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封面设计的戏谑。中国曾以“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举措震惊世界，那时，她希望能用最短的时间，超越英、法、美这些强国。人们笃信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将激发其中国的潜能。
“大跃进”最终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它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与死亡。而这个被寄予了厚望的新制度，最终给中国带来难以弥合的经济、文化、人道上的自我毁灭。
所以当邓小平开始他的改革开放时，与其说这是中国的一次新革命，不如说它是对常识的一次回归，与其说是领导人高瞻远瞩设计了新制度，不如说，他们只是颇有自知之明（也颇无奈）地减少了干涉社会的冲动。他们也自觉的修复了与西方关系，放弃了昔日咄咄逼人的冷战姿态。
一个对外部相对开放、对内相对宽容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由此创造了经济与社会奇迹，不过两代人的时光，她不仅重新进入舞台中央，还被认定是新世界的领导者，历史之火炬将从纽约、华盛顿转交给上海与北京。
我就是在那个时刻见到詹姆斯·法罗斯的。大约是在2009年春天，我们在建国门的一家露天咖啡馆闲聊。他是那种致力于捕捉时代情绪、寻找历史动力的记者。我读过一本他关于日本的著作，关于日本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兴起，以及它对美国的启示。如今，所有人都在谈论中国之崛起，他这样的记录者怎么可能错失这样的历史现场？
我羡慕他的工作方式，穿梭于世界的不同区域、不断捕捉新的兴奋，在富有盛名的杂志上发表观察见解。不过，我对他的写作却没有太多兴趣，他的语言不够细腻、敏感，分析又缺乏足够的深刻与洞见。他缺乏作家、思想家式的独特视角，却能贴近那个由政策制定者、商人、外交官构成的精英群体的流行情绪。
我们的闲聊不上兴奋。我带着对他过往履历的仰慕，也想从他口中寻找到对中国变化的新理解。他则感慨说，能在中国继续做一名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实在是难得。他那是正在给《大西洋月刊》写作关于中国的系列长篇报导，其中有一篇有关中国防火墙，第一次有人用浅近的语言描写了这个现象。
我们都沉浸于乐观之中。中国尽管有它的各种困境，却处于一股似乎难以阻挡的上升浪潮之中。它的经济日益全球化，个人生活日益自由，公民社会也在迅速成长，是的，党国体系的力量仍然无比强大，但是你会觉得，那套失效的意识形态、管理方法会逐渐退去，被溶解于全球化、市场经济、技术变革与公民社会中。这股乐观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法罗斯的同行、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他相信中国的制度、领导风格，足以让美国人好好学习一下。
“不管起起落落，2010年的中国毫无疑问比2005年的中国更富裕、更自由，（2005年的中国）又比2000年时更自由与富裕……”法罗斯在《中国的大跃退》中写道，“但它不再如此了”。
7年过去了，我们彼时的乐观都飘散了。中国似乎在朝向另一个方向前行，它好像忘记了自己成功的缘由，而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手段。法罗斯列举了种种例证，这些例证都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总之，那股对外开放、对内宽容的精神，滑向了一种新型咄咄逼人与对内封闭。这个滑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规模如此宽，以至于它迅速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我都丧失了对它的体察。6年前，我写过一本书《极权的诱惑》，我批评了中国的体制与社会心理，警告它残存的、强烈的极权主义因素。但是，在看似尖锐批评之下，我从未觉得这“极权的诱惑”真有那么强大。我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日趋自由、富裕、个人主义的进步主义气氛中，都是天然的乐观主义与线性进步主义者，不会真正想像，倘若方向逆转，你的生活会变成怎样、你该怎样面对？
这逆转的原因，值得作出漫长而细微的分析。但法罗斯的判断是准确的，它源自2008年的奥运会，一种空前的胜利感也带来了体制的固化与傲慢，一年后的西方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种倾向，接着是一条新路径的形成——一个党国体制再度试图主导一切的新路径。所有新力量——技术革新、消费主义——都被包容进这个新体制。那些不能被包容的——半自由的媒体、律师群体、非政府组织——则被压制。
法罗斯试图提醒美国的决策者们。自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建立于这个逻辑上——帮助中国更富裕、更开放、更融入国际体系，对美国最有利。但此刻，倘若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却又不遵循这个逻辑的新角色，美国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对我这样的局内人来说，这新变化有助于打破之前简单思维，更了解中国传统的强大。我们从未建立起一套自由主义的价值系统，以个人自由与权利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更没有对应的制度建设来保护这刚刚获得的少许自由。所以，你暂时获得的一切，又随时可能再度失去。它令人想起美国外交思想家 George Kennan:“事实上，有一些极权主义埋葬在某些地方，沉睡在那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只有在自信与安全的快乐时光，才能让这种邪恶的天赋停留在深渊中。假如自信安全即将消失，不要以为它还会停留在原处。”
未来显得非常不安。在世界范围内，一股封闭的、极端的力量正在兴起，它都会加剧目前中国的倾向。是的，习惯于进步的我们，第一次要面对一个倒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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