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如果把日本近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按君主国“万世一系”的法统做一简单区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1868-1912）长达四十五年，昭和（1926-1989）跨越六十三年，而大正（1912-1926）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才改元的平成（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还要短七年，短得就像一个过渡的栈桥。不过，短则短矣，但在任何意义上，大正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不仅时间上承上启下，而且在从一战前后到二战之间复杂万端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多向度的“磁力场”中，日本所选择的国家道路（当然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已为其后来的自我毁灭埋下了伏笔，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命运，并改写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
大正是什么样的年代
“可爱的喀秋莎，分离多苦恼 / 趁薄雪尚未消融的当儿 / 让我们对神起誓吧……”1914年（大正三年），由著名剧作家岛村抱月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喀秋莎之歌》，是根据托翁的名著《复活》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的主题歌，经剧中女主角松井须磨子演唱后，风靡列岛。一年后，歌曲灌制成唱片，销量突破两万，全国几乎所有有留声机的家庭都购买了唱片，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之滥觞。歌里有种“甜蜜的忧愁”般的调子，唱出了大正初期东洋人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北国“边疆”的浪漫想象。这里的“北国”，并非指日本本土的北海道，而是指“桦太”，即今天归属俄罗斯的南库页岛（萨哈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根据美国居中调停的《朴次茅斯条约》，战胜国日本放弃战争赔偿，但却获得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有权，面积达七万六千平方公里，同时把长春至旅顺间的东清铁路变为自己的囊中物。至此，日本终于把触角伸进了“满洲”腹地，大大刺激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战略野心，举国陶醉于帝国的大陆战果中。五年后，吞并朝鲜，日本一跃成为与欧亚大陆山水相连的“大陆国家”。
1910年代到1920年代，是日本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立宪元年），全国只有三十一个城市，到1920年（大正九年）多达八十一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是传统的“城下町”（指封建制领主居于城中心，商业设施多集中于周边的传统东洋社会城市）型城市，而是立足于军事和工矿业的城市获得长足发展，四大工业地带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开始形成卫星城。以东京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为市区的两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改变乡土面貌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农地变成住宅用地；社区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商店街；以大公司、银行职员为主的薪金阶层登场，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每天乘地铁、巴士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和位于市郊的独门独院的优雅住宅之间往来穿梭。新中间层的扩大（至1920年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孕育了“中流意识”，中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男性上班族收入水平提高，足以让太太成为专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1915年（大正四年），日文打字机被发明，较高的识字率使打字小姐成为婚前女性的专属工作，这些“骨灰级”OL和被称为“巴士女郎”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及女佣们构成了东洋社会最初的职业妇女阶层。
有中产阶级，便有面向中产阶级读者定制发行的中产趣味出版物：绅士杂志、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妇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都市街头的书店；“元本”（一册仅卖一日元的普及版图书称“元本”）流行，袖珍文库本作为现代出版的东洋标准开始定型，出版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电影从无声到有声时代，与“邦画”（国片）相比，“洋画”（外国片）更有人气。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率先开始广播放送，不久广播网便覆盖大阪、名古屋。三年后，听众已逾五十万人。加上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这个时期的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Taisho Modernism）。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媒体社会的发育，酿造了市民社会的文化，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白桦派”、“新感觉派”同人作家敏感地审视着帝国转身途中个人命运的颠簸。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昭和二年）自戕时，遗书中流露的某种“恍惚的不安”，像极了一个时代的隐喻；自学成才的画家竹久梦二笔下有着西洋风的面孔和东洋范的哀怨的“梦二式美人”是代表“大正浪漫主义”（Taisho Romanticism）的如假包换的符号；而从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时代的仿欧建筑“鹿鸣馆”的流行，到和洋折中的钢混结构、顶着和瓦大屋脊的“帝冠样式”建筑的泛滥，则微妙地契合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
何谓“大正民主”
