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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二〇一六年，世界发生了许多“黑天鹅事件”，诸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普京与埃尔多安意外和解——进而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取代美国、欧洲成为叙利亚战局的主导者，菲律宾政府从南海排头兵变为“首席和事佬”——几乎一夜之间从亲美反华转为亲华疏美。这些事件真实的后果、长远的效应，将在二〇一七年及以后的岁月里逐渐展开。冲突的种子正在发芽，变局的能量正在积聚，转折的苗头已经显现。毫无疑问，二〇一七年注定是不平凡、不平静的一年。
在中东、欧洲、美国发生一波波“变”、“乱”之际，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中共官方媒体禁不住洋洋得意，喜形于色，一副“天下大乱，乱了敌人”的嘴脸，“中国或成最大赢家”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是，在政治相互影响、经济彼此交融的当今世界，一切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言论和情绪都是靠不住的。
其实，二〇一六年的中国同样处于“变”“乱”之中：经济持续减速，“L型”尚未见底；资金加速外流，外汇储备锐减；房价泡沫继续膨胀，股市一度濒临崩盘；政局持续紧绷，官场人人自危；数十位维权律师受审并“电视认罪”；数万名退伍老兵集体上访、进京“闹事”；乌坎维权领袖被秋后算账；雷洋离奇死亡事件触及中产阶级最敏感神经；涉外NGO被打入另册，互联网监控与封锁升级；《炎黄春秋》、共识网遭强行关闭，公民言论空间更趋窄小；铜锣湾书商事件持续发酵，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引发人大“释法”，陆港政治关系与两地人民感情进一步恶化；“九二共识”成为历史名词，台海两岸官方沟通机制被大陆单方面冻结，两岸关系“现状”由冷和平转向新冷战。
简而言之，二〇一六年是中国大踏步倒退的一年：政治在倒退，经济在倒退，人权在倒退，法治在倒退，外交在倒退，两岸三地的关系在倒退，就连自我感觉良好的、“永远在路上”的反腐败、“打老虎”其实也在倒退——不仅“老虎”越打越小了，反腐败的目标对象也越来越与权力斗争的目标对象趋同了。
而要说到二〇一六年中国最大的倒退，还得说是中共政治体制的倒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自封“核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一代独裁者，“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斯大林—毛泽东式党国独裁政体，在文革五十周年、毛死四十周年之时重新粉墨登场，成为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共体制新正统，而行之有年的所谓“集体领导”原则在中共最高层被束之高阁。此举使得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黯然失色。这一趋向于新毛化、新极权化、新文革化的政治体制倒退，是二〇一六年中国所有倒退之中最令人心寒的倒退。与此倒退相比，欧美各国由民粹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极右翼思潮所引发的大选、公投之“变”与“乱”，也就相形见绌了。
习近平封“核心”，“习家军”走上前台、纷纷晋升疆臣枢吏，这些动作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在二〇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组建一个具有“四个意识”的“绝对忠诚”的新中央、新政治局、新常委会，辅佐强人习近平迈入第二个任期，为未来五年以至十五年的中国政治走向和高层权力分配提前谋篇布局。因此，二〇一七年的中共高层政治画面必定看点多多、热点频频、高潮迭起。十九大究竟会出现哪些高层新面孔，会有哪些“野心家、阴谋家”被踢出局，会产生哪些党章上、政策上、制度上、理论上或“提法”上的新修改、新变化，迄今为止，黑幕仍未撕开，暗战仍在进行，结局尚未明了。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二〇一七年首先是一个权力高度敏感的年份。中共政治的一般规律是，在党代会召开的年份里，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独裁者，为了扩大权力，往往会对内外挑战采取过激的攻击性行为，而华国锋、胡锦涛这样的弱势领袖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领袖个人的面子，宁愿得过且过、息事宁人。习近平作为新科独裁者，更有可能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对其权力的威胁作出预防性或报复性的过度反应。
其次，二〇一七年将是中美台三角关系极其脆弱敏感的年份。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之后，海峡两岸一边是不可能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另一边是不可能放弃“一中原则”的习近平当局，双方很难找得到可以相互对接的主权立场和可以彼此对谈的共同话语。习近平既然早就放出了“地动山摇”的狠话，二〇一七年经济穷台、外交困台、军事慑台的对台政策方案或将随时推出，两岸有极大的可能重新走回政治对抗、军事对峙的老路上去。而特朗普政府如果按其在推特上所预报过的那样，推出任何倾向于改变“一中政策”或使“一中政策”筹码化的对台新政策，将使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陷入三十七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但是，除了十九大的权力分配和中美台之间“一个中国”的陷阱议题之外，二〇一七年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对习近平当局执政能力最大的考验，却是说起来不敏感、看起来不脆弱的经济问题。
经过了二三十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共当局早已产生了一种对经济增长的惯性依赖。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大半要靠“GDP合法性”来支撑；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舞台上的面子、尊荣，也多半要靠大笔订单、大额经援等“大撒币”手段来获取。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认为经济增长唾手可得，是“中国模式”题中应有之义；也产生了一种暴发户式的盲目自信：认为凡是能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能用钱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惯性思维和盲目自信，习近平上台以来，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而以政治集权、官场整肃为中心工作。也没有把经济改革当回事，而是粗暴干预股市、房市、汇市，“三去一降一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流于形式，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一带一路”进展缓慢，代价巨大，输出产能的效果却不显著。但是，中国以低人权、低环保、低法治、低道德和高杠杆、高泡沫为代价的高速GDP增长已经到了不痛加改革便难以为继的地步。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看，当今之计，“核心”可以晚点再当，“中国梦”可以慢慢去做，但为挽救统治合法性，挽救三十七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毁于一旦，经济改革必须马上进行，已经耽误不起。这一两年不出事只是侥幸，出大事、出全局性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已迫在眉睫。而一旦中国经济出了大事，“核心”也罢，“中国梦”也罢，全都等于零。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中国经济形势摇摆不定、岌岌可危的时候，特朗普任命了三位对华贸易鹰派人物出任美国新政府贸易部门要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为商务部长，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为美国贸易代表。这三人都认为中国操纵汇率、倾销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美国是对华贸易的最大受害国；他们都主张用“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用“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取代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自由主义。特朗普政府已经拉开了对华贸易战的架势，一场恶战势在必行。中共当局原本认为，在中美之间，台湾问题最敏感，人权问题最闹心，达赖喇嘛不能谈，中国最不怕和美国谈的就是贸易问题，这是大错特错。中国经济危如累卵，若贸易战引爆人民币资产泡沫破裂，造成普遍的恐慌和经济崩溃，中国版金融危机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是中国经济体系的灭顶之灾。
《争鸣》2017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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