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些事情很奇特。平日里，几个人一起“散步”都不允许，却忽然发现某一天大街上“自发”地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高呼“爱国”口号，对着一群正常人疯疯癫癫地释放“爱国”激情。
明白人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眼尖的还会发现其中不少人是乔装打扮的。每当中外围绕某个重大或突发事件产生争端的时候，这些大规模集会就会批量登场——他们可以不受局限地宣泄“爱国”热情，但却不能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问题表达诉求。“爱国”集会之所以会得到鼓励，是因为它们可以加强政府的立场，在对外宣传与斗争中派上用场。而其他集会严格受限，则是因为它们的矛头所向不同。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失利，在国际关系和舆论中失之于被动。于是又到了需要公众表达“爱国”情感的时候。在官方舆论轮番炮轰下，公众对有关国家的愤怒被调动起来。就像是得到了天启，他们潜藏在心中的反抗情绪爆发，但他们反抗的只是外国政府。被置于审判席的是菲律宾、美国和日本。网上发起了抵制菲律宾、美国、日本货的倡议，现实中砸美国产苹果手机、到肯德基集会呼喊反美的不乏其人。甚至有极端者喊出了“宁喝毒奶粉，不做卖国贼”的口号。
网络上把这些人叫做“爱国贼”。其实这个词并非今人的创造，早在1922年，剧作家陈大悲就以《爱国贼》命名他的一部独幕剧。可见，“爱国贼”跟黄岩岛一样，“自古以来”都属于中国……
“爱国贼”是相对应于“卖国贼”一词的，意指以爱国的名义，提出非理性观点做出非理性行为，以致损害国家利益。
在当前的这一系列针对特定国家的抗议浪潮中，无论是抵制外国货，还是打砸外国产品，围攻外国品牌店，都明显具有非理性特征，而且是把双刃剑，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自身。比如侵犯了其他民众自由选择产品，获得感官享受的权利；损害了中国民众和国家的形象，长此以往对吸引外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动辄为理性主义者扣上“汉奸”的帽子致使民心撕裂；造成浪费或个人财产损失等。
“爱国贼”之非理性思想和行为的产生，根源于长期浸淫于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历史悲情的主流话语体系中，而这些话语是刻意塑造出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悲情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典型例证。
经过思想改造的历史学家故意忽略了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国际贸易机制的演进等积极因素，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历史，定向描述为侵略和被侵略、欺凌和被欺凌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敌我分明的意识形态建构，激发和培育民众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爱国贼”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极端化，是对其扭曲性领悟和延伸的结果。
但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这种思想和行为看上去和时代那么格格不入，那么荒谬无稽。深受先进文明熏陶的一代人开始从蒙昧中觉醒，一部分人学会独立思考，变得能够明辨是非，洞察秋毫，不再容易受人蛊惑，被人利用。他们或直接，或隐晦地指出“爱国贼”是在爱国的旗号下，侵犯他人自由和权益，损害国家利益，甚至违法犯罪。
不过，在所有方式中，最能有效消解“爱国贼”的“正义”面孔和冠冕堂皇论调的是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戏谑”和“嘲讽”，它们受到大量网民围观，形成壮观声势，并产生扩散效应，以集体的力量消解了“爱国贼”的全部光环和意义。
有人把“爱国贼”和历史上的“义和团”相比拟，指其受到“慈禧”怂恿充当炮灰；有人“戏谑”空军一号是标准的美制产品，调笑其不敢对其展现“爱国心”；有人嘲笑其只敢打砸外国货，真上战场最先当逃兵的就是他们；有人讥笑打砸外国货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享受西方文明成果。
诸如此类以调侃戏谑为基调的批判性文字在互联网上密集、纷纭呈现，将“爱国贼”们剥得一干二净，露出其荒唐可笑的真实面目，在越来越多富有理性和明智的民众眼前成了十足的“怪物”。
官方也逐渐意识到，依靠这些人为自身立场“加分”，不仅达不到目标，而且只会坏事，让一切成为笑料。在此情况下，与公众舆论相呼应，官方舆论也加入到了批评和“引导”“爱国贼”的行列中来。
《人民日报》刊文规劝“爱国贼”们，尊重法律、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爱国的激情才不会成为“糊涂的爱”，导致盲目的冲动和偏激的行动，演变成同胞之间的相互争斗，提出“激情无限，爱国有度”。神秘的政治账号“学习粉丝团”更是直斥“爱国贼”是“蠢货”，抵制日货、美货、菲货，都不如抵制蠢货。公众舆论以瞧热闹的心态，冷眼旁观官方舆论的发作，并推波助澜说，对付蠢货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鼓励把他们培养成大蠢货。
一些地方受其影响开始以行政力阻止“爱国贼”们继续表演。比如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安徽某市某区专门下达了相关禁令。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大合唱，让“爱国贼”们几乎全部失去了昔日光鲜的形象，脱下了美丽诱人的外衣，展现出其本来面貌，在人们特别是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眼前，轰然倒塌。
官方紧随着民间舆论跟进批评和引导“爱国贼”们，一方面显示出官方对互联网和公众舆论的研判更及时更务实，一方面则是其认识到，爱国贼们对公众的吸引力和魅惑力下降了，增强政府立场的效应递减了，若继续鼓励“爱国贼”们表演，那么不仅不会产生积极正面的作用，反而会把事情搞砸。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在中国社会矛盾进入临界点的背景下，若火候掌握不当，易点燃公众心中的怒火，转移焦点，从而引火烧身。这种赔本的买卖才不干呢。
归根结底，“爱国贼”的倒掉不是取决于任何外因，而是源于其自身立场和理念经不起认真推敲，站不住脚。
国家是某个族群在特定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形成的共同体，为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保障全体成员的自由、权利和福祉而存在，以国家名义，破坏部分人的自由、权利和福祉，没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即令是在与另一个国家争斗的情况下。
何况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完全有可能逐渐消除国家间的界限，共享自由、权利和福祉，实现共同发展，到那时候，一片水域、一个岛礁的争执，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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