所谓“大正民主”（亦称“大正德谟克拉西”），并非当时既有的称谓，而是后人从民主的视角出发，反观从1900年代后期到192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变动时所得出的一种历史认识。据日本学者考察，“大正民主”最初见诸学界和媒体的论述大约是在1954年前后〔《日本の近現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岩波新书编辑部编，岩波书店2010年2月版），第4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はどんなデモクラシーだったのか》（成田龙一）〕。时值日本已结束美军占领，民主主义制度已然生根，并即将走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超稳定社会契约的前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正民主”的称谓本身，已涵盖了与战后民主的语境上的“温差”。就时间的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大正民主”并非单纯对应从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十五年，而是前后各放宽五六年，头尾分别嵌入明治末年和昭和初年，大约相当于从1905年到1931年的时段——即二十世纪初叶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为战后史学界通常的学术界定。
谈“大正民主”，无法绕过一对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有趣的是，兄弟俩的夫人也是一对亲姊妹）。作造是日本现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教授，早年曾担任过袁世凯的“太子”袁克定的“太傅”，是“大正民主”的理论旗手；信次是农商务省的官僚出身，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大臣、贵族院议员、翼赞政治会（1942年，东条英机主导成立的一国一党的政治结社，旨在彻底取消反对党，建立举国一致的极权体制，强化独裁。1945年3月解散）常务理事，战后受到整肃，被褫夺公职。剧作家井上厦曾写过一部舞台剧《兄弟》，诠释了吉野两兄弟在大时代的思想蜕变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
“大正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吉野作造，在最初译介“Democracy”的学术理念时，刻意回避了“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迻译为“民本主义”。这对学贯东西的作造来说当然不是误译，而是一种权宜性表达：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来置换（作造在晚年思想日益左倾，遂放弃“民本主义”而回到“民主主义”，此乃后话）。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大正民主”价值核心的“民本主义”，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殊不知，如此诉求早晚会撞到“天皇主权论”的天花板，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乍看起来，吉野兄弟的思想与行动截然对立，但就结果而言，二人未尝不是互为表里，而理论上的分野，则刚好构成了“大正民主”的内在张力。作造话语中的“民本主义”，主张以民众为政治主体，构筑以民为本的政治，并使其体系化；而信次则以民众的自发性为前提，鉴于这种自发性有组织化的倾向，便试图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统治。对民众和政党崛起的状况，作造尝试以扩大政治“参与”来链接，而信次则试图将其“统合”到一种新体制中。就是说，正因为有了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信次的利用民众的自发性而“统合”之的主张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因此，所谓“大正民主”既不是放任的民主，也不是单纯的官僚暴力统治；民众既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但同时，这种参与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诱导，不无滑向一种新的专制体制的危险。
尽管“大正民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彩排，对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客观上，从1924年6月至1932年5月，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由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并非完全是“浮云”（事实上，首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诞生还要早六年。但三年后，原敬遇刺身亡，军阀复权，引发第二次护宪革命）；与此同时，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后，制定了《普选法大纲》，规定二十五周岁以上的男子享有不受纳税限制的选举权，在选举前居住在某个地区一年以上的三十周岁男子享有被选举权。尽管该法限制了“因贫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和流动工人的选举权，并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三百三十四万人猛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博弈：民主VS极权
毋庸讳言，“大正民主”不是战后民主，不仅存在诸如“民主”与“民本”等法理上的先天性矛盾，且始终面临从极端右翼到军部等黑恶势力的挑战。好像一场漫长的竞跑，在触到终点的红线之前，在不同的时间和路段，双方都有过一骑绝尘的时候。而因缘际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往往成为其中某一方的助力，于是乎历史顷刻间呈现出巨大的进步或倒退。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表象的背后，病灶早已埋下。其病根有些源自明治宪法中的“程序错误”（如“天皇主权论”、“统帅权”问题等）。至于那些宿命的遗传基因，恐怕还要到明治的精神构造，甚至日本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如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等）。就大趋势而言，对左翼思潮及其团体、弱势群体的不遗余力的打压和右翼思想家所谓“革新”思想的抬头，以及受右翼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军部的崛起，仿佛潮涨汐落，此消彼长。
日本对左翼“异端”的弹压由来已久，且手段极其残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因莫须有的所谓“天皇暗杀计划”，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检举起诉，二十四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十二人被处刑。一时间，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停滞。空前的压抑感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作家石川啄木以一篇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的评论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有谣言说平时备受欺辱的朝鲜人要趁机报复，“投毒”、“放火”、“抢劫”说不胫而走，于是军、警、宪、特一起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消防组组成的自警团的配合下，以“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有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两百名中国人遇害。接着，在东京宪兵队涩谷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的指挥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七岁的外甥橘宗一惨遭虐杀。
