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近日，在川普总统颁布90天内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法令之后，印度尼西亚与伊朗一道，率先表达了对这项政策的遗憾，并就该法令将在穆斯林国家引起不满和躁动提出了警告。尽管印尼并非禁令所针对的七个国家之一，但作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在涉及伊斯兰宗教的问题上，总是希望表现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的态度。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对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会将印尼推向中国的阵营。但是，印尼国内民族冲突的历史渊源和印尼政府对其在东盟区域的自我定位，决定了印尼在短时间内不会像一些东南亚国家那样积极投向中国，而是会在强化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在区域内的政策保持一定的警惕。
起伏不定的两国关系
印尼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1965年和1998年两次印尼国内的暴乱作为里程碑，两国关系的几次转折都是由于印尼国内的政治矛盾而引发的。
印尼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之一。此后，两国关系在万隆会议精神、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曾经一度进入过“蜜月期”。然而，这个旨在对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伙伴关系随着1965年9月印尼国内的军事政变而结束，两国随后宣布断交。
印尼国内将两国关系的这次转变归咎于中国向东南亚“输出革命”、支持印尼共产党所造成的后果，而中国则指责印尼民族主义情绪恶化，将仇视印尼华人的浪潮延伸到其反对中国的立场。在印尼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都被视为“干预印尼内政的潜在入侵者”，而印尼华人则被认为是“掠夺印尼本地人财富的外来者”。按照印尼外交家、前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苏克玛（Rizal Sukma）的说法，印尼国内精英阶层将中国大陆、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称为对印尼国家稳定的“三角威胁”。
两国关系从“蜜月期”进入到长达20多年的“对立期”，即使在中国结束“输出革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逐渐开始深化与东南亚其他几个主要国家的关系时，印尼对中国的警惕心理始终未曾消退，两国关系也迟迟未能回到正常轨道上去。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篇章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和随之引发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暴乱，造成印尼华人的财产与安全受到极大危害。尽管中国政府表达了关切和抗议，但并未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大张旗鼓的指责，印尼政府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强烈回击、指责中国干涉内政，而是在暴乱平息之后，反思国家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政策，反省印尼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民主制度，重新审视印尼华人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并在后来一段时间内在法律上去除了先前的歧视性条文，恢复华人经济地位，承认华人文化为印尼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苏克玛在其著作《东盟与中国的崛起》（ASEAN and the Rise of China）一书中评价道：“雅加达和北京都尽量防止了让印尼历史积存的族裔问题破环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不再强力介入印尼国内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以及印尼政府对于自身民族政策的反省，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使得印尼的精英阶层不再将中国视为企图分裂印尼的潜在威胁，“从1998年5月开始，两国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改善，双边合作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安全和国防等领域。”
新时期关系变暖
印尼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危机之后的印尼面临着金融系统瘫痪、经济发展停滞、分离主义呼声四起的局面。苏克玛在其著作中分析，后面几届印尼政府都将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国家重要的外交政策，这其中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印尼政府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感到失望，尤其是在西方压力下，印尼不得不于1998年同意让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从而使得东帝汶脱离印尼实现了独立。这让印尼的精英阶层感受到“来自西方的背叛”，并开始重新思考长期以来印尼“对西方过度依靠的政策”。而中国则在两国高层互访和东盟会议等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支持印尼政府为保持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支持印尼政府化解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省独立的举动。
其次，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暴乱事件使得大批华人逃离印尼，并将大量资产转移出境。印尼政府感到，要想重振国家经济，就必须让举足轻重的华人商界回归对印尼的国家认同，重拾对国家的信心。于是，印尼不仅积极在国内修宪，在法律上消除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并且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以此得到印尼华人的支持。尽管当时印尼华人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并没有印尼人想象的那么密切（实际上，很多印尼华人更偏爱台湾，或者为了强调印尼人的身份认同，而刻意表现出与中国的疏远），但印尼政府的这些举措确实向当地华人传递出积极的信息，也间接削弱了与中国关系发展当中的一个障碍性难题。
