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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0 December 2016

雅虎给中国政治受害者的巨款哪里去了?

来源:
美国之音

设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创始人吴弘达去世了,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也留下了有关财务的争议和相关的法庭刑事案子。吴弘达在世以及身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要属美国巨头科技公司雅虎拨出的援助中国政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1700万美金的下落。有媒体指出,雅虎捐出的这笔巨款通过吴弘达之手进入私人或单位的账户,但没几年即已耗费殆尽。那么,这些钱最终都到哪里去了?

2016年4月下旬,吴弘达和几个中国亲戚去南美旅游。4月26日,这些亲戚突然给吴前妻陈景丽及劳改基金会负责人打电话,告知吴在洪都拉斯罗丹(Roatan)岛马宏戈尼湾海滨泳场(Mahogany Bay Beach)溺水而亡。来美三十多年来致力反对中共劳改制度的吴弘达是个传奇人物。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于一个上海银行家家庭,五十年代在北京读大二时被打成右派后遭到劳改十九年。

吴弘达溺水身亡,有人贬,有人赞

八十年代中来到美国后,吴弘达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访问学者。1994年他成为美国公民,开始全力以赴反对劳改制度。在他推动主持下,劳改基金会和博物馆相继成立,在美国政界甚至对中国维权事业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2016年5月中旬,劳改基金会在国会山为吴弘达举行了追思仪式,一些国会重量级(前)议员和知名政界人士到场发言。美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olosi)说:吴弘达以其经历和方式,深刻影响了美国政界人士。“他是伟大的人权斗士,毕生都在努力。他有着伟大的一生和灵魂,他做事持之以恒,从不放弃。”

任何知名政治人物,有人赞就有人弹。吴弘达去世后,美国两家重要媒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分别发表文章,批评吴弘达管理不善,使得雅虎为中国人权受难人士拨出的一笔1700万美元的巨款遭到贪污挪用或下落不明。

一位劳改基金会前负责人(2016年10月)对美国之音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吴弘达在国会的另一位好友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没能参加在国会为吴弘达举办的追思会,虽然劳改基金会在之前已经向他发出邀请。参加了追思会的美国之音记者还注意到:一向以坚定反共著称的罗拉巴克众(Dana Rohrabacher)议员,也没能出现在追思会上。

雅虎官司始末,吴弘达何以介入雅虎案?

雅虎(Yahoo如今已被Verizon收购)给中国政治受难者这笔钱,始于一场官司和国会听证会。本世纪初,中国两位异议人士师涛和王小宁因为雅虎将其邮箱资料交给中国政府而被指控泄密和颠覆政权,并判处十年徒刑。两人(家属)在美国状告雅虎,国会听证会将雅虎执行官杨致远招来质询,后者答应捐出1700万美元援助中国政治受害者(家属),并将这笔钱交由吴弘达掌握、监管和发放,并提出要求原告因此而撤销官司。

吴弘达在这场官司中发挥何种作用?又以何种身份参与官司?纽约时报(2016年8月13日)发表记者杰安迪的报道标题是:人权基金还是私人金库?吴弘达遗产蒙上污点。文章说:为了安抚受害人,雅虎老总杨致远承诺拿出1739万帮助中国人权受害者,请吴弘达帮忙——“这个戴眼镜的人一直担任这些家属的翻译。”

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吴去世后一个月(2016年5月25日)发表Isaac Stone Fish 和Melissa Chan所撰写的署名文章题目是:吴弘达复杂和引起争议的遗产。该文说:雅虎公司选中当时“最有名气”的异议人士吴弘达来管理这笔资金,让吴弘达将这些钱交给该案的原告——来美国打官司的身陷囹圄的中国记者师涛(其妻在压力下被逼离婚)的母亲高琴声和政治犯王小宁的妻子俞陵。

