度让人们强烈地感觉到美国新政府即将启动某种联俄制中、扶台抑中的新战略。若果真如此，必将对中美关系的结构、体系与现状形成颠覆性、致命性的打击。
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中美关系的变化微乎其微，阴云似已消散，美国对华政策又回到了原点。所有那些在特朗普的演说、推文以及总统过渡班子拟议之中的对华政策巨变，都没有如期发生。看起来，它们要么是被中美双方（如杨洁篪、王毅、崔天凯和库什纳夫妇等人）以某种方式“交易”掉了，要么是被特朗普总统自食其言悄悄放弃了。与奥巴马任上的中美关系相比，目前中美之间政治接触、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基本框架并无实质性改变，战略上相互怀疑、利益上相互争斗、外交上相互纠缠的旧有格局恐怕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是什么因素阻止了美中关系上的“特朗普变法”？分析一下，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美国的内政因素。“通俄门”持续发酵，“禁穆令”被法院阻挡，医保改革被国会搁置，特朗普总统的“百日新政”出师不利、诸事不顺，使他很难再从容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大规模贸易战或对外战略革命。
二是美国的民意与利益格局。美国的舆情、民意尤其是工商利益集团的在华利益获得者并不允许总统在对华政策上轻率走到废弃“一中”或联俄制华的地步。事实上，虽然中俄两国在美国政坛与民间都不讨喜，但联俄的政治与道德风险比联中还要更高一些，而反中比反俄的经济损失与战略损失却要大得多，因而除非国际格局巨变，否则联俄反中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扶台抑中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更低，因为扶台的战略风险极高而实际利益甚少。这在客观上限制了特朗普团队在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的选择机会和余地。
三是朝鲜因素。朝核危机愈演愈烈，东北亚局势日渐恶化，面对金正恩政权在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上的长足进步，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主动权正在丧失，半岛局势千钧一发，已经迫近最终解决阶段。不管是以和平方式解决还是以武力手段解决，基于中朝特殊关系的历史渊源以及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关系，美国无论如何不可能从头至尾绕过中国（虽然特朗普说过“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已准备好单独对付朝鲜”），由此，“中美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习近平语）得以凸显。特朗普政府很难下定决心一边与中国撕破脸面展开贸易战或战略对抗，另一边与朝鲜金正恩政权毫无顾忌彻底摊牌，这在战术上也是不可取的。以上三个因素当中，毫无疑问，朝鲜因素最为紧迫，也最为关键。
著名的中国通、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曾经总结过一个规律：几乎每一个美国总统在竞选时期所宣称的、执政初期与执政后期所执行的对华政策都不大相同，甚至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总统都善变。出于选举策略的考虑，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承诺或有偏激、夸大之嫌，但通常都是政治家们数十年教育成长、政治思索与实际经验所累积形成的看法，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得了的。所有大的改变都有某些不得已的因素在背后起作用，正如苏联因素大大削弱了里根总统对中国强硬、对台湾亲近的决心（里根在竞选期间曾宣称要与台湾复交），反恐因素促使小布什总统悄悄收回了“中美不是伙伴而是对手”的竞选言论（小布什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曾宣称不惜代价协防台湾），此次特朗普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回心转意”，朝鲜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当初苏联因素、反恐因素对里根、小布什差不多同样的作用。
4月6日—7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匆匆举行的首次中美峰会正是发生于朝核危机面临破局、即将摊牌的背景之下。这次峰会虽然涉猎议题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习特二人的首要议题与核心议题，必定是朝鲜问题，只能是朝鲜问题。在朝鲜中远程导弹试射成功、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研制完成、第六次核试验随时可能发动的情况下，不仅美日韩这三个被金政权当作瞄准对象的朝鲜敌对国家，也包括名义上的朝鲜盟国中国，都已经意识到：留给他们“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时间不多了。金正恩不比萨达姆、阿萨德，他不仅早已拥有“让首尔变成一片火海”（朝鲜官方常用语言）的军事能力，再拖延下去，他也即将拥有（或者已经拥有）让日本、中国甚至美国遭受重大损害的军事能力，而金氏王朝所具有狂妄秉性，表明其既乐于炫耀且并不惮于使用其军事能力。事实已经证明，美中韩日以往的对朝政策不见其利、反受其害，已经彻底失败，而中国是对朝政策失败的主要责任方，立即改弦更张，是中美合作挽救半岛危机的唯一出路。
