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劉仲敬：世界體系和中國系統的融合與衝突

2015年5月29日日本演講 — — 「中國的現狀與未來 — — 青年學者對話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表面上有點大，超出了正常的歷史學研究那種細碎化的方法，但是由於中國目前的局勢正在對世界造成的問題，是中國自身和世界各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所以我們必須退回到比較長的時間段，回顧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世界的來龍去脈。
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世界，是由眾多民族國家為單位所組成的國際體系。在四百年以前，這樣的國際體系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全世界都並不存在。國際體系最先在歐洲內部產生，首先它所需要的就是把多層次、多實體組成的封建式的網絡狀權力體系加以改造。改造，或者說演化，造成的效果是，把原先的各個政治實體劃分為國內和國外這兩組。國內的各個實體要通過憲法體制實現利益和觀點的共識，通過國家利益，統一地表達他們的利益和觀點。各國之間的交涉，要通過國家利益和國家單位進行，使原先沒有什麼明確區別的國內憲法衝突和國際間的利益衝突，從此以後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
在奧蘭治親王時代的國際交涉中，你還必須對親王的宮廷、荷蘭的三級會議和阿姆斯特丹的市議會分別進行交涉；但是在維也納會議的時候，你已經可以只跟荷蘭的外交代表進行談判就能解決問題。這個過程在歐洲是通過自發演化實現的，但是在亞洲和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基本上是歐洲國際體系的擴張強加於他們的。就遠東的情況來看，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近代的命運，無論是他國家內部的憲法體制還是外交體制，還是國家認同和歷史敘事，都是隨著國際體系的演化，根據國際體系演化的需要而產生的。
在這個過程中，你需要做到模仿歐洲的先例，做到幾件事情。
第一，你要划定邊界，確定哪些政治實體屬於國家內部，應該通過國內的憲法體制來協調他們的利益和關聯；哪些政治實體屬於國外的政治勢力，需要通過外交關係，作為國際體系的一部分來加以處理。
第二，在做到這一點以後，你必須對你建立的這個國家實體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他將來在國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規劃。
第三，在這些規劃確定以後，你要根據你的自我定位和你的未來使命感，對國民進行教育，培養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利用這種新的國家認同，來鞏固你的共同體，加強你在國際體系中的力量。
如果你的自我認同不太明智、或者說對國際體系的認識不太清楚、對國民的教育不太符合未來國際體系演變的方向，那麼你在加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間，就很容易引起嚴重的衝突。相反，如果你在這三方面的認識都比較清楚，做法都比較好，那麼你在融入既有的國際體系的過程就會比較的順利，代價就比較少，成就就會比較大。
就中國和日本近代的情況來看，同樣的事物在不同的認知結構之下，會產生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們回顧過去1937年的中日之間的衝突，就可以看出，如果交涉雙方對國際體系和自身的角色都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認知的話，衝突也不是必然的。
中國方面的問題在於，他的自我認同要求他建立一個排除帝國主義勢力的獨立主權國家。這個國家的首要使命就是修改從清朝末年以來簽訂的一系列條約，這些條約允許列強在他的邊境之內行使眾多的權利，例如：保留庚子條約留下來的從北京到天津的非軍事區，把這些區域的巡邏和治安托付給外國軍隊；保留上海的自由貿易區，對這個貿易區，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徵收關稅，必須經過列強的協商；而當地的議會和政體，要取決於當地納稅人，而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
從中國清末梁啓超時代，一直到國民革命以後，逐步養成了一種新的國家敘事，要求未來新的中國修改原有的國際體系，取消這一系列原有的遠東條約體系對他造成的約束。然而，如果列強並不是全都願意修改這些條件，例如蘇聯和日本不願意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來改變他們在條約體系中的既得利益的話，那麼實際上衝突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他願意像原先的北洋政府一樣，在承認既有國際體系的情況下，緩慢的演化，那麼衝突並不是一定會發生的。
在日本這方面來說，日本也有兩種不同的自我想象，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為國際體系的普通一員，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為負有特殊使命的國家，負有解放亞洲甚至是所有有色人種的使命。按照前一種解釋方法，所有的衝突其實都是技術性的和局部的，他完全可以，首先忍受地方性的衝突，然後通過國際斡旋來解決問題，不會對日本本身的地位造成重大的挑戰；按照後一種解釋，日本就可以把他面臨的種種衝突看成現有國際體系無法允許日本實現他的國家想象的一個重大障礙，最終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推翻既有國際體系才能夠伸張他自己的使命和正義。
