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个环保组织就江苏省常州市毒地事件提起公益诉讼，1月25日反而被法庭裁定败诉，还要承担将近190万元的诉讼费，而三家污染企业却毫发无损。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涉案土地的环境污染修复工作已经施行，原诉方的诉讼目的已逐步实现，”令人啼笑皆非。环保人士批评当局将“环境维稳”扩展到法庭，并借巨额诉讼费打压环保组织。从封杀“穹顶之下”到“不可描述的自然现象”，中国当局为何如此惧怕揭示监管不力对环境的破坏？动用司法系统压制公民环保诉求是否只能起到“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效果？
环保组织在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被裁定败诉，还要承担巨额诉讼费。就连新京报和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都看不下去。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这个判决暗示了中国当局准备对社会现象，尤其是民间对环保的诉求进行严厉打压。从周强提出要对“司法独立”亮剑即可看出，中国当局今年准备不顾过去“依法治国”的口号来打击“依法诉讼”的组织，释放出令中国民众相当不安的信号。
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胡佳说，2015年中国实施了新环保法，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结果却成效不彰，因为这些组织被法院打压，背后有党的操作。造成污染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监管不力，这个判决除了让三个企业免责，更重要的是让政府免责。
判决书认为，涉案土地的污染是几十年工业发展的累积结果，而原告并没有能够提出可以清晰界定被告所需承担多少责任的证据。这可能是法庭判决原告败诉的主要依据。陈奎德说，官僚所找的法律依据站不住脚，因为官方调查的数据和地区公布的截然不同。这三家企业所在地的污染程度和周遭其他地方相比严重超标，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是他们带来的污染，以及政府监管不力造成。
胡佳说，教育部去年对常州外国语学校的调查显示，该校所在地确实存在有毒土壤，这显然是那三家企业造成的，法院的判决无疑是罔顾事实。
舆论最不满意的是法庭判定败诉的原告还需缴纳将近190万元的诉讼费。新京报指出，环境公益诉讼天价受理费现象，再次暴露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缺失。陈奎德说，巨额诉讼费实际上是给公益组织一个杀鸡儆猴的信号，显示出政府打算彻底维稳的决心。
胡佳说，公益组织是非盈利机构，所有的行为以公众利益为目的，资金来源多来自民间捐助，而天价诉讼费将对这些组织造成重创，显然是当局为阻止其他民间组织提起诉讼的手段。
胡佳说，民间环保组织的承压能力需要社会公众与环保部门的支持。政府可能会以提升GDP等理由罔顾环保，此时就需要民间舆论施加压力。
陈奎德说，环境维稳是中共的一贯思路，他们最担心的是政权出现危机，因此中共会全力阻止任何未来有动摇政权可能的小事情发展，但这样将路堵死的做法，反而可能造成有朝一日的“大爆炸”。
胡佳说，中国由环境保护受害者发起的诉愿每年以20%的速度成长，让中共担心这会造成社会动荡进而威胁政权，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格外小心翼翼。
陈奎德说，中共担心环境保护会影响GDP，以及经济改革速度放缓恐涉及政治安全，这在未来会引起更多官民间的争论。“雾霾革命”到了临界点后，恐怕会发生比现在的“维稳”还要严重更多的不稳定。
胡佳说，官员以经济发展的“数字”提升来加大自己的权力，留给社会无穷的后患。中国扭曲的体制使环境保护部门受到党性压制，而维稳部门在中国有很大的力量，尽管中国政府就是污染制造者，这些部门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把提出疑问的人解决掉，让许多人放弃了对体制的希望，但也许环境问题将来反而会促成中国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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