后来呈现的证据表明,吴弘达是作为原告(之一)的法律代理人而参加诉讼的。

雅虎基金和劳改纪念馆的建立

从国税局的报税单来看,这笔钱交给了吴弘达来监管,钱直接打进了劳改基金会的账户。这是2007年和以前发生的事。2008年,吴弘达在华盛顿成立了劳改纪念馆,地点在华盛顿西北区18街(1901 18th NW DC 20009),是一栋古典三层连栋屋,该地址也成了吴弘达及其劳改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

华盛顿西北区是首都的“高尚区”,房价不菲。这栋房子花了多少钱?纽约时报(2016年8月13日)报道,从雅虎的这笔钱中,吴弘达拿出250万购买该屋。房地产公司Coldwellbanker网站介绍说:该房屋在2015年7月10号售出,价格为255万。这就是说,这栋房屋,用去雅虎人道救援基金约七分之一强。这栋房屋,在劳改基金会2016年11月宣布其劳改纪念馆暂时关闭之前,一直是纪念馆及其办公室所在地。

吴弘达2016年4月26日在洪都拉斯溺水身亡后,中国的7名前政治犯(杨子立、李大伟、王金波、欧阳懿、徐永海、刘凤刚)4月29日发表公开信(纽时和《外交政策》都报道了该信主要内容)说,到2015年底,劳改基金会和劳改人权组织的账面上,可支配流动资产总额已不足3百万。公开信还说:雅虎因为这笔资金而成立的雅虎人权基金“已不复存在”。

中国前政治犯质疑花钱的正当性

这些前政治犯说,他们都是2000—2004年间使用雅虎邮箱的用户,有6人的判决书直接引用电子邮件作为“犯罪证据”,他们7人共服刑38年,并都遭到刑讯逼供。该信说:他们根据调查和公开资料得知,雅虎的这1700多万,已花去1400万到1500万。其中,大约只有70万左右“用于雅虎人权基金的本来目的。”

这些前政治犯认为,向中国政治犯及其家属提供的人道和法律援助,不足全部已经使用的资金的5%。

公开信说:“从2013年至今,人道救助的发放比例,仅占劳改基金会的年支出的不到2%。”。信中还说,即便是发放的70万,也有很多“不规则现象”,具体表现在劳改基金会的网站无法逐项查询相关记录。因此,他们质疑,这70万是否都送到了政治犯(家属)手上。

劳改基金会的自辩

对于这些指控,劳改基金会/纪念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吴弘达是个非常好的人,“自律、清廉”,公家的钱,一分不拿。她还对美国之音说:“雅虎的资金,每一笔都有记录,不可能贪污。”

这位前劳改纪念馆负责人(在吴弘达去世后)对美国之音说,谈到雅虎的资金,就必须了解整个劳改基金会的架构和运作机制。她说,基金会有个理事会,有四个理事,当时(2016年8月)执行主任是安·努南(Ann Noonan)。不过,在另外一次接受VOA(2016年10月)采访中,她表示,和劳改基金会平行的,还有一个叫劳改人权组织(Laogai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是这两个组织在共同监管雅虎的人权基金的。据劳改基金会后来透露,芝加哥音乐家杨逢时也是基金会理事之一,她后来在美国之音询问下谢绝了后者的采访。

这位劳改纪念馆前负责人说,这不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是“两个班子,各有其人”。记者问:理事只是华裔还是有美国人?她说:在劳改人权组织中有美国人。记者问姓氏名谁,她说:人家“不让说”。

她在10月的另一次采访中还说,主要是劳改人权组织从雅虎拿到钱,“我们劳改方面从来没拿到钱,就是这个劳改人权组织在控制着钱。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拿到钱。”

在吴弘达突然去世后接任劳改纪念馆负责人的这位女士说:“每三个月,我们就得向这个组织申请经费,他们批准后我们才能拿到钱。”“每个人都说,是吴有钱,在用这笔钱,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钱,基金会从来没有过钱。”

她说:吴可能有性格上的问题,比如脾气火爆等,但要说他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没有!绝对没有!”

