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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 February 2017

我是编辑我可耻 我为祖国浪费纸

文 | 介子平 山西出版集团《编辑之友》杂志社副总编辑
这是资深出版人介子平的一篇博文，标题有点刺耳，所谓忠言逆耳，自有其价值。
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国家浪费纸。不知谁的玩笑话，以我近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深以为然，属七分正经，三分揶揄。
黄侃说“八部书外皆狗屁”，话虽粗糙，暗含大理。时下，读书人越来越少，书却越出越多，全国年出书品种已逾37万个，其中大部分游离于市场之外，不能全然否认其价值，但很难说出其价值。
自费出版系列中，有圆梦夙愿者，以期达到“立言”之不朽；有各行当专业或业余研究者，一生事业，半世功名，虽兀兀穷年，孜孜以求，却总不得要领，难以入港，春鸟秋虫自作声，结集成册，算是了却一桩心愿，然藏不得是拙偏要藏，露不得是丑偏要露；各地大小机构官员格式化的讲话稿，尽管瘪干空洞，人云亦云，皆由秘书捉刀，版权则属领导，出版时冠以宏观大题，与上旨不杵，与时代合拍。这些书稿，无不由编辑随方逐圆、删繁就简加工完成。
坯子朽，底子混，须编辑呕心于此，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而文字易谬，校勘极苦，味同嚼蜡也得嚼，难以下咽也得咽。然瓦缶终归瓦缶，再包装也成不了牺樽。书印毕，作者悉数拖走，其实印刷厂的隔壁，就是造纸厂。签名后分送亲朋好友，被送者随手作废书处置，观人题壁，便识文章，不看也罢，省得误人。偶有流入旧书市场者，送书人悻悻然，其实不论新书市场旧书市场，终归是个市场。逛晋东南某县新华书店，其间一角落设有“地方作家专柜”，竟有几百品种一堵墙的排列，蒙尘既久，无人驻足。
此番情形下，出版竟异常的繁忙，编辑工作量也大增。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编辑一年编一两本书，期间对稿件质量反复琢磨，一年且有一两个月的所谓业务学习时间。而时下，编辑上岗多不经岗前培训，一年要编一二十本书，每本少则十几万字，多则翻倍。由编辑成为学者，成为周振甫、钟淑河、唐浩明的时代业已过去。过去是先有好书再有热点，先出好书再成名人，现在则是先有热点才有畅销书，先成名人才好卖书。
今天好编辑的标准是：要么赚钱，要么获奖，前者更当紧。编辑遂成项目人、市场人，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除却眼前庶务，很少关注其他，遑论充电云云。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谁曰不然。英国剧作家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说：“在这人世间，万恶其实都是那些一向忙忙碌碌的人造成的，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忙，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该做。”编辑即属此类人。
我的书我做主，往往不计成本，开本要大的，用纸要贵的。通过编辑的劳动，好纸由此变废纸。即便上市书，为市场认可也难。销售一本，意味着两本的库存积压，所谓“一排排大树倒在库房里”即所指。如今，各类畅销书多为民营工作室所造，书名引人，包装超前，翻看内容，直呼上当，皆为市场量身定制者也。这些工作室没有书号，要正规出版只得移交出版社编辑处加工，编辑便是来料加工车间的操作员，即批量化生产的一个环节。
教辅书相对好卖，故多数出版社涉足此域。这类书的编辑，也叫编辑，虽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编过什么书。此类书时效性极强，学生开学后，便再无人问津。于是设计开本时，有意将天头地脚留得宽些，为的是回笼印刷厂，换个封面版权页，重新装订时可有几毫米的裁裕。来年市场上的新酒，有多少只是旧瓶上换了张商标。教辅是应试教育的帮凶之一，此乃编辑之原罪。
纵如此，尚有新人怀揣理想接踵而至，有好事者归纳这个行业的现状：入行不学徒，进门就干活，识字就编书，编书不看书，看书不写书，写书不评书，评书不懂书，改稿语不通，导向弄不清，销售论英雄。
2012年在京参加“韬奋基金会”召开的一次关于出版人才的主题研讨会，与会者感叹此行业人才流失之严重，某著名出版机构半年内便有五十位骨干编辑出走。几年下来，通常的情况是，女孩子多能留下，男孩子则离开者多。原因是女孩子可二次投胎，嫁个好婆家，男孩子则需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经济压力大，而出版行业的收入相对不高，澹泊之守，镇定之操，原来都须以经济作基础。
我则私下里唱反调：年轻人此处已不值得坚守自我，赶紧寻找出路去吧，“在心灵的国土上，做自己的王”。以小明大，一叶知秋，这个行业已提前进入衰退期，而我当年入道正逢其时，一派勃勃生机景象，不过三十年的工夫，已然成墟。一种焦虑取代另一种焦虑，一种欲望覆盖另一种欲望，此处夕阳西下，彼处必有旭日东升，太阳只有一个，你所处的区域不同而已。阅读媒质变了，但阅读仍在，有阅读便需编辑加工，只是传统出版业应变乏术，年轻人望不到前途。好编辑不易得，流失确也可惜。
我平胸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布料。定位于落英成尘的编书匠有什么不好，只是以“人类进步的使者”等等匪夷所思的话来崇高之，过誉了，溢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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