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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 November 2016

練乙錚 - 臨崖勒馬 莫教特府變外來政權

氣短集   香港蘋果報   2016年11月2日

在法律界響噹噹、人稱胡官的上訴庭前副庭長胡國興宣佈參選特首;管治能力薄弱只曉反港獨吃政治飯的梁振英,尋求連任又多一重障礙。胡官低調已久,今番復出,批梁火力四射,詞鋒厲害不減當年,大部份港人受得落,無疑迫使此後宣佈參選的人作「競爭性擁港反梁」(此有別於坊間的「代勞說」)。比起其他幾位有意問鼎者,胡率直硬朗勝雙曾,說話港人「啱聽」與葉劉反差大;對不斷損害司法立法《基本法》的梁氏而言,這位法律人更是一隻可忌的崩口碗。
行政首長挑起無硝煙內戰
梁特以宣誓不符標準為由,一再阻撓三位當選議員就職,其後更親自具名要求法庭覆核立會主席容許三人再次宣誓的決定、取消青政兩議員當選資格。此舉影響巨大,胡官說這是「行政首長告立法首長,十分唔好睇」,坊間亦普遍認為是行政要脅司法、行政干預立法的極惡例,嚴重破壞《基本法》保證的權力分立原則,但未點出兩個核心政治問題:
一、議員透過地區直選受命於民,行使監督政府、審議法案等職能,特府意圖粗暴褫奪他/她們的議員身份和權力,震動整個香港,挑起的是一場旨在奪權的無硝煙內戰。
以往特區政治矛盾表現為三大類:民意攻防、政策批駁和選舉競爭;便是行動比較激烈的,例如佔運,一方搞佔領衝機關,一方揮警棍射子彈,性質亦無出此範疇。政權赤裸裸地向人民奪權,在香港這是第一次,勢將帶動政治矛盾質變。
二、名義上,發難方是北人欽點的政權,實質則是「一國」借勢欺凌「兩制」,此內戰因而帶有侵略的特徵。特府向當選議員奪權若得逞,相對於香港這一制而言,其「惡性外來政權」性質便確立。
「外來政權」這概念在中外歷史及政治論述裏經常出現。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學術巨著《劍橋中國史》第六冊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書名意譯就是「外來政權和邊疆國家」(簡體中文譯本把這個書名完全去掉,換成政治正確的《遼西夏金元史》)。
1994年,時任台灣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首先自認1949年之後的國民黨政府為外來政權,但也認為在解嚴和本土化之後,國民黨便甩掉了外來性質。事實上,外來政權不一定壞,最好的例子發生在英國。
英國於威廉三世治下發生「光榮革命」(1688)。威廉本是荷蘭的奧蘭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他帶兵打到英國,趕走英王詹姆士二世,建立新政權,卻把實權完全交給議會,造就了現代君主立憲。後者通過的《權利法案》,上承「大憲章」,下接1911年及1949年的《議會法案》,四者合組成英國的「不成文憲法」。這個法案,是人類史上首個包含人身和政治權利的政治契約。然而,導致這個偉大變革的,竟是一場外族入侵、一個外來政權。
剔走民選議員變外來政權
一直以來,北京的說法是,香港是地方政府,一切權力來自中央,中央給多少有多少;但這個說法不過是強權說法,不符歷史事實。無論現存體制如何不公,立法權的一部份是由香港人民自己擁有、自己掌握、自己行使的,九七之前便如此;《基本法》只不過客觀上承認、繼承了這個事實。因此,當今管治香港的權力不完全來自「一國」。
九七之後,港人繼續行使這個有限範圍內的自身權力,如果連這部份僅有的自身權力也給「一國」逐步剝奪歸零,特府就會成為百分之百君臨「兩制」的惡質外來政權。在那種場景之下的香港人,不會簡單地像大多數大陸人那樣成為專制政權的自家奴,而是淪為地位更低一級的外人奴,如同古經裏說的以色列人在埃及。
要明白何謂外人奴,大家可以看看中共對待港共和特府的手法。