再者，有别于西方投机资本对印尼金融领域造成的巨大伤害，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向印尼提供了多方面的经济援助。在印尼发生大地震并引发印度洋海啸的灾难期间，中国向印尼提供了数笔经济援助，同时派遣了搜救团队和医疗小组，这些都使得印尼国内从官方到民间表现出由衷的感激之情，从而进一步化解了对中国的不信任。
总之，在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顾虑和民族问题的障碍之后，印尼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变暖。在民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逐渐被印尼民众所仰慕，印尼人甚至在媒体上表示，希望印尼政府向中国学习。在政府层面，中国不再被视为对印尼的潜在威胁，而被看作“区域内负责任的大国”。
分裂东盟重新引发印尼担忧
尽管印尼在东盟十国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中下游水平，但2亿多的人口使其拥有了巨大的经济体量，也使得印尼政府在东盟内部自视颇高，总希望印尼能够成为未来东南亚共同体的盟主。
现任总统佐科于2014年上台后，提出了将印尼建成“全球海洋支点”的构想。这个构想起初只涉及到海洋安全、外交和防务，后来扩展到贸易、渔业、旅游和交通等领域。印尼政府希望将这一构想逐步完善，渐渐形成以开发海洋潜力带动印尼综合发展的国家战略。
印尼的这项“海洋强国战略”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也存在着竞争和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利平等人最近在《东南亚研究》上撰写了文章——《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代表了中国智库级机构对这一关系的解读。
该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尼两国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下，可以在基础设施、渔业、科技教育、海洋安全等方面进行合作，但这样的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政策沟通不足、纳土纳（Natuna）岛问题、印尼国内的民族主义、以及来自美日等国的竞争和干扰。
不过，文章没有提到的是，这些挑战在印尼政府看来，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印尼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长期意图和作用的不确定性。对于致力于促进东盟一体化进程、并希望在此过程中担任盟主角色的印尼政府来说，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分裂东盟的坏作用。对于印尼的精英人士们来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负责任的大国”向一个“区域性霸权”的角色转变。而这种转变不仅削弱了印尼在区域中的地位，阻碍了东盟各国扩大合作的可能，也降低了印尼对中国的信任度。
印尼总统佐科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印尼国会很快就通过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决定。印尼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是，正如苏克玛在其著作《东盟与中国的崛起》一书中所预测的那样：“任何表明中国企图成为区域主导力量的迹象，都会重新挑动印尼人敏感的神经。”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对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会将印尼推向中国的阵营。但是，印尼国内民族冲突的历史渊源和印尼政府对其在东盟区域的自我定位，决定了印尼在短时间内不会像一些东南亚国家那样积极投向中国，而是会在强化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在区域内的政策保持一定的警惕。
起伏不定的两国关系
印尼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1965年和1998年两次印尼国内的暴乱作为里程碑，两国关系的几次转折都是由于印尼国内的政治矛盾而引发的。
印尼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之一。此后，两国关系在万隆会议精神、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曾经一度进入过“蜜月期”。然而，这个旨在对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伙伴关系随着1965年9月印尼国内的军事政变而结束，两国随后宣布断交。
印尼国内将两国关系的这次转变归咎于中国向东南亚“输出革命”、支持印尼共产党所造成的后果，而中国则指责印尼民族主义情绪恶化，将仇视印尼华人的浪潮延伸到其反对中国的立场。在印尼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都被视为“干预印尼内政的潜在入侵者”，而印尼华人则被认为是“掠夺印尼本地人财富的外来者”。按照印尼外交家、前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苏克玛（Rizal Sukma）的说法，印尼国内精英阶层将中国大陆、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称为对印尼国家稳定的“三角威胁”。
两国关系从“蜜月期”进入到长达20多年的“对立期”，即使在中国结束“输出革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逐渐开始深化与东南亚其他几个主要国家的关系时，印尼对中国的警惕心理始终未曾消退，两国关系也迟迟未能回到正常轨道上去。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篇章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和随之引发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暴乱，造成印尼华人的财产与安全受到极大危害。尽管中国政府表达了关切和抗议，但并未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大张旗鼓的指责，印尼政府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强烈回击、指责中国干涉内政，而是在暴乱平息之后，反思国家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政策，反省印尼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民主制度，重新审视印尼华人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并在后来一段时间内在法律上去除了先前的歧视性条文，恢复华人经济地位，承认华人文化为印尼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苏克玛在其著作《东盟与中国的崛起》（ASEAN and the Rise of China）一书中评价道：“雅加达和北京都尽量防止了让印尼历史积存的族裔问题破环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不再强力介入印尼国内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以及印尼政府对于自身民族政策的反省，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使得印尼的精英阶层不再将中国视为企图分裂印尼的潜在威胁，“从1998年5月开始，两国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改善，双边合作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安全和国防等领域。”
