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序
贺卫方
在中国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尽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说法，但是，民主与法制（法治）的建设始终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主题，也是一个衡量整个改革开放进展程度的重要检测指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何时在法治方面有些进展，改革就会显示出更多的活力；何时改革陷入停滞状态，那一定会伴生着对法治理念的抵制，也许那正是推动依宪治国方面——或者用我们更常见的话语，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遭遇挫折或停滞的一个必然结果。
的确，近年来，我们正在遭遇到这种困难。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愈来愈提升的今天，法治建设方面却出现了某些问题。政府的公权力在不断膨胀，公民基本权利遭侵犯的情况并不少见。所有这一些，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在转型道路上遇到了困难和危机。
国人对于“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缺乏准确的理解，知识上的不足很自然地导致了认知和实践中的混乱。例如某些人会人为地在中国的“依宪治国”与所谓“西方宪政”之间划出界限，断言后者属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用于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便是一些推动宪政的学者，也存在着某种含糊其辞的话语特色，尤其是试图把某些与现代宪政难以兼容的理论正当化，或者回避其间的矛盾，以求用瞒天过海的策略实现真正的宪政。在这种情况下，清楚的宪政目标的设定，整体性的宪政体制框架以及实现宪政途径的构思都无从谈起。
在这种背景之下，王建勋博士的这本《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就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最切合需求的著作。建勋早在北大法学院攻读硕士期间，就表现出对于公法学的浓厚兴趣。后来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政治学大师奥斯特罗姆攻读博士，深受奥氏有关联邦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美国宪政的地方自治一面有深入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近年来笔耕不辍，成为西方宪政研究方面的颇具影响力的年轻学人。而这本书，正是他对宪政问题全面研究的一个结晶。
本书注重宪政体制的框架梳理，其中包括对制度构造原理和历史背景的描述和分析，由于对各派学说以及不同国家宪政形成过程的谙熟，征引丰富，分析透彻，极具说服力。建勋写作的一个特点是具有很强的论辩色彩，那就是随时随地对于某些似是而非的质疑宪政的观点作出强有力的反驳，从而让读者对于有限政府具体制度的理解更加清晰、深入和圆满。
作者对本书的论述范围有清楚的界定，那就是分析有限政府的意涵与价值，而不是讨论一个社会如何从前宪政向宪政的转型途径和推动力量。不过，我作为读者却有些得陇望蜀，很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读到作者的某些独到论述。例如，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有那么多的宪法学家以及更多的知识分子热切地期盼有限政府体制的早日建立，但是，现实中推动者遭遇到的那种周期性的无力感却总是挥之不去。既有的主流意识形态怎样改造才能与有限政府理论兼容?在构思一种符合有限政府要求的政党制度方面该如何达成社会共识？中国两千年来郡县制而非封建制的实践带来的近乎无地方政府，或严复所指责的那种“尺柄寸权，悉归国家”的传统该怎样改造？产生在阶级冲突与妥协背景下的西方宪政模式怎样在一个缺乏这种阶级结构的社会里获得必要的动力？在一个专业司法长期付诸阙如的文化里，司法独立的体制如何构建，如何面对专业司法与一般民情之间的紧张？凡此种种，都是当今中国的宪法学人所无法回避的挑战，也不妨说是我们对作者进一步研究的一种热切的期盼。
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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