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民政部下属的研究单位，发布一份特别的白皮书《中国老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报告称，中国每年有大约50万老人走失，平均每天有1370位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呆是主要原因，但背后更多是因人口流动造成的留守老人与贫困问题所导致。就在报告公布两天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会议时表示，将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中国的养老保障缺口越来越大，放开市场能改善问题吗？谁该负责填补缺口？政府又做了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急剧老龄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搞的人口紧急刹车。1970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5.81,1971至1973年周恩来总理恢复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号召“一个不少，两个正好”。198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迅速稳定地下降到2.24，接近了更替水平，也就是出生率等同于死亡率，人口接近零增长。但80年代初又搞了独生子女政策，1980至1990的十年间妇女总和生育率变为2.47。独生子女政策宏观无效、微观有害，造成了中国人口急剧老化。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教授说，一个国家制定人口政策首先应保证公民的生育自由，应该和公民进行协商，而不能制定强制性政策。这一政策对很多家庭造成了伤害。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它同样有很多弊端。比如，独生子女一代是孤独的，他们缺少传统大家庭内的亲戚关系，这在性格和人格的塑造上也埋下了隐患。
夏业良说，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是，一个城市中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就为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超过10%即为深度老龄化。而北京、上海、天津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现在全国这个比重更高。
夏业良认为，去年中国取消了一胎化政策，今年全面放开了养老服务市场，这是摆脱责任、推卸包袱的做法。之前承诺养老靠国家，后来又慢慢地转变到社会以及家庭。
周孝正说，人口老化一方面是自然的，随着社会发展年龄越来越高是好事，但我们的比例不对，因为是急刹车。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放开养老市场，完全不对路。
夏业良说，以前国家欠百姓的钱太多，养老账户的空缺就是对百姓的欠账，出现空缺的原因就是把钱挪作他用了。国家财政应该及时填补漏洞。另一方面，应该培育社会的养老功能，比如鼓励私人来办养老福利院，政府还应给予更多的支持，如税收的减免。
周孝正说，国民待遇是一个基本制度，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民主政治、法制社会，是西方的伦理道德或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落实了这些，把社会制度转化为国民待遇原则，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周孝正说，经济改革背后是政策问题，中国问题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为此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
夏业良说，老龄化社会现象严重并不会让中国政治变革变得更加困难。一场变革是由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共同参与，并不是只有年轻人才能改变国家。
夏业良介绍道，美国的社会文化是年轻人没有直接抚养父母的责任。这并不是说不抚养，而是社会文化是老年人通常都会选择依赖社会、依赖自己。年轻的时候交了养老金，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领取，如果费用不够，很多老年人都会重返就业岗位。所以美国没有年龄歧视，即使过了退休年龄再就业也没有问题。中国也要逐渐转变观念，由家庭式的养老转为社会化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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