不仅是对反体制“行动派”人士的打压，政府对思想、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牺牲品。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日本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徵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小田切秀雄：《険しくなった検閲と禁発―国民ニ見セマイ、聞カセマイ》（收入《１億人の昭和史》（２）：《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每日新闻社编，1975年7月版）〕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史称“满洲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异端”思想的空间已被彻底封死，有时连“自己人”都难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认为日本顶尖的战略家、曾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其不主张中日战争扩大化的“消极”立场开罪了东条英机，其战略学著作《战争史大观》、《国防论》虽然已经分别由中央公论社和立命馆大学出版会付梓成书，但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地ひらく―石原莞爾と昭和の夢（上·下）》（福田和也著，文艺春秋社2004年9月版），下卷，第342页〕回过头来看，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大正浪漫主义”、被出版传媒催生的大正年间的开明、西化的文化氛围，恍如昙花一现。
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当然不会终于纯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其向社会和现实政治的渗透、蔓延只是时间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本质上说，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实现的路径，便是法西斯化。1930年4月，由于内阁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被军部斥责为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遇刺，从而拉开了军部和右翼势力制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继任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因在“满蒙问题”上主张与中国政府谈判，被力主以军事手段强占的关东军及陆军部攻击为“软弱外交”。翌年10月，军部少壮军人策划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尽管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却迫使若槻内阁总辞职。民间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制定了“一人杀一个”的计划，奋起暗杀政界、财界首脑。先是于1932年2月刺杀了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一个月后，又刺杀死了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人及民间法西斯团体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袭击首相官邸，杀死首相犬养毅，同时袭击了警视厅、政友会总部、日本央行等机构，史称“五一五事件”。尽管此次政变未能达成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目的，但却终结了长达八年的政党内阁，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国内政治环境为之一变。而事实上，前一年由驻屯“满洲”的关东军少壮军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已然昭示了军部的失控。同时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日本从国际协调主义外交踏上了“光荣孤立”的道路，继而对中国不宣而战，对英美等民主主义国家彻底背过身去。“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国运，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了。”〔《日本史》（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77页〕
应该看到，日本的这一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右翼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右翼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但与其说是“选择”，其实也未尝不是“被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即代价”。这种历史性选择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可纠错性、不可逆性：打出一张险牌之后，如果不接着下更大、更危险的赌注的话，便有可能被搞掉。譬如，时任驻满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彼时日本不可多得的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精英战略家，但在“卢沟桥事变”时，却基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力主战争“不扩大方针”，遭到军部的排斥，从而被边缘化。但也唯其如此，太平洋战争前夕，石原便以中将军衔被编入预备役，继而彻底退役，转任立命馆大学战略学教授，寂寞的转身，却使他平安躲过了远东军事审判的一劫。是耶非耶，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暗黑的昭和
仿佛为了昭示先天不足的“大正民主”的昙花一现似的，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这位罹患多种疾病、羸弱短命的君主驾崩，享年仅四十七岁。而此前，大正天皇因健康问题引退，由太子裕仁摄政已届五年——昭和时代开始了。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昭和的开端的话，那就是“恐慌”。1926年底刚刚改元的昭和，仅三个月后，便遭遇了一场金融危机。多家银行因不良债权问题而呈现经营恶化迹象，1927年3月，关于银行倒闭的传言在社会上流行，遂引发挤兑风潮。结果一个月的时间内，有三十七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其中包括台湾银行、第十五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方方面面，政府被迫颁布《延期支付令》，指示所有银行停业三周。
