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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
当地时间11月25日22时29分，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宣布，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享年90岁。至此，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代领袖全部去见了马克思。不过与之前的列斯毛胡金等有所不同，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遗体并没被永久保存，而是遵循其遗愿进行了火化。
同时，他也是第一位没有“死在任上”的开国领袖。早在10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便已将权力移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自己退居幕后，充当起国家象征和精神领袖的角色。这一点倒是很像邓小平，这也大大降低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死对于古巴国家政治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以后，古巴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并在去年，与对峙了逾半个世纪的美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相比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的生与死，这些或许才是更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古巴彷佛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尽管作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国家，古巴与朝鲜、越南、老挝一道，在官方的文件与宣传序列中，依旧占据着特殊而靠前的位置。但人们对它的关注，显然远远小于隔壁的金氏朝鲜。可要是将时光往前推四、五十年，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从古巴糖到“毛粉”切‧格瓦拉，再到那首很多人以为是古巴民歌，其实全完是中国人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美丽的哈瓦那》，那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乏各种“古巴元素”。
但这仅仅只是记忆的一面。作为苏联的忠实小弟，在中苏对峙的那些年月，中古之间更多时候是在隔空骂战。当时的中国对古巴有多反感，从中越战争前夕邓小平访日时，将越南比作“东方的古巴”，称“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这样一个侧面便可看出。可以说，当时的古巴比现在的朝鲜还要好战，还要具有挑衅性，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麻烦制造者”。这一方面固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古巴领袖的革命家气质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整体的国际环境所致。
事实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发生了中苏论战、共产主义阵营分裂这样的大事件，却并没有妨碍共产主义理想在全球的传播。相反，世界性的左倾浪潮正是在那时达到了最高峰。在中国，文革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日本，有所谓“赤军”运动；在巴黎，爆发了震惊西方的“五月风暴”；在美国，反战平权嬉皮士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大环境下，革命是必然的，即便不发生在古巴，也会发生在别的地方，即便没有卡斯特罗，也会出现李斯特罗、王斯特罗。简单地将卡斯特罗这类克里斯玛型领袖比作单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旧式独裁者，不说是片面的，至少没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
当然，经过人类近百年的社会实践，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已然破灭，那些曾经供人膜拜的伟大领袖也一个个遭到遗弃，但历史并没有终结。正如R‧L‧戴维斯在《超越乌托邦》一书中所言：“自由的目的乃是与不自由划清界限，同样，自由的人与不自由的人也要划清界限。自由的社会本质是制造不平等，因为其是人为规定的，它永远不可能像分苹果一样平均分配。当人们尝试了自由的苦果以后，他们会越发地向往禁锢和限制，各式各样的对自由的定义正说明这一点，所以斯大林与希特勒的统治才有机可乘，而随之开始，新的轮回替代旧的轮回，但是本质却没有任何区别。”
的确是这样，由于全球化及自由贸易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宗教、地域、文化等冲突的加剧，世界似乎正进入到又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从日本的安倍到俄罗斯的普京，从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到咱们自己国家的新核心，他们或诉诸民族主义，或通过操纵宗教情绪、民粹主张等手段，以超高的人气登上权力的宝座。然而，这些新一代的威权领袖真的能够如他们所许愿的，带给其国民一个“美丽新世界”吗？还是正在将世界推到封闭、排他、对抗、彼此仇视的危险边缘？
这看似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猜想，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卡斯特罗，以及他那个时代留下的教训中寻找到答案。尽管一个是左下的蛋，一个是右结的果，但背后的逻辑却是一致的。令我不解的是，一些人一边痛斥卡斯特罗是独夫，对他的死欢呼雀跃，一边却张开双臂拥抱那些反全球化、自由化、宣扬民粹的政治主张，这究竟是要有多长的反射弧，才能将两者黏合起来并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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