中日兩國的這兩種想象的衝突，使在1920年代本來可以作為地方事件解決的技術性衝突，在1930年代終於演化成為破壞整個國際體系的大規模戰爭。在1930年代的衝突中，日本處於主動地位，因為他當時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足以破壞國際體系的地步；而中國儘管自身的國家想象同樣不符合國際體系的需求，但他的實力不足以對國際體系構成整體性的挑戰，所以他的作用顯得不太明顯。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因為經過一百多年的演化，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的融合度已經很高。可以預見，他將來的發展渠道不會發生重大的偏差，只會在現有的情況下進行細微的調整；而中國，在經過一百多年的長期震蕩以後，他對自我的定義、自我的想象、對將來在國際體系中發揮的作用、和自身的憲法結構和國民教育，都仍然處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狀態。他存在著多種發展和選擇的可能性：在一個極端上，他錯誤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現有的國際體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種情況下，他決心把融入國際體系當作自己首要的任務，那麼他必須對自己的國內體制和國民教育、整個歷史敘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使他現有的結構符合未來發展的需要。
目前的中國，它的自我想象包括兩種成分，這兩種成分都不大符合未來它的需要。
第一種敘事產生於列寧主義的革命敘事，他要求把整個舊世界的政治經濟體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給自己賦予改善整個體系的特殊使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它發生什麼具體的問題，那麼這種具體的問題就不能通過純粹經濟發展的方式來解決，而是會把它解釋成為，在現有的不公正的國際體系之下，他最終還是沒有辦法通過合法的和常規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
第二種敘事，就是中國國恥教育的敘事，這種敘事假定近代以前的華夏文明，是一個比歐洲更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道德觀念高於歐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國際體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不得已的妥協，在他自身強大起來以後，他應該擺脫這種束縛，給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對他來說，是恢復原有的光榮和偉大的地位，也給世界提供一種比歐洲人能帶來的這種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這種歷史解讀的方法雖然在性質上不同於列寧主義的歷史解讀方法，但是它對現有的國際體系都是一種革命性的衝擊，使中國自身承擔了一種他目前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承擔的巨大的負擔。
有許多跡象表明，目前的情況和目前的政策已經深刻地受到這兩種歷史想象的影響。像一帶一路這樣的工程，如果你僅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應該說很難是合理或者是合算的。它涉及的地區，在政治安全上是如此之複雜，在金融方面的信用很差，如果你貿然地捲入這些地方，提供大筆貸款，從純粹經濟的角度來講，收回貸款的時間非常之漫長，利潤非常之微薄，不確定性很大，應該說很難成為一個純粹追逐利益和經濟發展的政治集團所追求的目標。
但是你如果從自身的特殊使命感和自我想象來考慮的話，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根據革命敘事，如果你自身的發展受到現行的舊秩序的約束，因此無法有效地展開，合理的辦法就是像蘇聯在1920年代所採取的那種辦法，把你的力量投送到國際體系相對薄弱的遠東地區，從側背開闢新的陣地，或者說相當於共產黨在1930年代長征到西北那種情況。按照第二種敘事，中國在恢復它原有的國際體系，那麼重點就不再是近代體系所體現的海上支配力量，而是要在傳統的、1500年以前的亞洲大陸帝國的模式，把文明的中心從英美所主導的海上重新移回到以內亞為中心的大陸上去。根據這種邏輯，即使通向巴基斯坦的中亞道路很不安全、經濟上無利可圖，但是它就是恢復漢唐輝煌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途徑。
這兩種想象既然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現有的政策，那麼我們不得不考慮它會給中國未來造成什麼樣的命運。照我看來，只有一點是確定的，像現在冷戰以後的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很難容納剛才所描述的那兩種衝突：無論是列寧主義的，堅信自己是宇宙的真理的這樣的中國；還是堅信自己是漢唐文明的繼承者，必須恢復大國榮耀的中國。
如果說現在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能夠容納誰的話，那他頂多能夠容納一個地方性的邦國，這個邦國願意遵守美國在冷戰以後根據威爾遜總統理想所設計的那種集體安全體系，放棄自己採取單邊行動的自由。但是按照中國現有的歷史想象，接受這種地位的話，等於是放棄了它在過去一百多年時間，經過長期犧牲和巨大代價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機會。如果雙方的認知圖景都沒有辦法做出重大修改的話，各自堅持各自的路線，就會造成巨大的衝突。在這個衝突當中，很難會有什麼絕對的正義，因為你所堅持的正義標準是由你自己的認知圖景決定的。如果你堅信你自己的自我定位是正確的，那麼你為了實現這個自我定位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義的，而別人為了妨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正義的。所以這件事情到最後，還是要依靠決斷來判斷：你必須確定你的最高目的是承認現有的國際體系，然後根據現有的國際體系改變自身；還是要堅持自己對自己原先的想象，強迫國際體系做出相應的調整。這個決斷是非常關鍵的，它涉及到中國將來能不能夠像現在，根據現在的路徑繼續走下去。