金融危机的结果，大大强化了日本产业、金融的财富整合。通过企业兼并和联合，在产业界形成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银行等五大垄断性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结合，使少数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控制了政界。同时，为转移风险，消化国内市场萧条的影响，对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提高，大型纺织企业纷纷在中国建厂。（《日本简史》，王新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8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大恐慌。屋漏偏遭连夜雨，尚未从两年前的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的日本，再受重创。恐慌之后，是漫长的萧条。日本为摆脱危机，三十年代初，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侵略战争铺路。短短几年的光景，通过政府大力推行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垄断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制能力极大强化，国进民退，明治、大正时代积累的民间经济的活力已丧失殆尽——客观上，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1936年2月26日，一个大雪的清晨，约二十余名皇道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主要由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首的激进派青年将校构成。此派倡导皇道精神，主张不惜以极端措施推进“革新”政治，改造国家）青年将校率领约一千五百名军人发动大规模武装政变，分数路袭击首相、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政府要人住宅及警视厅、《朝日新闻》社，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省所在地永田町，向陆军大臣提出实行“昭和维新”、任命皇道派头子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等八条要求，史称“二二六事件”。政变虽然以失败告终，皇道派也随之解体，但其政治诉求却经政治对手统制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他们否定通过军事政变来改造国家的极端立场，主张合法地建立政权，为此谋求与政财两界的接近。此派在“二二六事件”中彻底清洗了政敌皇道派，一举掌握实权）之手悉数变成了现实：诸如陆军首脑换马、“革新”政治、对大陆强硬路线，等等。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经济、社会法西斯化进程完成的标志。至此，国家的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议会民主体制彻底停摆。紧接着，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内阁出台《国家总动员法》，总体战体制正式启动。日本一头扎进昭和前期的暗黑的不归路，不仅拼光了明治开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积数代人胼手胝足之功构筑的国富，而且把整个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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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日本近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按君主国“万世一系”的法统做一简单区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1868-1912）长达四十五年，昭和（1926-1989）跨越六十三年，而大正（1912-1926）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才改元的平成（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还要短七年，短得就像一个过渡的栈桥。不过，短则短矣，但在任何意义上，大正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不仅时间上承上启下，而且在从一战前后到二战之间复杂万端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多向度的“磁力场”中，日本所选择的国家道路（当然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已为其后来的自我毁灭埋下了伏笔，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命运，并改写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
大正是什么样的年代
“可爱的喀秋莎，分离多苦恼 / 趁薄雪尚未消融的当儿 / 让我们对神起誓吧……”1914年（大正三年），由著名剧作家岛村抱月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喀秋莎之歌》，是根据托翁的名著《复活》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的主题歌，经剧中女主角松井须磨子演唱后，风靡列岛。一年后，歌曲灌制成唱片，销量突破两万，全国几乎所有有留声机的家庭都购买了唱片，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之滥觞。歌里有种“甜蜜的忧愁”般的调子，唱出了大正初期东洋人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北国“边疆”的浪漫想象。这里的“北国”，并非指日本本土的北海道，而是指“桦太”，即今天归属俄罗斯的南库页岛（萨哈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根据美国居中调停的《朴次茅斯条约》，战胜国日本放弃战争赔偿，但却获得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有权，面积达七万六千平方公里，同时把长春至旅顺间的东清铁路变为自己的囊中物。至此，日本终于把触角伸进了“满洲”腹地，大大刺激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战略野心，举国陶醉于帝国的大陆战果中。五年后，吞并朝鲜，日本一跃成为与欧亚大陆山水相连的“大陆国家”。
