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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站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一直到当年11月，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超过1100万。红卫兵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且这一现象对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中国政治和历史学者章立凡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德国之声：毛泽东为何接见红卫兵？
章立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能和高层斗争形势有关。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需要发动一场群众运动。历史上他也多次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手法整肃政治对手，例如延安整风和之后的反右运动。我觉得，毛泽东和红卫兵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德国历史上的希特勒和冲锋队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用激进的年轻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对社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
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及《二论》、《三论》几份大字报被辗转地交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对这一点很欣赏。他不是有一句名言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我觉得这时候毛泽东看到一股比较容易被他掌控的力量。之后他就回了信。从他回信到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那么一些以中学生为主的、比较过激情绪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轻人就成为了毛泽东的工具。毛泽东利用了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冲击被他认为是走资派的官僚机构和当时的一些高级官员。不过后来红卫兵很快就又被抛弃了。
德国之声：红卫兵在文革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章立凡：红卫兵就是打前阵的冲锋队。（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红卫兵之后，在全国都掀起了抄家之风。五类分子首当其冲，家被抄，人被打。据官方数据，当时北京市从8月下旬到9月总共有1776人被打死。而且当时（学生打人的行为）得到官方的支持。比如当时谢富治就曾说过，“好人打坏人有理”。各个街道、办事处还向红卫兵提供线索，提供被抄家的人员名单。
德国之声：之后出现的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是毛泽东瓦解红卫兵势力的方式和手段？
章立凡：红卫兵原本很讲阶级路线，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当时有个很著名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当时正是红卫兵得意的时候，不过好景不长。因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冲击面很广。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很多是中层干部的子女，他们自己的家庭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后来向上蔓延，高级干部也受到冲击。所以很快他们（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不满，之后又发生了炮打中央文革事件。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发现他们（老红卫兵）已经不听话了，在这种情况下，以打击联动的名义开始整肃红卫兵。后来通过上山下乡的方式把城市里的年轻人都打发了。
不过上山下乡也和当时的就业形势有关。据说当时有大批的军人复员退伍，但是没有办法安置工作。据说当时工作缺口达到上千万之多。所以把中学生赶到农村去的做法，一方面拆散了红卫兵，另一方面为安置复员转业军人空出了名额。
德国之声：红卫兵在中国过去50年社会演进中产生怎样的影响？
章立凡：历史总是会出现循环。这类思潮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还有可能会重复出现。我们现在（在中国社会上）看到的所谓新一代的红卫兵就是现在的这些爱国愤青。红卫兵有没有更早的祖先呢？也有，那就是义和团，甚至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暴民。他们是社会中的破坏力量。现在这些激进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思潮重新开始在中国泛滥，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很多人担心文革会不会重来的问题。我觉得文革可能不太容易重来，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一类重大事件或者人物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出现就是闹剧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场闹剧。但是文革的做法、手法还在被重复地使用，包括利用青年、利用激进主义思潮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我觉得毛泽东的幽灵并没有离开，而红卫兵式激进主义、义和团式盲动的危险仍然存在。
章立凡，中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八九民运”时，章立凡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参与调停学潮。事件结束后，章立凡受到压力，脱离体制成为独立学者。曾出版《君子之交如水》、《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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