辞职前担任劳改基金会代主任的安·努南(2016年10月)对美国之音说,她认识吴弘达多年,知道他在最后几年“一直努力工作,诸事都亲为。”她说:“不要忘记,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对工作投入极大热情,这就是他的一生,他毕生的事业。”据《外交政策》的相关报道,该媒体也试图同安·努南联系,谈雅虎基金问题,但并没获得回应。

但就在记者即将发出吴弘达之死的报道之际,传来了吴弘达用毕生努力和心血创建的劳改纪念馆闭馆的消息。劳改基金会2016年11月初发出通知证实这一消息并说有事同基金会理事杨逢时和劳改基金会代主任安·努南联系。记者11月3日给安·努南电邮询问,很快得到回答:昨天我已正式辞职(Yesterday I formally resigned.)。

吴弘达的前妻陈景丽,也曾同吴弘达一起,共同打拼,创建了劳改基金会(组织)。她也在吴弘达去世后对美国之音说,从1992年到2010年,这18年来,她一直是劳改基金会的会计。但是,雅虎的钱,她没有管。

她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劳改基金会的会计。一开始,没有电脑,我就是记账,用本子来记,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不难。”她说,她并没有学过财会,但是久而久之,也就学会了会计,如何报税等等。

陈景丽说:“到了2008年,有了雅虎基金,雅虎的钱,他们找了一个真正的会计师来管。到了2010年,我在这一年退休,NED (美国民主基金会)已经不再给我们钱,这样,这两年我们有两个会计。”

640万 VS 1700万

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相关的法律诉讼记录以及吴弘达发表的正式说明,师涛/王小宁告吴弘达案后,雅虎老总杨致远曾同家属见面,并承诺给“每个家庭赔偿320万美元。”与此同时,“杨还承诺提供1730万美元帮助遭到人权迫害的其他受害者。”

这640万和1730万是一笔钱还是两笔钱?

根据标题为“中国夫妇说雅虎案后他们遭到盘剥”(Chinese Couple Say They were extorted after settling with Yahoo)的相关报道(Courthouse News Service Feb 1 2011),俞陵因为不懂英文,所以让吴弘达来代理其打官司。(She says she gave Wu her power of attorney to press her complaint in her interest).

报道援引俞陵的话说:她后来才知道,雅虎答应给她和王小宁夫妇320万美元,然后再额外给雅虎人权基金拨款,而这个基金则由劳改基金会管理。

据纽约时报2016年5月的报道,“2015年,雅虎公司解散了雅虎人权基金。2016年1月,该公司的代表从吴的基金会辞职。”

对吴弘达管理不善的指控和争议

根据多方资料,2011年11月6日国会听证会之后,杨致远见了俞陵及另一位原告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在场的还有吴弘达及其主要助手、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廖天琪(廖后来同吴分道扬镳)。正是在这次会面中,俞陵同意了吴弘达的劝说,辞掉了自己的律师,改聘吴担任代理。2007年11月8日俞签署了这份委托书(中英文各一份)。

按照俞陵的诉状,这次会议大家使用的是中文,三方(原告两方被告一方)讨论案子的和解问题并达成几个共识:雅虎赔偿原告一笔钱;同时,也拿出另一笔钱成立雅虎人权基金;杨致远直接介入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王小宁。至于雅虎就这几个方面到底拿出多少钱,会上没有详细讨论。

俞陵说,这场都说中文的会面几个星期后,推出一份协议(只有英文文本),“吴千方百计不让我知道具体的金额数字。”俞陵说。吴还嘱咐廖天琪不要向俞透露雅虎的赔偿数目。她还说,吴弘达一直没有给她提供一份雅虎协议的中文文本。