1910年代到1920年代，是日本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立宪元年），全国只有三十一个城市，到1920年（大正九年）多达八十一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是传统的“城下町”（指封建制领主居于城中心，商业设施多集中于周边的传统东洋社会城市）型城市，而是立足于军事和工矿业的城市获得长足发展，四大工业地带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开始形成卫星城。以东京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为市区的两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改变乡土面貌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农地变成住宅用地；社区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商店街；以大公司、银行职员为主的薪金阶层登场，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每天乘地铁、巴士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和位于市郊的独门独院的优雅住宅之间往来穿梭。新中间层的扩大（至1920年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孕育了“中流意识”，中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男性上班族收入水平提高，足以让太太成为专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1915年（大正四年），日文打字机被发明，较高的识字率使打字小姐成为婚前女性的专属工作，这些“骨灰级”OL和被称为“巴士女郎”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及女佣们构成了东洋社会最初的职业妇女阶层。
有中产阶级，便有面向中产阶级读者定制发行的中产趣味出版物：绅士杂志、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妇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都市街头的书店；“元本”（一册仅卖一日元的普及版图书称“元本”）流行，袖珍文库本作为现代出版的东洋标准开始定型，出版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电影从无声到有声时代，与“邦画”（国片）相比，“洋画”（外国片）更有人气。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率先开始广播放送，不久广播网便覆盖大阪、名古屋。三年后，听众已逾五十万人。加上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这个时期的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Taisho Modernism）。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媒体社会的发育，酿造了市民社会的文化，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白桦派”、“新感觉派”同人作家敏感地审视着帝国转身途中个人命运的颠簸。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昭和二年）自戕时，遗书中流露的某种“恍惚的不安”，像极了一个时代的隐喻；自学成才的画家竹久梦二笔下有着西洋风的面孔和东洋范的哀怨的“梦二式美人”是代表“大正浪漫主义”（Taisho Romanticism）的如假包换的符号；而从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时代的仿欧建筑“鹿鸣馆”的流行，到和洋折中的钢混结构、顶着和瓦大屋脊的“帝冠样式”建筑的泛滥，则微妙地契合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
何谓“大正民主”
所谓“大正民主”（亦称“大正德谟克拉西”），并非当时既有的称谓，而是后人从民主的视角出发，反观从1900年代后期到192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变动时所得出的一种历史认识。据日本学者考察，“大正民主”最初见诸学界和媒体的论述大约是在1954年前后〔《日本の近現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岩波新书编辑部编，岩波书店2010年2月版），第4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はどんなデモクラシーだったのか》（成田龙一）〕。时值日本已结束美军占领，民主主义制度已然生根，并即将走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超稳定社会契约的前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正民主”的称谓本身，已涵盖了与战后民主的语境上的“温差”。就时间的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大正民主”并非单纯对应从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十五年，而是前后各放宽五六年，头尾分别嵌入明治末年和昭和初年，大约相当于从1905年到1931年的时段——即二十世纪初叶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为战后史学界通常的学术界定。
谈“大正民主”，无法绕过一对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有趣的是，兄弟俩的夫人也是一对亲姊妹）。作造是日本现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教授，早年曾担任过袁世凯的“太子”袁克定的“太傅”，是“大正民主”的理论旗手；信次是农商务省的官僚出身，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大臣、贵族院议员、翼赞政治会（1942年，东条英机主导成立的一国一党的政治结社，旨在彻底取消反对党，建立举国一致的极权体制，强化独裁。1945年3月解散）常务理事，战后受到整肃，被褫夺公职。剧作家井上厦曾写过一部舞台剧《兄弟》，诠释了吉野两兄弟在大时代的思想蜕变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
“大正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吉野作造，在最初译介“Democracy”的学术理念时，刻意回避了“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迻译为“民本主义”。这对学贯东西的作造来说当然不是误译，而是一种权宜性表达：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来置换（作造在晚年思想日益左倾，遂放弃“民本主义”而回到“民主主义”，此乃后话）。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大正民主”价值核心的“民本主义”，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殊不知，如此诉求早晚会撞到“天皇主权论”的天花板，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乍看起来，吉野兄弟的思想与行动截然对立，但就结果而言，二人未尝不是互为表里，而理论上的分野，则刚好构成了“大正民主”的内在张力。作造话语中的“民本主义”，主张以民众为政治主体，构筑以民为本的政治，并使其体系化；而信次则以民众的自发性为前提，鉴于这种自发性有组织化的倾向，便试图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统治。对民众和政党崛起的状况，作造尝试以扩大政治“参与”来链接，而信次则试图将其“统合”到一种新体制中。就是说，正因为有了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信次的利用民众的自发性而“统合”之的主张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因此，所谓“大正民主”既不是放任的民主，也不是单纯的官僚暴力统治；民众既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但同时，这种参与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诱导，不无滑向一种新的专制体制的危险。