习近平此番访美没有红毯，没有阅兵式，也没有欢迎礼炮，取而代之的，是比21响礼炮隆重得多、也热闹得多的60枚导弹“下马威”：习特会前一日，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峰会当日，美国向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第一枚朝鲜导弹可以理解为金正恩向名义盟友习近平表达高度不满和愤慨（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却说“看不出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与习特会有任何关联”），后59枚美国导弹虽然打向叙利亚，但杀鸡儆猴之意明显，可以理解为特朗普故意当着习近平的面向习金正恩发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警告。此举成功地在中朝、中俄之间打入了一根楔子（习近平当场对美军打击普京的亲密盟友阿萨德政权表示“理解”）。这60枚导弹比习特会的所有“会晤成果”更能说明此次峰会的真实性质。某种意义上，金正恩是习特会的场外参与者。
习特会没有发公报，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问题显然出在中方。习近平还要给金正恩留面子，也不想把中美元首的密室“交易”摆在明处，公之于众。峰会之后，特朗普总统宣称“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极好的关系”，习同意在朝鲜问题上帮美国的忙，蒂勒森国务卿更宣称中国同意对朝鲜动手。但中国官方对习特二人商讨朝鲜问题的细节与结论未露丝毫口风，仍然重复早已破产的“三个坚持”（即坚持无核化、半岛稳定、和平解决）老官腔。显然，美国方面的说法更符合习特会的实情：如果习近平不在朝鲜政策上与美国“看齐”、向美国方案靠拢，这次峰会不仅毫无“成果”可言，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召开。至于中方所谓“为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指明方向”，就未免自视过高，有点天方夜谭了。
习特会后，六方会谈中方代表武大伟出访韩国，大批朝鲜运煤船被中国退货遣返，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开往朝鲜外海，朝鲜“光明节”盛大庆祝仪式正在紧张排练（在金日成冥诞日前后搞核试、发导弹是朝鲜多年不变的例行节目，朝鲜第六次核试目前已基本准备就绪），《环球时报》向朝鲜喊话，“朝鲜弃核与开放，有中国帮助就不危险”，习特二人于五天内再次电话商讨朝鲜问题。中美峰会使得朝鲜问题的节奏明显加速，但是，朝核危机是向着彻底解决的方向，还是向着最后爆发的方向，或是于爆发中解决、于解决中爆发，却依然并不明朗。
2017/4/13
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中美关系的变化微乎其微，阴云似已消散，美国对华政策又回到了原点。所有那些在特朗普的演说、推文以及总统过渡班子拟议之中的对华政策巨变，都没有如期发生。看起来，它们要么是被中美双方（如杨洁篪、王毅、崔天凯和库什纳夫妇等人）以某种方式“交易”掉了，要么是被特朗普总统自食其言悄悄放弃了。与奥巴马任上的中美关系相比，目前中美之间政治接触、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基本框架并无实质性改变，战略上相互怀疑、利益上相互争斗、外交上相互纠缠的旧有格局恐怕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是什么因素阻止了美中关系上的“特朗普变法”？分析一下，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美国的内政因素。“通俄门”持续发酵，“禁穆令”被法院阻挡，医保改革被国会搁置，特朗普总统的“百日新政”出师不利、诸事不顺，使他很难再从容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大规模贸易战或对外战略革命。
二是美国的民意与利益格局。美国的舆情、民意尤其是工商利益集团的在华利益获得者并不允许总统在对华政策上轻率走到废弃“一中”或联俄制华的地步。事实上，虽然中俄两国在美国政坛与民间都不讨喜，但联俄的政治与道德风险比联中还要更高一些，而反中比反俄的经济损失与战略损失却要大得多，因而除非国际格局巨变，否则联俄反中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扶台抑中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更低，因为扶台的战略风险极高而实际利益甚少。这在客观上限制了特朗普团队在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的选择机会和余地。
三是朝鲜因素。朝核危机愈演愈烈，东北亚局势日渐恶化，面对金正恩政权在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上的长足进步，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主动权正在丧失，半岛局势千钧一发，已经迫近最终解决阶段。不管是以和平方式解决还是以武力手段解决，基于中朝特殊关系的历史渊源以及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关系，美国无论如何不可能从头至尾绕过中国（虽然特朗普说过“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已准备好单独对付朝鲜”），由此，“中美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习近平语）得以凸显。特朗普政府很难下定决心一边与中国撕破脸面展开贸易战或战略对抗，另一边与朝鲜金正恩政权毫无顾忌彻底摊牌，这在战术上也是不可取的。以上三个因素当中，毫无疑问，朝鲜因素最为紧迫，也最为关键。