我們都知道在1978年開始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為中國的發展設立明確的目的，照鄧小平那個很生動的說法來說，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之所以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因為所有各方對於遠期的發展目標其實並沒有一個充分的共識，只是對近期要改善自身的地位能夠達成共識，所以我們可以近期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在現在，在財富和實力已經積累到一定階段，世界體系不能對中國視而不見，而中國對世界體系也不能視而不見的情況下，你就要考慮，摸著石頭過去以後，你真正的目的是什麼?未來的中國應該是怎麼樣的？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現在這個政治實體的中國和歷史上的華夏文明是什麼關係？現在的共產黨和歷史上負有世界革命使命的那個共產國際和共產主義理論是什麼關係?未來的中國人應該建立怎樣的政治實體?應該怎樣處理它和世界的關係？在這些問題得到解答以後，然後你才能夠根據你對這些問題做出的解答，重新塑造你的國民認同，重新塑造你的歷史敘事。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所謂的歷史正義，或者說是中國的發展目的，才會有真正的意義。
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這幾方面還處在完全脫節的狀態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依賴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因此從事這一方面的官員、知識分子、或者是其他的人，對國際體系是抱著，可以說是抱著比較理解和擁護的態度的。但是在安全方面，情況顯然不同：儘管柏林牆倒塌已經結束了歐洲的冷戰格局，但是從朝鮮戰爭到金門危機，所形成的這個遠東冷戰邊界，仍然是存在的。從隔離朝鮮南北的三八線，一直延續到金門島，伸向南方，這條邊界，1955年的冷戰邊界，目前仍然存在。從經濟上講，冷戰的雙方已經具有高度的依存性，誰也離不開誰，雙方關係的任何削弱都會對雙方造成極大的損害。但從安全上講，他們沒有辦法達成任何共識，重新採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各國採取的那種相互威脅的做法，這在最近的釣魚島危機和南海危機上面表現得非常明顯。安全結構和經濟發展需要的脫節，這是目前遠東形勢最明顯的特徵。
歸根結底，它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的自我定位和目前的世界體系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衝突。這個衝突不是存在於中國和日本之間，因為日本的自我認識和憲法結構和外交結構融合度已經很高，而中國大體上來講，在很多方面，仍然處在這個結構之外。可以說，中國現在已經結束了1978年以後，相對還能夠達成共識的一個穩定平穩發展期，進入一個相對高風險的窗口期。在這個窗口期中間，豐富的政治想象力和明智的決斷才是你最主要的資產。謝謝。
答問部分
提問(一)：中國這種體制能不能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
提問(二)：日本究竟是不是軍國主義國家?日本怎樣才能真正認識中國?
答：關於中國能不能夠融合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它有特殊的性質，它是一種威爾遜主義體系，因此你就不能說，只要有了足夠的實力，把實力足夠強的國家都加入進去就能夠解決問題。我們要注意威爾遜主義提出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十九世紀和十九世紀以前的國際關係。在那種環境中間，所有的政治國家都享有戰爭和和平的完全自由，沒有超越國家的組織能夠對他的權力進行約束。同時，國與國之間的聯盟是有限的和具體的。因此這些制度和社會形態非常不同的國家，只要在某一個或者幾個具體目的上需要合作，他們就能夠簽訂有效和具體的盟約，加以執行，不會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以及國家聯盟和國家聯盟之間的衝突，要依靠實力均衡的方式維持，實力均衡的定期破裂會導致戰爭。
威爾遜主義的意思就是說，這種定期戰爭的體制對人類文明是不利的，最好是通過集體安全的方式，使文明達到一個更高的層面，這當然是一個偏理想主義的界定。這個集體安全體系，實際上是要限制其所有成員國發動戰爭的無限權力，同時，把集體安全體系內部各國的承諾從有限和具體的承諾變成無限和不明確的承諾。這後一點是非常至關緊要的。我們可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外交協約，比如說英法兩國之間的協約，它們都是非常具體的，例如英國皇家海軍要負責保護法國的北部海岸，但是不負責保護法國的地中海海岸，諸如此類。英日聯盟在某種情況下，英國要支援日本，但是在其他那種情況，例如在日俄戰爭情況下，英國並不是必須要為了日本對俄國宣戰。這些條約都是非常具體的。可以說是，英法兩國無需政治體制一致，或者英日兩國無需國家認同一致，他們都能夠實施這種有限的盟約。但是美國提出的威爾遜主義，就要求各國具有非常高的信用度，因為他的承諾是無限的。