新时期关系变暖
印尼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危机之后的印尼面临着金融系统瘫痪、经济发展停滞、分离主义呼声四起的局面。苏克玛在其著作中分析，后面几届印尼政府都将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国家重要的外交政策，这其中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印尼政府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感到失望，尤其是在西方压力下，印尼不得不于1998年同意让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从而使得东帝汶脱离印尼实现了独立。这让印尼的精英阶层感受到“来自西方的背叛”，并开始重新思考长期以来印尼“对西方过度依靠的政策”。而中国则在两国高层互访和东盟会议等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支持印尼政府为保持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支持印尼政府化解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省独立的举动。
其次，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暴乱事件使得大批华人逃离印尼，并将大量资产转移出境。印尼政府感到，要想重振国家经济，就必须让举足轻重的华人商界回归对印尼的国家认同，重拾对国家的信心。于是，印尼不仅积极在国内修宪，在法律上消除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并且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以此得到印尼华人的支持。尽管当时印尼华人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并没有印尼人想象的那么密切（实际上，很多印尼华人更偏爱台湾，或者为了强调印尼人的身份认同，而刻意表现出与中国的疏远），但印尼政府的这些举措确实向当地华人传递出积极的信息，也间接削弱了与中国关系发展当中的一个障碍性难题。
再者，有别于西方投机资本对印尼金融领域造成的巨大伤害，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向印尼提供了多方面的经济援助。在印尼发生大地震并引发印度洋海啸的灾难期间，中国向印尼提供了数笔经济援助，同时派遣了搜救团队和医疗小组，这些都使得印尼国内从官方到民间表现出由衷的感激之情，从而进一步化解了对中国的不信任。
总之，在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顾虑和民族问题的障碍之后，印尼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变暖。在民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逐渐被印尼民众所仰慕，印尼人甚至在媒体上表示，希望印尼政府向中国学习。在政府层面，中国不再被视为对印尼的潜在威胁，而被看作“区域内负责任的大国”。
分裂东盟重新引发印尼担忧
尽管印尼在东盟十国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中下游水平，但2亿多的人口使其拥有了巨大的经济体量，也使得印尼政府在东盟内部自视颇高，总希望印尼能够成为未来东南亚共同体的盟主。
现任总统佐科于2014年上台后，提出了将印尼建成“全球海洋支点”的构想。这个构想起初只涉及到海洋安全、外交和防务，后来扩展到贸易、渔业、旅游和交通等领域。印尼政府希望将这一构想逐步完善，渐渐形成以开发海洋潜力带动印尼综合发展的国家战略。
印尼的这项“海洋强国战略”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也存在着竞争和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利平等人最近在《东南亚研究》上撰写了文章——《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代表了中国智库级机构对这一关系的解读。
该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尼两国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下，可以在基础设施、渔业、科技教育、海洋安全等方面进行合作，但这样的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政策沟通不足、纳土纳（Natuna）岛问题、印尼国内的民族主义、以及来自美日等国的竞争和干扰。
不过，文章没有提到的是，这些挑战在印尼政府看来，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印尼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长期意图和作用的不确定性。对于致力于促进东盟一体化进程、并希望在此过程中担任盟主角色的印尼政府来说，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分裂东盟的坏作用。对于印尼的精英人士们来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负责任的大国”向一个“区域性霸权”的角色转变。而这种转变不仅削弱了印尼在区域中的地位，阻碍了东盟各国扩大合作的可能，也降低了印尼对中国的信任度。
印尼总统佐科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印尼国会很快就通过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决定。印尼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是，正如苏克玛在其著作《东盟与中国的崛起》一书中所预测的那样：“任何表明中国企图成为区域主导力量的迹象，都会重新挑动印尼人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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