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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2 November 2016

完美专政之我见

作者: 莫多克

近日看到BBC的一篇文章《专访:牛津学者出书称中国“完美独裁”》,便抽空翻墙浏览了这篇文章。斯坦·林根对完美独裁的阐述,创造了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这个词,而我最近整理自己的最新兴趣履历时,刚好用了“管控”这个词,这个词是我斟酌镇压、洗脑等好几个词之后用的。

首先这个标题表达的很精准。当前的形势状况以及有识之士的感慨可以看到中国非常完美的专制。有一次几个人聊天,就破局问题展开了争论,一方认为现在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等,对专政者不可能钳制住言论;而另一方认为那是对方根本就没有走出来,根本就不会触碰到专制的边界。我是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的。对于这样的争论,我也曾在教会里跟信徒展开争论,我当时表述是:就像笼中的鸟,你根本就没有飞过,以为笼子是不存在;而只有想飞的鸟,才知道笼子需要打破。

总体上教会的朋友是温和理性的,比如对于公共事件让专业人士比如律师介入,其他闲杂人等最好淡定。对于这个观点基本上我也是认同的,并且也是我一贯以来的立场。

可是最近一些事件所形成的死局可以看到,专业与职业并不能划等号。当然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局限了我们对社会事件性质的判断,但是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思路来破局呢?比如从“完美独裁”角度来审视。我就从基督教案件领域试着解析下这个问题。宗教案件在中国层出不穷,由此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律师,但是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并不多。或者说,在中文中可以看到的研究并不多。

我曾经关注过腐败问题,在中文中很难找到有价值的分析资料,但在英文的《美国商业伦理期刊》上却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分析资料。同样,宗教案件在中文中能看到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这个问题我曾经专门留意过,仍然是外国人在非常细致的做工作。这个工作是非常专业和费精力的,非需要专业研究人士来做不可,而这样敏感的案例是体制内学人所不敢触及的,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在这里对体制内学人也无法过多批评,因为生活于中国的每个成年人几乎都知道有一个言论边界,为了生存而规避自己的言论风险。而这个工作如果没有人去做,很多事情都是一团乱麻,也不会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这种压抑局面下,就只有完美专制这一条道路。

从宗教角度,我曾经解读过完美专制的形成机制。比如,中国一些基督教人士对于社会问题宗教化,回避社会问题的政治性,将这些问题推到中国没有基督教化,如果中国基督教化了,这些社会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已经表明宗教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仍然要政治解决。

另外就是宗教和信仰有时候是分开的,有宗教不一定有信仰。这样以此类推,如果基督徒呼吁中国基督教化,佛教徒呼吁中国佛教化,伊斯兰教徒呼吁中国伊斯兰化……最终无神论的共产党将是最为中立,最为切合的统治者。

一定程度上,中国多元宗教共存,宗教对话可能激发出更多的文明形态,给世界提供贡献和参考,而现实好像并没有这么美好。各个宗教都在中国生存着,但在信仰角度却都差强人意。从宗教上也可以看到非常完美的“稳定”形态,不会有优秀的思想或人物出现。

究其原因,我认为还是要追溯到社会政治管控方面,尤其是教育体制的管控。在整个中国教育体制中,都在灌输单一政治意识形态。一旦你脱离这个教育体制,要么你成为泯然于众的居民,要么你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当你完成一个系统的学制后,已经是二十四五、岁的人了。这个过程你很难完成一个思想超越,一下子从一个无神论者升华到一个神学家,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多就是突然发现原来还有另一个生活方式的存在。而这个突然已经很难变成一个切磋琢磨的学术过程。一个人只有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任其碾压。这方面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比如无可奈何的移民。

这种“独一无二”的完美独裁,有人说是集合了中国古代和现代以及国外所有专制之大成。比如通过集体主义消灭异类。而这种集体主义并不是自发自组织的那种集体主义,而是背后由中共党组、团委操控的集体主义。通过党组、团委操纵的社会机构,来垄断一切社会公共事业。通过官方操作的媒体,营造出这个社会很美好,如果你生活不好,那是你不努力工作。

这种宣传效果可以通过雷锋形象的打造来理解。雷锋形象在当时绝对是最时髦了,一个甘于奉献的人,得到的回报就是鲜活亮丽的人生。可是在时髦和鲜活亮丽背后,却是三年大饥荒。而鲜活亮丽的傀儡生活本身并不会幸福。在这个体制内和体制下生活的人,都是一台机器的冷冰冰部件。社会要改造了,你的厂子和土地要收归“国家”或“集体”,否则就是专政机器来对待。你要死要活了,会有专业的政治辅导员来稳定你的情绪。

总之,这个国家会让你看起来是个非常完美的国家。任何现代化的设施和形态都具备,甚至会允许学生抗议饭菜不好吃,倡议学生民主选举班干部。可是当你大学毕业后,拿到过自己的选民证吗?你对这个国家的爱是什么时间从现实变成幻觉的呢?

在这里不禁想起网络评论员的起源问题,有据可查的就是从大学生中试验开始的。文革著名写手“梁效”、“罗思鼎”等都是从高校选拔出来的。这种以专制官方主导的假民意,其实就是对百姓的言论专政。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拉拢一小部分精英建造起一个社群,通过这个社群实现对社会的管控,因为这个社会只有这一个社群。但是我想只有一个社群的社会绝对不是安全的,只能说这是一台冷冰冰、硬邦邦的机器。当然在文革中出现了红卫兵、革委会这个社群,替代了党组社群,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夺权,没有一个程序化的游戏规则。

直到今天,这个危机仍然要面对,因为宪法仍然有专政这个词条。专政就是暴政。只是施暴者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人民民主”。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跟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心理压迫,这种压迫你找不到来自何方,可能就是人民民主的压迫。所以你会找不到抗争的对象。毛时代,谁富有谁就是斗争的对象,而人民民主专政时代,你抗争的对象可能是人民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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