威爾遜主義有兩個典型的成就，一個是聯合國，一個是北約。它們都是美國影響力擴大的結果，基本上都是進一步兌現了威爾遜主義的基本精神。像北約對法國提供的安全保障，那就跟大英帝國對法國的安全保障是極不相同的。它是非常模糊和浮泛的。如果法國的安全受到威脅，那麼就要通過北約安全理事會進行一系列討論，也就是說，法國必須信賴美國和北約其他國家的決策程序。他們在法國認為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也一定會感同身受的認為法國受到威脅。這樣的高信任度，只有在美國的核心盟國都跟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決策程序高度相似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北約之所以能夠維持，就是因為它的核心成員，大體上都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民主國家，能夠實現高信任度。而聯合國其實成立的初衷也是威爾遜主義的，也是按照美國人的想法設計的，但卻實現不了。因為它的核心成員包括像蘇聯這樣的，跟美國體制相差甚大，決策程序相差甚大，既沒有辦法達成共識、也沒有辦法實現決策透明度的政治實體，因此聯合國最終不可避免的，實現不了集體安全，變成一個扯皮的機構。
所以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我們不能說是，中國強了以後，就按照以前英法結盟或者英葡結盟那種方式，結成一個霍布斯式的主權國家的聯盟。這樣的聯盟只能適用於具體的事項，例如在伊拉克戰爭中或者反恐戰爭的時候，中美確實可以達成這樣的具體的合作，但是這樣的合作實現不了威爾遜主義集體安全的目的，也沒有辦法把中國納入這個體系。中國想要進入這個體系，實際上，他不能像昭和日本一樣，存在著不確定的、模糊的決策中心，而必須像戰後的日本一樣，實行跟美國大體上相同的體制，實現兩國之間的高度互信。在這種前提之下，同時包括中美兩國的集體安全體系才能順利運作。所以集體安全體系跟十九世紀的結盟體系不一樣，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外交問題，它是要求國內憲制進行高度配合的。中國如果想要進入這樣的體系的話，他是要對自身進行重大改造的，這一點恰好是最關鍵、最困難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中國無法進入國際安全體系，另一方面，集體安全體系之外存在著足夠強大、能夠對他進行挑戰的政治實體，這就會造成一個衝突。
關於軍國主義，因為軍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宣傳上的名詞，因此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意義。我只能說我自己的定義。我自己對軍國主義的定義就是，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著憲法之外的政治勢力，軍隊可以在違背國民和國會的意志，行使憲法之外的權力，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就是軍國主義國家。昭和時代的日本間斷性的處在軍國主義的支配之下，但現在的日本肯定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即使日本修改了他的憲法，恢復了他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權力，甚至恢復他進行戰爭的權力，只要他自己的軍隊仍然處在內閣和國會有效的控制之下，沒有獨立的政治地位，他都不能說是軍國主義國家。同時，現在的中國也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只要黨指揮槍的原則仍然存在，軍隊只能通過共產黨這個集團行使它的權力，就仍然不能說是他是軍國主義國家。如果說中國存在著法外的政治集團，那麼這個政治集團是中國共產黨本身，中國軍隊是不可能越過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治集團發揮影響力的。所以我們得回到老生常談的說法，就是說，承認現在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國家，而不是什麼軍國主義國家，黨也是文官管理的。這雖然是老生常談的說法，但是比起初級階段的、宣傳性質的說法，還是要相對來說靠譜一些。
至於日本人怎樣認識中國的問題，我想，關鍵在於沒有人能夠正確認識中國，因為這一點根本上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自我認定、自我認同和國家定位還沒有明確，在「中國人自己不知道中國應該是什麼」、「中國和歷史上的華夏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和歷史上的共產主義運動應該有什麼關係」以前，這個問題是無解的。我們要明白國家和國民的概念不是像自然人的概念那樣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個政治建構的產物。政治建構是人為的，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修改的，未來的中國需要怎樣的自我建構，這恰好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危險、最重大的問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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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 January 2017

劉仲敬：世界體系和中國系統的融合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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