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警钟长鸣！
显然，放眼世界，人民需要时不常地品味一下类似《北京折叠》这样反乌托邦式的小说，以抱团提醒、相互刺痛、各自沉思：
人类这个两脚兽所统治的这个操蛋世界，是不是越来越糟了？
几个月前，我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在豆瓣上读完郝景芳的中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那时，这部早已传遍中国科幻界的小说刚刚成功入围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雨果奖（Hugo Award），这个奖项是由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简称WSFS）为纪念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而设立的科幻小说奖项，该奖分量之重，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
两天前，这部小说获得了今年的雨果奖。这是雨果奖设立以来，亚洲人第二次获奖，众所周知，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是写出《三体》的刘慈欣。
我承认《北京折叠》是一部好小说，但的确没想到它能最终荣膺雨果奖。毕竟，和刘慈欣典型的“硬科幻”不同，在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郝景芳笔下，《北京折叠》写的并不科幻，更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纯粹的“反乌托邦式”小说。
大刘写的《三体》已经拍成电影，有不少人在微博上呼吁《北京折叠》也拍成电影。但我觉得，《北京折叠》是一部注定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世界级”科幻小说，因为这部小说中含有太多的隐喻，或者，已经不能算是隐喻，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北京折叠》中北京，处于含混不清的未来时间线上，在小说中，中国的首都北京被分成了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
这种差异性很明显地体现在小说中人物设定工作上，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的工作是垃圾处理工，生活中充斥着肮脏与霉气；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金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生活在秩序井然的高节奏工作中；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北京的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仅仅是第三空间的十分之一。
《北京折叠》的讽刺还在于小说中的空间翻转时间设定，三个空间每48小时轮换一次：第一空间的统治者能够享受一整个24小时，然后睡去，第二空间的白领苏醒，他们能够享受白天的12小时；第三空间的劳工只能享受从夜晚十点到清晨六点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看不见真正的太阳，高悬头顶上的阳光，只是第一空间的统治阶层用技术手段制造的假象。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的距离，而是我奋斗了18年，却依然舍不得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就是《北京折叠》这部小说在现实社会中赤裸裸的投影，就像小说中老刀为了女儿糖糖上幼儿园的学费，甘愿冒着被捕的危险来到第一空间送密信，而第一空间那个阔太太给老刀的封口费一出手就是10万元，面对10张1万元面额的纸币，老刀显得非常窘迫，他这辈子甚至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纸币，而10万元只是那个女人一周的薪水，她还仅仅上半天班，拿的是半薪，工作只是为了不想呆在家里，“老公挣的钱足够多”。
这个投影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大多数人读完《北京折叠》之后，可能都会默默对标一下，现实中的自己处于“这个世界”的第几空间？
（二）
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刚刚一出生，就已经输了。
这就是比赛最残酷的地方，还未起跑，胜负已分。社会正在撕裂，阶层正在固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城市阶层正在以物质力和行政资源调动力进行区分，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
《北京折叠》中所描写的场景正在当下的北京真实地上演，唯一不那么冷酷的是：三个空间的不同阶层，至少在时间面前还处于平等，大家都平等地享受或浪费一天24小时的轮回。
小说中，所有矛盾的起点都在于老刀希望自己的女儿糖糖能够上一所第三空间中比较好的幼儿园，每个月学费要15000元，这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几乎完全源于当下的北京：“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就这么等上四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
老刀希望让女儿通过良好的教育，鲤鱼跳龙门，能够有朝一日从第三空间冲到第二空间——这简直就是最朴素的天下父母心了吧。
贫穷，是穷人的原罪。贫穷养育贫穷，因为贫穷治下的环境、教育、见识乃至你能想到的所有资源，都因为贫穷而被限制，被固化，因而输在了“起跑线”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差不多就是这世间最冰冷的规则了。
就像我在很早之前一篇文章中讲的那样：顶级阶层的人生，或者说精英阶层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设定了一个下限，差不到哪里去，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人生最低点的时候，也就是在山顶上摔个跟头，但也不会滚落到山脚下。这道理残酷而森严：即使山顶上的草，也比平地里白杨站的高，因为它生下来就站在山顶了呀！你充其量对着它吼一句：草！这他妈的不公平！
几年前，我经常去北京一些国际学校做校园活动，屌丝如我，着实被这些国际学校动辄每年2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惊呆了，这还是小学部，这还算便宜的，这还不包括校车费用和同样高昂的餐费。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北京或上海国际学校的学费，大部分学校的收费都能在互联网上查到。这些学校的招生简章大都明文规定：本校不招收中国国籍的学生。当然，这并不妨碍校内的孩子多半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
在这种学校，节假日放学时，你要是开个C或者3系，真的都不好意思往停车场里停。放学的时候，各种S和B打头的豪车陆续驶来，GMC或劳斯莱斯是最常见的“接孩子的车”，大部分是专职司机过来接，还有一小部分80后或90后的全职辣妈，开着红色或白色的Porsche，娉婷而夸张地用英语和孩子打着招呼。
这些国际学校有许多北京一流公立学校都闻所未闻的课外课（而对很多北京父母而言，能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已经很艰难了）。学校中的教育方式，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或欧洲没什么不同，学校里全英文的交流环境，连保安也一口纽约腔儿。这里的教师不用考虑孩子的升学率问题，因为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心里都清楚：在这里念书的所有孩子，他们的人生道路与99%的中国孩子都不一样，他们大部分都会在初中就选择出国读书，最晚高中也会去美国或欧洲读书了，然后顺理成章地念一所常春藤大学，毕业后在大摩（MorganStanley）或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找一份50万起薪（美金）的工作。
坦白说，去世界顶级公司找工作还是这个阶层孩子中混的差的，更多的是选择进入家族企业历练准备接盘或再创业，还有一少部分孩子早已对金钱产生麻木且厌恶的感觉，他们的选择是在国外成立一个NGO或公益组织，每天穿梭于慈善酒会、艺术品拍卖会和基金会筹款晚宴中，挽救这个操蛋的社会于水火之中。
当一个阶层的父母狼狈地通宵蹲在幼儿园门口的马扎上痛苦而忐忑地排队时，等待另一些孩子的是清洁的空气、高质量的纯外语教学、绿色有机的食物、非富即贵的同班同学，这是另一种人生起点。这一丁点儿都不科幻。
就不说所谓的教学质量和思维理念了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北京冬天雾霾是常态，当你的孩子在冬日北京令人难以忍受的雾霾下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另一个阶层的孩子或许在操场上也做同样的动作，但不同的是，这些孩子是在昂贵的防霾设备的保护下，校方一狠心将整个学校的操场的上方都建起了防霾帐篷，孩子们享受着顶级空气过滤设备滤清后的干净空气。
当年，就是这样一则新闻让国际学校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这一点都不科幻，北京上海任何一所国际学校中，院墙隔绝的，就是两个阶层的巨大鸿沟，这深不见底的沟壑中，倒映着的是另一个中国。
柴静制作的抗霾纪录片《穹顶之下》，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空气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不起，这句话，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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