尽管“大正民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彩排，对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客观上，从1924年6月至1932年5月，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由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并非完全是“浮云”（事实上，首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诞生还要早六年。但三年后，原敬遇刺身亡，军阀复权，引发第二次护宪革命）；与此同时，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后，制定了《普选法大纲》，规定二十五周岁以上的男子享有不受纳税限制的选举权，在选举前居住在某个地区一年以上的三十周岁男子享有被选举权。尽管该法限制了“因贫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和流动工人的选举权，并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三百三十四万人猛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博弈：民主VS极权
毋庸讳言，“大正民主”不是战后民主，不仅存在诸如“民主”与“民本”等法理上的先天性矛盾，且始终面临从极端右翼到军部等黑恶势力的挑战。好像一场漫长的竞跑，在触到终点的红线之前，在不同的时间和路段，双方都有过一骑绝尘的时候。而因缘际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往往成为其中某一方的助力，于是乎历史顷刻间呈现出巨大的进步或倒退。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表象的背后，病灶早已埋下。其病根有些源自明治宪法中的“程序错误”（如“天皇主权论”、“统帅权”问题等）。至于那些宿命的遗传基因，恐怕还要到明治的精神构造，甚至日本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如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等）。就大趋势而言，对左翼思潮及其团体、弱势群体的不遗余力的打压和右翼思想家所谓“革新”思想的抬头，以及受右翼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军部的崛起，仿佛潮涨汐落，此消彼长。
日本对左翼“异端”的弹压由来已久，且手段极其残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因莫须有的所谓“天皇暗杀计划”，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检举起诉，二十四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十二人被处刑。一时间，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停滞。空前的压抑感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作家石川啄木以一篇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的评论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有谣言说平时备受欺辱的朝鲜人要趁机报复，“投毒”、“放火”、“抢劫”说不胫而走，于是军、警、宪、特一起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消防组组成的自警团的配合下，以“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有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两百名中国人遇害。接着，在东京宪兵队涩谷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的指挥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七岁的外甥橘宗一惨遭虐杀。
不仅是对反体制“行动派”人士的打压，政府对思想、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牺牲品。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日本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徵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小田切秀雄：《険しくなった検閲と禁発―国民ニ見セマイ、聞カセマイ》（收入《１億人の昭和史》（２）：《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每日新闻社编，1975年7月版）〕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史称“满洲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异端”思想的空间已被彻底封死，有时连“自己人”都难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认为日本顶尖的战略家、曾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其不主张中日战争扩大化的“消极”立场开罪了东条英机，其战略学著作《战争史大观》、《国防论》虽然已经分别由中央公论社和立命馆大学出版会付梓成书，但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地ひらく―石原莞爾と昭和の夢（上·下）》（福田和也著，文艺春秋社2004年9月版），下卷，第342页〕回过头来看，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大正浪漫主义”、被出版传媒催生的大正年间的开明、西化的文化氛围，恍如昙花一现。
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当然不会终于纯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其向社会和现实政治的渗透、蔓延只是时间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本质上说，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实现的路径，便是法西斯化。1930年4月，由于内阁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被军部斥责为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遇刺，从而拉开了军部和右翼势力制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继任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因在“满蒙问题”上主张与中国政府谈判，被力主以军事手段强占的关东军及陆军部攻击为“软弱外交”。翌年10月，军部少壮军人策划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尽管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却迫使若槻内阁总辞职。民间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制定了“一人杀一个”的计划，奋起暗杀政界、财界首脑。