俞陵的起诉状说,雅虎在协议中拿出的这笔资金中的确提到要通过劳改基金会给原告320万美元(没说明原告两家各320万还是共320万,但原告用的是复数plaintiffs )。

有关赔偿数目,吴弘达生前(2011年4月)在一份正式回应书中说:雅虎(2007年11月9日)发来的协议书大致内容就是撤销法院诉讼,同意给师涛和王小宁两人“每人320万美元”。吴还在这份声明中说:雅虎还同意给劳改基金会一笔经费用于今后“中国人权方面的有关赔偿和活动。”吴弘达没有详细说明“这笔经费”的数额。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雅虎赔偿基金以及给王小宁和师涛两家各320万的争议,仅仅是牵涉到了原告之一王小宁一方,后来所有的争议,都不包括师涛一方,且并无听到或看到任何有关师涛一方卷入争议的报道。

至于七名前中国政治犯对吴弘达以及劳改基金会提出的指控,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和理事会秘书戴安娜·刘说,雅虎的钱,所有花销都有出处和下落可查。她在吴弘达去世后对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说,有人质疑吴弘达贪污和挪用公款,“这种事情很容易查。”她说,“你可以去查他的收入,他所有的钱,所有的账户。如果他贪污挪用,你看到他的账上有多少钱就行。”

七名中国前政治犯在他们的公开信中说,有了雅虎基金后,吴领导的劳改基金会主要把这笔钱用在了“运营劳改博物馆以及劳改研究,包括人员薪资、博物馆购置、房租、旅行、法律费、房地产购置,以及各种开支等。”

王小宁的妻子俞陵还在其起诉书中指责吴弘达和妻子陈景丽工资因此而“翻倍”。吴弘达工资多少?劳改基金会的戴安娜(2016年4月30日)对美国之音说:吴弘达收入不高,1992年建劳改基金会时,他和太太陈景丽共捐了10万美元:他自己有十年差不多没拿工资。她说:吴弘达出了两本书:《麻烦制造者》版税20万,《昨夜雨骤风狂》15万。这些钱可够他“过好几年的。”

基金会一位前主管也在回答美国之音问题时说:吴弘达年薪是13万,工资是劳改基金会理事会定的。记者问这位主管的年薪是多少,谁定的?她回答说:是Harry定的,具体多少则不便奉告。

王小宁和俞陵夫妇在其诉状中还说,2009年1月,吴弘达用雅虎赔款中的一百万为自己买了一份年金(annuity)。杨子立等7名中国前政治犯还在其公开信中说:吴同劳改基金会从2008年到2015年间官司不断,仅是法律费用就“高达甚至超过一百万”。

至于这一百万,吴弘达生前曾发表正式声明说:这一百万是俞陵女士主动捐赠的,目的是支持劳改基金会从事的民主人权事业。吴提供了有俞陵签字的相关/相应的文件。吴还说:剩下的220万,都已经如数交还给了俞陵。俞陵一方已经在2011年4月撤诉。

也能认错的吴弘达

不过,在处理和掌管俞陵/王小宁从雅虎公司得到的巨额赔偿金的问题上,吴弘达后来的确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吴弘达在其后来公布的一份说明书(2011年4月26日也就是其去世祭日的整整五年前)当中说,一次劳改基金会理事会正在开会,俞陵突然进来,交给大家一封中文公开信,要求吴弘达将220万美元交给自己管理。

吴弘达说:“因为俞在劳改基金会理事会当众提出,理事们随后问讯了吴有关此事的情况并随即批评了吴,理事们认为不论什么原因不应代人管理账户。吴当时接受批评,在没有问俞什么原因的情况下,向理事们表示立即同意交由她自己管理。当天下午吴在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与俞赴银行办理有关手续。”

在纽约时报以及《外交政策》的有关吴弘达和劳改基金的相关报道中,也提到了一些相关的数字:比如,纽时说,吴弘达“仅将雅虎那笔资金中的120万,提供给了异议人士的家庭。将1300多万用于运营资金的基金会。”

