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经济发达国家，德国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健康问题严重的人，大多数人没有福利制度也照样可以凭工作生活得很好。如果目的是为了消除贫困，福利制度已经完全多余，至少应该大大压缩规模。节约出来的资金可用于投资生产，让社会整体蛋糕越来越大。
但压缩福利规模谈何容易啊！事实上，德国的福利已经成为一项庞大的产业。不但无法压缩，反而以极高的速度在扩张。在这其中，表现出了现代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难解性。
德国第一大产业
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按从业人员数量计算，德国最大的产业是社会救助产业，从业人员200万，相当于德国汽车业、建筑业、采矿业、钢铁业、渔业、飞机制造业及能源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
从单个组织机构的人数来说，德国最大的企业不是大众或者奔驰，也不是西门子或者拜耳，而是一家名为明爱会（Caritas）的天主教救助组织，旗下雇员总数超过50万人。其主要竞争对手新教的社会福利会，雇员总数超过45万人。
按机构数量来说，救助产业也极为庞大。仅最大的几个慈善企业就拥有10万个“分支机构”——也就是设在各地的分公司。这相当于德国所有肉铺、面包店、药店和加油站数量的总和。
至于德国救助产业的总产值，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数字。救助机构可不像上市公司那样对外披露详尽的财务报告。外界对他们的财务情况知之甚少。专家们只能大致估算一下。据估算，德国救助产业每年总产值为1100亿-1400亿欧元。这其中，德国个人和机构每年捐赠大约为100亿欧元，来自保险业的有200亿欧元。其余部分则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德国政府税收的五分之一流向了救助产业。
有人会问，福利救助难道不是私人慈善或者政府职能吗？为什么说是一个产业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既然得到福利救济是公民的宪法权利，那么就不能让救助仅仅是私人慈善，那样看起来太不稳定太缺乏保障了。应该由政府财政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私人捐赠只是一种次要的补充。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德国政府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给私营机构去做，包括各类救助协会、慈善基金和私人救助企业，尽量避免政府机关直接去做。这样一来，救助业自然就是按照产业那样去发展了。
眼镜蛇效应
由于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税收，所以，虽然救助业被界定为公益性质，有免税待遇，条件是，盈余资金不能像一般企业企业那样分给投资者，而要继续投入到救助事业中去。
这个规定很合理很有必要。没有这个规定，救助业的经营者就难免克扣福利资金，据为己有。只有规定其为公益性，才能确保来自纳税人的资金始终用于救助业，不被贪占也不被挪用。
但是，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看上去很合理甚至必不可少的制度规定，却产生了预想不到的不良后果。
既然公民或者福利救助是宪法权利，那么，政府就不能为救助资金设定一个上限，而是只要有符合条件的福利需求，就应该尽量满足。可想而知，这样一来，救助机构增加收入的主要办法就是增加“顾客”，也就是找到尽可能符合救助条件的人，找到一个，就可以去找政府要一份钱。
于是，各种救助机构像下网捕鱼那样在各地搜寻。他们反复巡视社区，走遍每一条街道，耐心地寻找、发掘甚至培育下一个救助对象，把他们变成自己的顾客。一位德国市长抱怨说：很多不识字的人来提交教育方面的救助申请，申请书中却充满了教育专家才懂的专业词汇。统计表明，德国95%的人至少有一次成为救助机构的顾客。
两德统一初期，东德地区失业问题严重。德国政府成立了许多就业机构，帮助失业者找工作。多年以后，统一带来的失业问题早已不复存在，但众多就业机构却延续下来，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失业经济”——靠帮助失业者找工作，甚至人为创造出只为解决失业的工作岗位，以获得来自政府的收入。
一位失业者，先是被就业公司指派了一个“工作”：观察一种受保护鸟类，四个人一组，只是观察，其他什么都不干。失业者觉得这比呆在家里还无聊，公司给他换了个“工作”：在图书馆里抄写一本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书。他拒绝了之后被安排到一间办公室里。八个月之内他的工作内容是：接了两个电话、取了几次邮件、把车开去加油两次。这样他还被称赞工作勤奋。
