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文
在22日作出宣布之前，外界普遍担心新一届中日韩外长会是否能如期举行。在此次峰会之前，不仅中日在东海、南海及钓鱼岛相关议题上陷入纷争，而且连一向关系友好的中韩关系也因在“萨德”部署问题上的争执“严重走低”。在决定如期举行会晤之前，有迹象表明，某些因素导致新一届会晤可能流产。
中日韩外长会及其所服务的三国首脑峰会，是东北亚“三强”最重要的多边战略对话机制，多年来成果显著。目下，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每年贸易额也超过了3000亿美元。而在复杂的地缘格局中，中日韩保持外交联系，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加强对话，寻求合作，管控分歧，对保持和推进区域和平与稳定，扩大各领域合作与交流，以及改善各自国家的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历届三国对话机制所产生成果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特别是在某些双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利用三边对话舞台，提供双边会晤契机，化解矛盾，建立共识，也是难得的管道。比如近期中韩围绕“萨德”部署产生严重对立，短期内双方举行高层级对话的可能性极小。但三国会晤机制为双方顺其自然地会面提供了可能性。中日之间亦是如此。
日本是新一届对话的东道国，因此也是最积极采取行动推动三边会谈如期举行的国家。而韩国也会因部署萨德问题，进一步寻求中国谅解与支持，因此可以想见也是此轮会谈的积极方。由此而论，困难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除了在“传统”的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有着复杂的矛盾纠葛外，在南海仲裁案公布前后，由于日本的积极介入，双方又产生新的对抗领域。在日本的南海政策刺激下，中国加强了在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公务活动，引发双边关系火药味日浓。
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层最终决定参加今年度三国外长战略对话机制，我得表示赞赏——虽然外交决策层经常因为我的批评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很不开心——但有句话说得好：批评是最高的爱国。它是一个理性的正确的选择，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动。尽管这可能是出于各种迫切现实考量不得已作出的一个妥协——比如中方强烈希望日韩两国在被中国视为年度最重要外交活动的G20峰会上展现合作。
中国是三国重要受益方。在三边对话机制启动后的十余年间，正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一段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韩、中日贸易额均达历史峰值，彼此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和它们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也日渐频繁和密切。中国经济和民生均受其利。
作为向国内展示民族主义姿态，或者增加外交谈判的筹码，中国在举行对话的问题上采取一些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多年来的对外交往的历史在提醒人们，中国的外交团队似乎应更好地领悟外交的真谛。所谓外交，就是越在两国关系紧张和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越要致力进行的那种事。
过去，日本在双边矛盾中是主动的一方，中国是被动的一方，抗议的一方。那时候日本政府就极力寻求两国展开外交接触。如今，中国在相关问题上是主动的一方，日本是被动的一方，抗议的一方。大家都可以看到，日本依然是不遗余力推动双边对话的一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政府将国家利益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舆论和公众的反应次之。这就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政府的行为就代表了外交的境界，在彼此红脸以至对抗的情况下，依然从外交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中国窘迫的经济现状要求政府采取主动的姿态加强外交攻势，争取更多的贸易份额。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趋势进一步增强，中外贸易额进一步萎缩。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第一位任务是为摆脱经济困境竭尽全力。中国仍未走出外贸驱动型经济的格局，扩大和强化对外经济交往，增加对外贸易量，是中国的紧迫需求。而日韩两国是中国在亚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为了改善中国与此两国的贸易关系，利用一切可能对此两国展开经济外交，对本国既具长远战略性意义，又具迫切现实性意义。悠悠万事，于此为大。
随着多方矛盾趋于激化，中国的地缘环境空前复杂和危险。东北亚、东南亚等成为中国周边新的战争可能策源地。中国有必要通过外交方式，利用外交管道，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管控风险，避免在周边敏感海域擦枪走火。在东北亚，朝核和导弹问题愈演愈烈，而朝鲜政权也进入一个不稳定期，朝鲜半岛陷入动荡的风险加剧。常规战争通过各方协作可以控制，但朝鲜核能力却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威胁因素，对毗邻朝鲜半岛的中国威胁一点都不少于韩国。因此，中国有必要就重大问题与相关各方密切磋商，保持战略沟通渠道畅通，尽一切可能避免局势恶化和失控。
东亚不是日本或韩国的东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所有国家的东亚，是各个利益攸关方负有共同责任的东亚。责任意味着参与，意味着互动，意味着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而不是一味逃避。这就是中日韩外长会举行之际我们得到的启示，同时也是区域所有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期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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