纽时还说:“对该基金会的财务披露报表的审查发现,至少有19万美元不知去向。”

对于这些指控,基金会/纪念馆前主管戴安娜说,这些指控很容易反驳和澄清:“你可以向美国国税局举报他,查他的报税就清楚了嘛!”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基金的钱,都由吴弘达控制。报道援引基金会“员工们”的话说:“所有支出都是由吴弘达决定的。根据披露报表,补助金由数百元到1万美元不等,不过,大多数都在3000美元左右。”

纽时记者杰安迪的这篇报道和7名前中国政治犯都提到,现在(吴去世后)雅虎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大约还有两三百万)。

不过,吴去世后劳改基金会/纪念馆一位前主管对美国之音说:这种说法和数字是不正确的。纽时报道提到的有19万美元不知去向,“这都是不对的。”

她说,基金会对钱的控制和管理是非常紧的。“比如我们出差去台湾参加书展,或其他出差,从来都是坐经济舱,到一个地方,多次转机。有一年,我出差去台湾,大年三十儿,一个人在机场无法回家……”

这位劳改基金会/纪念馆前负责人还说:劳改纪念馆前几年搬家(从M街的前办公室搬到现地址),吴弘达尽量压低搬迁费用,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开自己的车用“蚂蚁挪窝”方式,一次次亲自搬运,满头大汗“节省了很多经费。”

不过,纽时采访了劳改基金会前董事会成员Jeff Fiedler ,说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工会领导”,已在五年前“灰心辞职”。报道援引他的话说:“Harry(吴的英文名)不与他人合作,把那些钱看成自己的。”“用于资助他自己的活动。”“他变得极其不讲道理。”

曾在吴弘达办公室工作的几位人士,也都向美国之音记者提到了吴弘达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以及一些性格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通过海外华裔知识分子廖天琪、冯胜平、程凯等人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这些年来,基金会方面卷入不少官司。吴弘达“共花费80多万美元律师费”,用于在起码四起作为被告的案子中为自己辩护。有关这笔“律师费”,劳改基金会方面没有做出解释和澄清。

纽时报道还说,因为财务违规,吴弘达的组织被国税局(IRS)罚款4万。

但劳改纪念馆一位前主管在2016年8月对美国之音说:该机构的财务制度还是健全的,“纽时说我们被罚款4万,这是不客观的,而是某人举报的”。

她说:“实际情况是,国税局负责查我们账的,是一位非常好的官员,他来这里,我陪着他,查了我们三个月,最后,他和吴老师成为好友,认为我们是在从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不过,她也承认,国税局的确对劳改基金会罚了款。她说:“当时,有实习生来实习,工作五天,我们给一些基本补贴。这个部分,会计没有申报,IRS查了我们六年的账,在2013年罚的款。”她没有具体说明罚款的数额。

至于雅虎通过吴弘达给予中国政治受迫害者的援助基金还剩多少,她也没有展开说明,只是说:“雅虎的钱,还剩下多少,我知道,但我不能说。”她还说:“雅虎的钱如何使用,我必须说,我们始终依法办事,按照双方的合同和规定办事。”

按照俞陵的诉状以及《外交政策》报道的说法,雅虎(2007年11月13日)也发布声明,说明了给予王小宁和师涛的赔偿协议中有关这笔款项的用途:“为那些因在网络上表达观点而遭到拘禁的政治异议人士,提供人道和法律援助。”

这位劳改纪念馆前主管说,纽时说,雅虎的钱,都是用来给政治犯的,“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她对记者说,这样的理解太狭隘。按照她的理解,雅虎的协议是这样说的:这笔资金是帮助改善中国人权的,而劳改基金会特别是纪念馆的建设,正符合这一条件和目的。她没有像记者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