九七前後,中共駐港黨政機構大換血,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港共名人繼續在前台風光,其餘中層本地幹部則陸續下崗,被大陸派來的人替換;新華社(指中聯辦前身)、文匯、大公等機構裏皆如是。莫說港人治港,連港共治港也不容許。至於特府,其高層位置北人一時難以進佔,中共於是採用架空的辦法,把權力交給西環;立會選舉之後,獲得議席的當權派遂首先到西環「謝票」。然而,這些都是典型殖民主義、傀儡政權底下的現象;可憐一些老港共新愛國還以為自己與北人是同一個黨國同一個民族裏的平等分子。
如此首先收服港共,之後以西環架空特府最高行政權,復以「釋法」閹割關鍵司法權,若再強行剝奪港人自有的民選代議權,則香港還剩下甚麼?
民主派分裂繼續收窄
中共的「2047二次回歸」策略其中一環,就是逐步壓縮本地民主派議政空間,把香港政治體制一步一步「改革」得和大陸完全脗合。其立意打擊的對象,絕不限於劉、梁、游三議員,而是包括一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反對派。政權以各種方法向港人奪權,以後還會有,怎樣奪、具體打擊誰,看時機而已;個別偶發事件背後,是一整條為壓服香港而鋪設的奪權鬥爭路線。
可幸今天反對派議員當中,明白這個大形勢的佔多數;上周三,青政二議員被立會主席禁進會議室,卻獲多名泛民議員護送而得以進入,便說明這點。「罪名較輕」的劉小麗議員與梁、游二人共進退,破了特府「以綑綁製造矛盾」之策,尤其難得。
筆者在9月本欄文章《反對派碎片化收斂、當權派三分裂浮面》指出,「反對派碎片化的鐘擺走到極致,有回盪的勢頭……新世代之間的牙齒印不如上一世代深,各派年輕議員若要以某種方式合作,禁忌比以前少。泛民、眾/列、本/青聯手跟進橫洲爭議,便是好的開始。」同樣的組合,出現在宣誓事件裏,說明此一趨勢正在延續、加強。議會外,9月立會選舉不幸失利的少壯派新民主同盟也參與到宣誓問題的抗爭行列,立意JR特府原先的JR。
回顧民主派範式轉移的過程,可視之為包含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出現了有意義的路線分歧,但同時形成十分嚴重的意氣之爭,如此持續好幾年。第二階段發生在新一屆立會選舉之後,分歧的兩翼同時經歷了世代交替,意氣之爭降溫。逐步成形之勢是,反對派當中的獨派、自決派、永續派和內部自決派(後者包含部分泛民),在議會內外形成鬆散組合、良性互動。這是民主派支持者都樂意見到的!
Crossing the Rubicon?
倚靠功能組別霸權佔了立會多數席的當權派,為了打壓三位少數派當選議員,竟然用上文明國家議會裏的在野黨才會用的流會拉布術。一直以來,當權派抨擊反對派拉布浪費公帑,但這次當權派的動作卻把拉布徹底合理化,反對派日後再用便振振有辭,到頭來蝕底的是立會當權派。
然而,這還不是特府出手打壓三子的最大代價。
大家記得,不久前特府搞立會選舉DQ,剝奪了陳浩天的參選資格,民族黨隨即轉跑道,支援「學生動源」在中學界播獨,一發不可收拾。教師當中,其後亦出現了支持獨立的「香港教師聯盟」,聲言要替學生「火上加油」。獨派師生一旦雙劍合璧廣泛對抗京港政權,「愛國愛港」政治灌輸便更難生效。且不說上述DQ遭司法覆核結果如何,特府表面上縱贏得一點勝利,但北京因此在港遭受的政治損失卻不可斗量。
可是,特府領導層不僅沒有從中吸取教訓,還變本加厲。如果這次特府又「成功」剔走幾位異見議員,所激起的反政府能量,無疑將更巨大,效果更持久。筆者估計,中學裏發生的事,將因此普及全社會;各種名目的分離主義組織,勢將以各行各業各大機構的名義破土而出,造成京港統治集團在港「遍插紅旗」之際意想不到的反作用。
回想文革當年,港共為鬥港英,成立各界鬥委會,但因為絕對服從北京瞎指揮,愛國不愛港,很快就被市民唾棄。然而,分離主義組織一旦出現,便沒有可能杜絕,因為這些組織都是本土產物,有土壤也有生命力。
有救嗎?很難說。一般而言,反政府特別是分離主義思潮包含很強的「路徑依賴」;一個梁特幹壞事種惡果,不是一個胡官或者甚麼其他人當選下屆特首就可以還原。取消當選議員的資格引發特區政權質變之後,港獨主義者與外來政權之間,一百年也不可能妥協。一念之差,智者該怎麼辦?
魯比貢河的水很淺,帶着僅有的一個兵團而膽敢叛逆羅馬寡頭政權共和國的凱撒,渡過了就不回頭。打響「凱撒的內戰」之後,最終輸的是龐培的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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