著名的中国通、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曾经总结过一个规律：几乎每一个美国总统在竞选时期所宣称的、执政初期与执政后期所执行的对华政策都不大相同，甚至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总统都善变。出于选举策略的考虑，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承诺或有偏激、夸大之嫌，但通常都是政治家们数十年教育成长、政治思索与实际经验所累积形成的看法，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得了的。所有大的改变都有某些不得已的因素在背后起作用，正如苏联因素大大削弱了里根总统对中国强硬、对台湾亲近的决心（里根在竞选期间曾宣称要与台湾复交），反恐因素促使小布什总统悄悄收回了“中美不是伙伴而是对手”的竞选言论（小布什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曾宣称不惜代价协防台湾），此次特朗普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回心转意”，朝鲜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当初苏联因素、反恐因素对里根、小布什差不多同样的作用。
4月6日—7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匆匆举行的首次中美峰会正是发生于朝核危机面临破局、即将摊牌的背景之下。这次峰会虽然涉猎议题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习特二人的首要议题与核心议题，必定是朝鲜问题，只能是朝鲜问题。在朝鲜中远程导弹试射成功、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研制完成、第六次核试验随时可能发动的情况下，不仅美日韩这三个被金政权当作瞄准对象的朝鲜敌对国家，也包括名义上的朝鲜盟国中国，都已经意识到：留给他们“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时间不多了。金正恩不比萨达姆、阿萨德，他不仅早已拥有“让首尔变成一片火海”（朝鲜官方常用语言）的军事能力，再拖延下去，他也即将拥有（或者已经拥有）让日本、中国甚至美国遭受重大损害的军事能力，而金氏王朝所具有狂妄秉性，表明其既乐于炫耀且并不惮于使用其军事能力。事实已经证明，美中韩日以往的对朝政策不见其利、反受其害，已经彻底失败，而中国是对朝政策失败的主要责任方，立即改弦更张，是中美合作挽救半岛危机的唯一出路。
习近平此番访美没有红毯，没有阅兵式，也没有欢迎礼炮，取而代之的，是比21响礼炮隆重得多、也热闹得多的60枚导弹“下马威”：习特会前一日，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峰会当日，美国向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第一枚朝鲜导弹可以理解为金正恩向名义盟友习近平表达高度不满和愤慨（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却说“看不出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与习特会有任何关联”），后59枚美国导弹虽然打向叙利亚，但杀鸡儆猴之意明显，可以理解为特朗普故意当着习近平的面向习金正恩发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警告。此举成功地在中朝、中俄之间打入了一根楔子（习近平当场对美军打击普京的亲密盟友阿萨德政权表示“理解”）。这60枚导弹比习特会的所有“会晤成果”更能说明此次峰会的真实性质。某种意义上，金正恩是习特会的场外参与者。
习特会没有发公报，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问题显然出在中方。习近平还要给金正恩留面子，也不想把中美元首的密室“交易”摆在明处，公之于众。峰会之后，特朗普总统宣称“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极好的关系”，习同意在朝鲜问题上帮美国的忙，蒂勒森国务卿更宣称中国同意对朝鲜动手。但中国官方对习特二人商讨朝鲜问题的细节与结论未露丝毫口风，仍然重复早已破产的“三个坚持”（即坚持无核化、半岛稳定、和平解决）老官腔。显然，美国方面的说法更符合习特会的实情：如果习近平不在朝鲜政策上与美国“看齐”、向美国方案靠拢，这次峰会不仅毫无“成果”可言，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召开。至于中方所谓“为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指明方向”，就未免自视过高，有点天方夜谭了。
习特会后，六方会谈中方代表武大伟出访韩国，大批朝鲜运煤船被中国退货遣返，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开往朝鲜外海，朝鲜“光明节”盛大庆祝仪式正在紧张排练（在金日成冥诞日前后搞核试、发导弹是朝鲜多年不变的例行节目，朝鲜第六次核试目前已基本准备就绪），《环球时报》向朝鲜喊话，“朝鲜弃核与开放，有中国帮助就不危险”，习特二人于五天内再次电话商讨朝鲜问题。中美峰会使得朝鲜问题的节奏明显加速，但是，朝核危机是向着彻底解决的方向，还是向着最后爆发的方向，或是于爆发中解决、于解决中爆发，却依然并不明朗。
201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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