她对记者说:2008年纪念馆正式成立并开放的当天,杨致远从西海岸飞到DC,参加了开幕仪式并同“每一个”员工合影留念。她援引杨致远的话说:他认为Harry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重要的事情。

至于这笔资金的管理和发放事宜,纽时的报道说:中国异议人士周峰锁领导的加州人道组织(Humanitarian China)每年向大约100位接受者提供资助,“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劳改研究基金会仅向约130人提供过资助,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纽时没有提到《人道中国》每年拿出多少资金来援助这100人。《人道中国》网站自己介绍说,2015年他们向100个中国受害个人和14个来到美国的中国受害者家庭提供了“小额援助”(small aids)。而《外交政策》也在有关劳改基金会的相关报道中提到,这么多年来,劳改基金会拿出70万来资助中国政治受害人及其家属。

《外交政策》还援引曾在王小宁/师涛Vs吴弘达案诉讼中担任原告律师的莫顿·斯卡拉(Morton Sklar)的话说,吴弘达曾对他说:“这些人不需要这么多钱,一千美金在中国就能花很长时间。”

有关这样的批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劳改纪念馆前知情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人都在觊觎雅虎的这笔人道救援基金。他说:“有国内前政治犯杨子立曾同吴老师协商,看能否将雅虎的钱,分给他们一块儿,由他们在中国操作。还有澳大利亚的中国流亡者孙立勇也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吴老师都没有答应。”

纽时因此基金争议还采访了英文网络刊物《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并说曹也是“劳改基金会董事会成员”。报道援引曹的话说:“我们每年只能努力筹集到数千美元,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年有1700万美元,我们能做多少事。”

对此,劳改纪念馆一位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有钱当然你可以干事情,“但你想过没,如果有这么多钱,小命也许就没了。”

雅虎基金援助案例

中国前政治犯杨海的妻子王菁(2016年9月17日)对美国之音说,吴弘达的确给予她们母女四人很大生活上的帮助,曾每月拨款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事宜。从中国到加州,再从加州搬到大华府地区(维州)居住的王菁,后来因性侵案将吴弘达告上法庭。(该案另叙)

王菁说,她和女儿2012年5月来到美国,一年后,她带着女儿以及中国两位前政治犯的女儿小甲和小丙(她是监护人),四人搬到了北维吉尼亚州居住。吴弘达帮助她们租下了连栋屋(每月房租1650美元)。她自己和女儿小乙不算,吴分别给小甲小丙每月800,两月给开张支票。

不过,王菁在另外一封公开信(2015年3月16日)中说,一直到2014年9月,劳改基金会才开始给予小丙每月700美元的资助。王菁说,吴弘达提供的援助,到2014年底为止。

王菁说,后来又有一位浙江政治犯女儿来到,也在其监护下,吴弘达提出一次性给予这个新到女生25000美元,但后来不知为何吴突然取消了资助。

按照这份诉讼状、《外交政策》的报道以及美国之音记者通过公开渠道得到的劳改基金会2007年以及之前给国税局的报税单(form-990),2007年之前,该非营利组织每年收入只有3百多万,但到了2007年报税年度,该组织的账面上资金已多达1882万。俞陵的诉状说,这表明,劳改基金会在当年突然有大笔资金进账。

但在劳改基金会2008年的报税单上,该机构的年收入已经降到了283,155元。显然,雅虎的钱2007年打入劳改基金会账面后,就再也没有如此巨额资金入账了。至于雅虎的巨款如何使用,去向如何,后来再转到什么账面上,或用在何处,仅从国税局那几年的报表来看,目前尚无从而知。

吴弘达后来(2011年4月)在一份声明中说:2007年12月雅虎开始按约开始付款给劳改基金会。

根据商业和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介绍,王小宁/师涛Vs雅虎这场官司是这样结尾的:2007年11月13日,雅虎CEO在国会听证会上举证之后,原被告双方同意私下达成和解,并且共同向法院申请撤诉。雅虎同意承担原告方的诉讼费用,并且设立基金,“为那些因在互联网上表达观点而坐牢的异见人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法律援助。”和解协议的具体条款保密。

