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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问：香港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失踪八个月后返港，开记者招待会披露真相，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他明确告诉全世界，他是被“中央专案组”扣押审讯的。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呢？
答：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神秘失踪一事是近来最重要的一件事。虽然李波等人已经返港，但都不敢说出真相，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受要挟、胁迫的恐惧。所以这次林荣基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说出真相，更让人格外敬佩。林先生有两句话让我特别难忘，他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是香港整个社会人的自由诉求”。又说“希望香港向强权说不，我都可以，你怎么不可以”。他还引用香港诗人舒巷城的诗句：“我没见过屈膝的书台，虽然我见过屈膝的读书人”。从读到的材料，我们得知，林先生是个老老实实的香港普通打工的人，自己喜欢读书，所以开书店，平日沉默寡言，只追求一份平淡简单的日子。但中共连这样的人都放不过。只不过是他因他的书店里有几本让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喜欢的书。我记得在纳粹暴行公之于世之后，有一位作者说，我们对暴政的邪恶程度，永远缺乏想象力。我们在专制政权下不断看到恶政花样翻新，更觉得这话说得有多准确。
问：香港是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的，这个事件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一国两制的实质内容，所以引起香港各界的恐慌和抗议。
答：这件事向全世界发出了几个明确的信号。第一，中共对它的承诺和签订的条约不当回事。当今的世界是个由条约体系规范的世界，如果一个国家并不遵守它签订的条约，而是依自己的需要任意妄为，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丛林世界。第二，中共体制是一个没有法制的体制，现在它要把这种不依法行事，任意动用暴力侵犯人权的行为推向世界。凡是它有能力插手的地方，它就会恣意妄为。铜锣湾书店的桂海民就是在泰国被绑架回中国的。我们知道，干境外暗杀绑架这种勾当的，前苏联KGB是老手，再有就是北朝鲜。现在中国也加入到这种流氓国家的行列，学好不容易，学坏快得很，更何况共产党本来就有这个基因。第三，文革中臭名昭著的中央专案组又借尸还魂了。
问：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文化革命中的中央专案组吧。
答：中央专案组的意思是中共中央直接指挥的专门案件审查组，它成立于1966年5月。所谓专案，就是毛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针对特定的人与事而造出的案件，这个案件由一个专门的办案机构处理，由周恩来直接负责。中央专案组下面分设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要针对中央高层和国家机关中毛要整治的对象，包括刘少奇、彭真、陶铸等人。第二办公室是针对军队干部的，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人就归第二办公室。第三办公室是针对公检法系统的。从这个设置可以看出来，在毛的心目中，全国上下各个领域都有敌人。官方的文革史承认，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75%以上都被立案审查，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亿人以上。如果说毛有什么创造性的话，专案组的设置可以算一个。从迫害人的广度、深度而言，很有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谓专案组有几个特点，其一，它是脱离任何法律系统的，全凭统治者的个人意愿就可以随意抓人、关人、审讯、判决。我们知道，在文明国家中，一个案件，从发生、侦查、取证、起诉、判决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被告或案件中的嫌疑人都有受到保护的完整权利，特别重要的是辩护权，而专案组具有完全脱离公检法系统之外的超法律权力。其二，在法律系统之内，要有犯罪要件才可立案。但专案组却是在被审查人完全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只因政治斗争需要，就可以立案。被立案的人没有任何人身保护权、辩护权，甚至没有无罪权，也就是说你有罪，你就必须有罪。其三，在立案过程中，完全不需要证据收集，只要需要就可以造伪证，或者通过刑讯逼供，或者胁迫别人造假证据。总之，只以定罪为目的，而不以公正为目的。所以实质上，中央专案组本身就是个超级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问：我记得文革结束后，曾经对专案组这种违法行为有过批判。
答：对，在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除”。当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坚决要求所有中央专案组把案件档案移交中组部，由中组部组织人全面清理，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因为当时的共产党上层，大多是专案组的受害人，对专案组这种迫害人的特设机构深恶痛绝，所以才可能有“必须永远废除”这种提法。但是，你要注意，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专案组这种形式是法治的大敌，而只提它“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这实际上是给得癌症的人割盲肠，全然治不了病。因为别忘了，它是中央专案组，哪里是脱离党的监督，而根本就是党造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运行的。
问：所以现在中共一方面口头上讲法治，而又讲法治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答：这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法治文明国家的标志。前几天看到中国出了个招考法官的文件，竟然把拥护党的领导当作首要条件。所以我曾对中国最伟大的法律人张思之先生说，在共产体制下争取法治是与虎谋皮。张先生很同意，但他仍不屈不挠地为法治建设赴汤蹈火。对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满怀崇高的敬意。但从理智上我们又知道列宁创建的这套党国体制是法治的天敌。因为这种政体的实质就是列宁所说的“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非依靠法律的政权”。攫取了一切社会生存空间的一党专制下的法治，不过是对老百姓的刑罚而已。那套法治，《商君书》早说明白了。真正的法治的核心是以法律的公正来保护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而中共的所谓法治只是要保护党的权力，实际上是保护党的首脑的特权，从这次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就可以看的很清楚。这次由中央专案组出面以黑社会的方式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只因为铜锣湾书店卖了几本有关习本人的八卦的书。你不闹还好，一闹倒成了真。可怕的是已被中共当局信誓旦旦地宣布“永远废除”的中央专案组死灰复燃，重出江湖，这绝不是个好兆头。当今中共最高当局一面讲法治，一面无法无天的做法，会让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的一点点法治成果毁于一旦。
问：所以去年中国大规模抓捕律师，这恐怕也是法治恶化的表现。
答：当然，世界上这样迫害律师的事情，我还真不知道有第二桩。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没干过这种事。前几天媒体报道，去年被抓捕的年轻律师赵威至今下落不明，亲属聘请的律师根本没见过赵威，官方指派的律师对赵威的下落支吾其词。有雷洋案为例，我真不敢想象这个年轻姑娘的遭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能这样肆意践踏人权，简直就是人类的耻辱。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日前发表人权报告，称这三年是六四以后中国人权状况最黑暗的时期。我担心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中国热爱自由的人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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