在一个属于红十字会的衣物申领点，28个妇女被就业公司分配到了这里，工作是清洗、缝补、归类人们捐赠来的衣物。但几乎没人来申领这些衣物。一个月后，卡车送来下一批捐赠衣物，同时把上一批整理好的衣物拉走，处理成碎布卖掉。28位妇女工作的唯一意义就是让红十字会因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
很多失业者因为救济金足够生活而拒绝工作。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就业机构更需要失业者。失业者是他们的顾客。如果失业者大量消失，那不但不是就业机构的成功，反而是他们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们将因为失去顾客而收入减少。所以，大量长期失业者的存在，其实满足了救助业的需要。
卫生专家惊讶地发现，按照统计数据，德国人的身体似乎正在整体退化。1994年-2010年，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增长了一倍。要知道，这个成倍增长是在二战中的致残者先后离世的背景下发生的。德国人的身体当然没有退化，只不过，符合残疾人定义的人大幅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健康人被救助机构鉴定为残疾人。目的当然人所共知。
针对儿童的救助机构的工作尤其惊人。他们主要和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打交道。他们非常乐于在这些孩子中发现残疾和学习障碍者。这可是“优质客户”。儿童在学习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正常家庭的家长绝不会稍遇困难就允许别人把自家孩子划入残疾人或者学习障碍者之列。事实上，经过学校、家长、孩子的共同努力，绝大多数问题和困难都会消失或解决。但很多下层阶级家庭却会轻易放弃，允许救助机构从此把孩子归为残疾人或学习障碍者。
这样做的结果是，救助机构得到了一个长期客户，可孩子却被贴上了终身的标签。他们甚至还会得到残疾或者学习障碍的书面证明，并且从此真的以非正常人的身份度过一生。他们将很难进入正常学校教育——救助机构的特殊学校在等着他们，成年后，他们也很难进入正常劳动力市场。一个深受此害的人愤怒将这些救助机构斥为“慈善黑手党”。
除了尽可能搜罗、发现、培育救助对象以外，救助机构的另一个扩大收入的办法就是提高救助的档次、丰富救助手段。据说，对某些遭受过精神创伤的儿童来说，让他们和动物相处是很有效的疗法。于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马术成为儿童救助机构的一种服务项目。看着孩子们骑着马愉快地在马场奔驰，这当然令人欣慰，但欣慰之余，参观者也大多会狐疑地想：昂贵的马术真的是社会福利救助必须的吗？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开拓市场之下，救助机构的收入节节攀升。按规定，这些钱不能流入私人腰包，只能继续用于救助业，于是，面对着花不完的钱，救助机构年年都要兴建新大楼、购置新设备、招聘更多的人员。德国救助产业一片兴旺。按就业人数计算，救助产业在过去15年的发展速度是德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的7倍。更多的人加入救助业，努力工作，然后会发现、培育更多的救助对象，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收入，然后兴建更多的大楼，招聘更多的人员……
一些德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都交给了各种救助机构，以至于这些地方的公共设施和道路的维护资金严重匮乏。德国原本欧洲一流的公共设施正因为资金不足而逐渐败坏。政府失望地发现，通过救助机构所花费的资金，远高于政府直接向救助对象发放救济金所需的资金。
重要的是，虽然救助产业高速扩张，消耗了大量资金，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但这一切都是依法进行的，其间并无大规模违法乱纪之事。这个巨大产业完全符合德国的法律法规。所以，在世界清廉指数排行上，德国非常领先。在反腐倡廉上，德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不过，这种清廉好像很有讽刺性。
印度人一度饱受眼镜蛇肆虐的痛苦，为此，英国总督颁布了一项法令：向当局提交一条死蛇可以获得一卢比的奖励。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印度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对，印度人开始大规模饲养眼镜蛇，换取英国政府的奖励，而蛇灾却完全没有得到缓解。经济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眼镜蛇效应”。德国福利社会制度堪称“眼镜蛇效应”的典范。他们大力奖励那些原本想要消灭的事情。
