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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
今年八月十三日，有幸出席财团法人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在台北主办的“思沙龙”活动中“中国焦点”的有关香港议题。之所以说“有幸”，乃是观赏了由香港导演罗恩惠拍摄的纪录片《消失的档案》，这部片子还没有在香港放映，我们在台湾却已先睹为快。
“六七暴动”纪录片先睹为快
虽然这部片子还在“征求意见”过程，但是我已经要为这位导演的责任感拍手叫好。第一，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明年则是六七暴动五十周年，同样受到文革祸害的香港，难道没有一个对文革应该持有的立场吗？第二，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转移后，一直有一股要为六七暴动“平反”的逆流在暗中躁动，虽然中共早对文革，包括香港的六七暴动持否定观点，然而随着主要当事人的凋零，过去的档案被逐渐消失而将被“平反”所取代。赶在这个关键时候为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是时代的付托。
一九七六年我移居香港时，离开六七暴动不到十年，社会上还弥漫反共氛围，以及对参与暴动的“左仔”的蔑视，但是还没有与之有关的“史书”。到二〇〇〇年，媒体人出身的张家伟出版了《香港六七暴动内情》，是首部全面记述六七暴动经过的专著。随着英国档案的逐渐解封，二〇〇九年张家伟出版英文专著，并在二〇一二年再出版《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
另外，也是媒体人出身的江关生在二〇一二年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上下两册跨世纪的浩瀚巨著，虽然六七暴动部分比重较小，也占了八十五页，从宏观角度，对事件进行更全面深刻的分析。
我没有研究六七暴动，只是作为在香港居住过二十一年的香港人，也想了解暴动的真相，尤其我初到香港时，曾经在北角新都城大厦住过几年。北角是香港的左派特区，六七暴动的指挥部在新都城对面的侨冠大厦，新都城则有“战地医院”。这部记录片浓缩了这段历史，又增添一些资讯，将有关镜头更加感性的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是香港本土历史不容歪曲与抹杀的重要一部分。
暴力惨烈与文革难脱关系
六七暴动开始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左派放置的炸弹潮则开始于七月，到十二月结束。整个运动蔓延一年左右。死亡五十一人，受伤八百三十二人，拘捕四千四百九十八人，定罪二千零七十七人。此外，真炸弹一千五百二十五枚，假炸弹四千九百一十七枚，真爆炸二百五十三次。死亡人数中，警、军、消防十二名，其他死亡三十九人中，被警方枪杀十七人，其他是被炸死、烧死等等，可见暴力的惨烈。而运动在北京的最大回响是八月二十二日发生的红卫兵对英国代办处的打砸抢与火烧。
六七暴动是谁主导的？亦即谁该负主要责任？开始仅仅是新蒲岗人造花厂的工潮，因为政治黑手的插入而成为“反英抗暴”的政治运动。这个黑手仅仅是来自港澳工委，还是北京？
一般认为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梁威林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怕被调回国内当走资派批斗，所以把普通的工人抗争事件加以扩大为“反英抗暴”的爱国运动，在与英国人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北京自然不可能把他调回去向英国人示弱。目前西藏、新疆，乃至香港中联办负责人都是采用这种手法而得以在当地称王称霸。文革期间各级当权派，从刘少奇、邓小平开始，也是抛出大量黑材料，让红卫兵去整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与有历史问题的人，保住自己不被揪斗。
此外，一九六六年澳门的“一二‧三”事件，澳门夺权成功也为“反英抗暴”注入好大喜功的动力，希望以此“收复”香港，他们就是民族英雄了。
然而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暴动会这样大规模吗？尤其在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酿成国际事件以后。党报的社论、评论就是代表中央的立场；港深边界的武装冲突，甚至越境掳人，难道没有中央默许？
停止进军香港却难以落幕
《消失的档案》纪录片里采访到的独家资料是上述两位作者所没有的，就是访问早期担任过香港《文汇报》社长、暴动期间在北京周恩来手下负责与香港联络的“群众斗争组”吴荻舟的女儿吴辉，在她老爸遗下的日志中记录了当年六月底报告周恩来阻止一批武器（八千把大刀与海巡枪）运送给香港的暴动人士。那时骚乱刚起，还没有出现炸弹潮，可是左派已有准备大杀一场的“深谋远虑”。那绝非“官逼民反”，而是“武装暴动”。
虽然还有许多报道说周恩来如何反对六七暴动，但是为何暴动大半年时间，死了几十个人才鸣金收兵？难道仅仅是林彪或“四人帮”吗？有资料显示，炸弹潮初期周恩来七次劝说毛泽东放弃进军香港的计划，但是显然毛泽东并不同意就此偃旗息鼓。
六七暴动最后落幕的原因，根据江关生的分析应该是与经济问题有关。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中国商品在港澳的占有率退居第二位，被日本超越，到一九八二年才再夺回第一的位置。当时香港占有中国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外贸的严重萎缩，导致外汇收入严重下降。中共是唯物主义者，安能让抗英斗争继续下去？于是才得以恢复对香港的“长期利用”方针。
此外，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开九大，事先制造珍宝岛事件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才可以团结对敌。这时中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英矛盾自然就消失，“反英抗暴”才在党报上消音。
虽然暴动违背民意，英国人还是启动改革，让香港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经济起飞，东方之珠更加闪亮。
随著文革结束，北京不但否定文革，也否定六七暴动。然而因为六七暴动涉及英国“帝国主义”，不能让英国人得意而“大灭自己的威风”，因此对外讲法还是含蓄，只在内部讲。例如左派人士说，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曾经说：“一九六七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九七前的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表示“反英抗暴”主要由新华社分社负责，文革后对他们“拨乱反正”，原有的主要负责人都调回去了。
政局左转暴动辩论难免
然而毕竟没有公开批判六七暴动，因此九七后相关人士蠢蠢欲动企图“翻案”。英国人公开的档案老老实实摊出当年他们镇压时也有一些不符合法治的过火做法。但是采访六四暴动的参与人，当年参与镇压的“白皮猪”与“黄皮狗”自然噤声，然而参与暴动的人士，除了几个高层人士有反思以外，其他多纷纷表示他们是自发的爱国行为，是“官逼民反”。在中共的队伍中，可以“自发”而不服从党领导的行为吗？例如烧死反共名嘴林彬，《大公报》承认是“地下突击队锄奸”，但是至今没有交出凶手。
而首任特首董建华给当年的“斗委会”主任杨光颁发勋章，去年杨光病逝，追悼会上冠盖云集，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亲自吊唁为杨光评功摆好。因此，一些当年比较年轻的参与者，正在发动一场为六七暴动平反的运动。其中一位已经经商致富的左仔，甚至还鼓动这些人去英国申诉要求翻案。
随着这部纪录片的出炉，以及香港政局急剧左转，到明年六七暴动五十周年之时，香港社会可能就此开展一场激辩。香港年轻人应该重温这段历史来决定自己的走向。
《动向》2016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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