先是于1932年2月刺杀了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一个月后，又刺杀死了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人及民间法西斯团体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袭击首相官邸，杀死首相犬养毅，同时袭击了警视厅、政友会总部、日本央行等机构，史称“五一五事件”。尽管此次政变未能达成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目的，但却终结了长达八年的政党内阁，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国内政治环境为之一变。而事实上，前一年由驻屯“满洲”的关东军少壮军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已然昭示了军部的失控。同时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日本从国际协调主义外交踏上了“光荣孤立”的道路，继而对中国不宣而战，对英美等民主主义国家彻底背过身去。“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国运，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了。”〔《日本史》（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77页〕
应该看到，日本的这一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右翼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右翼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但与其说是“选择”，其实也未尝不是“被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即代价”。这种历史性选择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可纠错性、不可逆性：打出一张险牌之后，如果不接着下更大、更危险的赌注的话，便有可能被搞掉。譬如，时任驻满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彼时日本不可多得的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精英战略家，但在“卢沟桥事变”时，却基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力主战争“不扩大方针”，遭到军部的排斥，从而被边缘化。但也唯其如此，太平洋战争前夕，石原便以中将军衔被编入预备役，继而彻底退役，转任立命馆大学战略学教授，寂寞的转身，却使他平安躲过了远东军事审判的一劫。是耶非耶，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暗黑的昭和
仿佛为了昭示先天不足的“大正民主”的昙花一现似的，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这位罹患多种疾病、羸弱短命的君主驾崩，享年仅四十七岁。而此前，大正天皇因健康问题引退，由太子裕仁摄政已届五年——昭和时代开始了。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昭和的开端的话，那就是“恐慌”。1926年底刚刚改元的昭和，仅三个月后，便遭遇了一场金融危机。多家银行因不良债权问题而呈现经营恶化迹象，1927年3月，关于银行倒闭的传言在社会上流行，遂引发挤兑风潮。结果一个月的时间内，有三十七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其中包括台湾银行、第十五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方方面面，政府被迫颁布《延期支付令》，指示所有银行停业三周。
金融危机的结果，大大强化了日本产业、金融的财富整合。通过企业兼并和联合，在产业界形成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银行等五大垄断性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结合，使少数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控制了政界。同时，为转移风险，消化国内市场萧条的影响，对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提高，大型纺织企业纷纷在中国建厂。（《日本简史》，王新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8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大恐慌。屋漏偏遭连夜雨，尚未从两年前的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的日本，再受重创。恐慌之后，是漫长的萧条。日本为摆脱危机，三十年代初，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侵略战争铺路。短短几年的光景，通过政府大力推行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垄断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制能力极大强化，国进民退，明治、大正时代积累的民间经济的活力已丧失殆尽——客观上，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1936年2月26日，一个大雪的清晨，约二十余名皇道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主要由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首的激进派青年将校构成。此派倡导皇道精神，主张不惜以极端措施推进“革新”政治，改造国家）青年将校率领约一千五百名军人发动大规模武装政变，分数路袭击首相、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政府要人住宅及警视厅、《朝日新闻》社，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省所在地永田町，向陆军大臣提出实行“昭和维新”、任命皇道派头子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等八条要求，史称“二二六事件”。政变虽然以失败告终，皇道派也随之解体，但其政治诉求却经政治对手统制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他们否定通过军事政变来改造国家的极端立场，主张合法地建立政权，为此谋求与政财两界的接近。此派在“二二六事件”中彻底清洗了政敌皇道派，一举掌握实权）之手悉数变成了现实：诸如陆军首脑换马、“革新”政治、对大陆强硬路线，等等。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经济、社会法西斯化进程完成的标志。至此，国家的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议会民主体制彻底停摆。紧接着，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内阁出台《国家总动员法》，总体战体制正式启动。日本一头扎进昭和前期的暗黑的不归路，不仅拼光了明治开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积数代人胼手胝足之功构筑的国富，而且把整个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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