而劳改纪念馆前主管说,正是因为条款保密,所以才有些人因不知道而产生误解。“这笔账,不应算在吴老师身上。”

就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杰安迪的报道之后,劳改基金会(2016年8月14日)发表声明说,在2016年初接受了杰安迪采访后,吴弘达指出:“他相信杰安迪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某些试图掌控雅虎信托的余额基金(已经被划归劳改人权组织)的人的唆使和误导,并与他们合作。”

该声明还说:“当某人以文字去攻击一位逝者,而逝者已经无法再说话,那是令人难过而悲愤的,更是极大的不公平。”声明还说:“攻击者断章取义、混淆是非、故意煽动读者情绪,完全丧失了公正客观的立场。”

俞陵Vs吴弘达案因俞陵一方在2011年4月撤诉而宣告结束。

至于王菁Vs吴弘达的性侵案,按照原告王菁的说法,法庭辩论,律师交叉质询阶段已经过去,就等最后宣判了。她说,案子还会持续下去。“明年初应有个了断吧。”王菁在2016年9月对美国之音说,吴弘达去世了,但他的公司还在,组织还在。“我是告他本人还是告劳改基金会,我也说不清楚。”王菁说:不知道案子现在是什么性质,是民事还是刑事,她也不清楚。

不过,据吴弘达前妻陈景丽说(2016年11月21日给VOA的电子邮件),王菁的律师,正在同她的律师接触“谈判”以便“私下和解”。陈景丽没有说明,为何她要来接手吴弘达遗留的案子。按照法律规定,她已经和吴弘达没有法律关系,也没有必要接手处理前夫留下的刑事或民事一案。有人分析说,王菁完全可以找吴的工作单位,来完成剩下的法律诉讼程序。

劳改纪念馆关门大吉?

2016年11月初劳改基金会宣布暂时关闭纪念馆。美国之音记者随即曾给劳改基金会理事、芝加哥音乐家杨逢时发电邮问询,杨逢时2016年11月4日转发了基金会发出的另外一个新的声明说:劳改基金会网站上或你收到的有关劳改基金会暂时关闭的消息,“既没得到劳改基金会理事会的授权也没得到劳改人权基金理事会的批准。”

杨逢时发来的声明说,自从吴弘达4月下旬去世之后,劳改基金会理事会几乎没有开会,也没有专业方面对基金会复杂的财务状况及其法律责任进行审核。而按照一些非营利组织相关规定以及基金会自己的章程规定和要求,这方面的审核以及查账工作本来都应该做的。劳改基金会和劳改博物馆的拨款单位是劳改人权组织,现在,这两个机构正密切合作,使得劳改基金会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而这个“劳改人权组织”,据七名写信的中国前政治犯说,已不复存在。纽约时报2016年8月的报道也说,“2015年,雅虎公司解散了雅虎人权基金”。

杨逢时发来的声明还说,眼下,基金会在律师的建议下正在进行适当的重组工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和其他的信息可以奉告”。声明说,“我们希望劳改基金会将在稳固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基金会办公室将很快重新开始工作而劳改博物馆也将很快重新开放。”

一位劳改基金会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因为理事们有意见分歧,“有时分歧和矛盾相当尖锐和激烈”,导致出现这个后果。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东亚部研究员Neeta Maskey Torrini对此文有贡献)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12/%E9%9B%85%E8%99%8E%E7%BB%99%E4%B8%AD%E5%9B%BD%E6%94%BF%E6%B2%BB%E5%8F%97%E5%AE%B3%E8%80%85%E7%9A%84%E5%B7%A8%E6%AC%BE%E5%93%AA%E9%87%8C%E5%8E%BB%E4%BA%86%EF%BC%9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