在这个背景下看德国的难民问题，就会恍然大悟。表面上看起来，德国人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愚蠢地发善心，鲁莽地接受了大量难民，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从德国救助机构的情况来看，情况很可能是，难民问题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题材。难民则是救助机构的“优质客户”。各家救助机构争先恐后地紧紧抓住难民这个不容浪费的好题材，精耕细作，深入开发，实现道义和资金的双丰收。默克尔政府无力对抗、只能顺应这种强大的潮流。而且，别看难民按月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丰厚补贴，但真正的大头收入落到了谁手里，那还用问吗？在这方面，德国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无可遏止的成长
了解了德国救助产业的情况，就知道福利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哪里了，也就知道福利制度为何一定会事与愿违了，更重要的是，还会知道，为什么即使大家都知道福利制度弊端严重，这个问题也不可能解决。
直接从业人员200万，加上家属和上下游产业，德国至少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直接间接靠福利制度谋生赚钱。他们可不是软弱涣散的救助对象，他们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有选票，有能力且有意愿影响政策。
投票制度下，这种人数上的优势，足以确保任何试图削减福利制度的政策都难以通过，任何想要和救助产业为难的政治家都会很快下台。来自救助产业的游说势力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参加政府预算和相关资源分配的决策。每当福利法规的改变让救助机构不满或者不安时，就会有说客来到议员的办公室。一位说客自豪地说，他还从来没有过无功而返的经历。
德国政府的官员也早就明白了“胳膊拗不过大腿”的道理。他们不但不会徒劳地对抗福利制度，反而会转而利用它，在庞大的救助产业中分一杯羹。内政部长卸任后，转而担任红十字会主席；议会党团主席下台后成为工人慈善联合会主席。一位资深议员，先是出任政府家庭委员会主席。之后离开议会，在福利机构中专门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过了几年，机会合适，又回到议会重新成为议员。
直接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比例比执政党还要高。实际上可以说，德国议会中的最大党是“救助党”。
在美国，政界和商界之间的人员互动被称为“旋转门”现象。那些人在政界获得了影响力和政府关系，下台或者退休以后转而到商界大把赚钱。“旋转门”现象在美国虽然广泛存在，但毕竟不太光彩。社会很警惕因此形成的政商勾结。结果是，那些人虽然个人挣到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因此形成严重的政商勾结问题。
可是在德国，政客在政府和救助机构之间“旋转”，却名利双收。不但个人得到大笔收入，还得了个热心公益、关爱社会的美名。福利救助机构还会动用自己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帮助这些政客赢得选举、坐稳位子。相反，没有哪个政客敢于公开和福利机构闹翻。他那样做无异于自绝前程。
由于政客和救助机构之间的这种充分信任的互惠关系。政客在政府中理直气壮地为救助业争取更多的拨款和更有利的立法，同时还阻止一切关于社会福利改革的讨论。其他官员，面对自己昔日的同僚或者上司，也很难与之展开面对面的争论，无力阻止救助业的不断扩张。
救助业不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行业，还是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最大的行业。德国上下根本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错误的公共政策如果是基于人们的愚蠢，虽然可能造成很大损失，但毕竟还有希望。人是会学习的动物。当他们不再愚蠢时，那些错误就会被调整和改正。可是，如果错误的公共政策建立在人们精明的基础上，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了。人们越善于学习，越精明、越能干，这些错误就越坚固越难以撼动。
历史上很多盛极一时文明的衰落，其实都源于此。
参考资料：
瓦尔特·伍伦韦伯 (Walter Wüllenweber)：《反社会的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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