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3日
【明報專訊】炎炎夏日，數以萬計香港人無懼中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今年由於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憂慮。
「『一國兩制』的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幾個星期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對話時這樣說。（這段名為「公民對談」的「余曾對」精彩視頻見於YouTube，全長68分鐘，分六節，可惜未受傳媒及社會關注。從5月28日上載至昨日，每節點擊率只有五六千到一萬三千不等。以下有關曾鈺成的引文，均出自這段視頻。）
受到這段對話啟發，筆者嘗試從探討兩種治港思路的角度出發，尋找突破香港當前政治困局的出路，套用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的訪談，「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
造成香港當前社會矛盾尖銳對立，誰的責任最大？余若薇認為：「更大的責任永遠在當權者身上，因為權力在他手上。」曾鈺成表示同意，還借用毛澤東的《矛盾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定是掌權那邊。」
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從回歸初期到2008年攀至高峰，為什麼這幾年卻插水式下跌？為什麼從來不是選項的港獨、本土分離意識現在會成為社會議題？為什麼大年初一會發生多年罕見的嚴重警民衝突？社會撕裂分化如此嚴重，為什麼？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用毛澤東這把尺來量度，梁振英的治港路線出了什麼錯？
梁振英鬥爭為綱搞分裂
今天，愈來愈多人看清楚， 梁振英在任四年，推行的是一條以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套用毛的說法：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山頭主義；不是搞團結，而是搞分裂。
例如，劉夢熊曾爆料：梁振英視泛民為敵我矛盾。
原本親建制的自由黨，也受到排擠打擊。主席田北俊只是說了句梁振英應該考慮辭職，就被「搣柴」——解除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
根正苗紅的原民政局長曾德成，竟被梁振英以霹靂手段掃地出門，還要馬上利用自己手下掌控的網站「港人講地」落井下石，把政府對青年工作的缺失，全部諉過於曾德成。
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被辭職」，令公務員團隊為之心寒。
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被「一男子」否決，拒絕發出牌照，破壞了廣播事務管理局一貫的發牌機制，違反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法則，活生生地扼殺了一個創意企業，也打爛好幾百人的飯碗。而梁振英以為可以保住的亞洲電視，依然逃不掉倒閉的命運，結果，助長無綫電視一台獨大、不思進取的惡劣局面。
一味迎合中央，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施政報告念念有辭講了40次「一帶一路」，打算用10億公帑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四年過去了，公開撐梁的工商界「大孖沙」，依然寥寥可數。
連親中陣營的政黨也吞吞吐吐，不敢理直氣壯地支持他連任，一切要等北京的「阿爺」發落。
梁振英未能做到政通人和，卻教曉香港人一大堆語言偽術和精句sound bite：
「我記憶中，我冇講過話我冇僭建。」
「我當時係冇隱瞞嘅。我當時嘅認知就係，個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
「（國民教育科）喺撤回與不撤回之間呢，我哋商量嘅空間同餘地係好大嘅。」
多次以「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回應議員對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提問。
被問到對六四看法，他回答：「我不是說我不感動，但無可奉告。」
與機場職員通電話討論女兒的行李問題時，「我沒有說我是梁特首」。
最常說的是一句：「適當時候會向大家交代。」
雨傘運動時，他說過有外國勢力介入，但至今未見他交代過。他收取澳洲UGL的5000萬元離職酬金，有納稅嗎？在哪裏納的？也沒有交代。
儘管如此，只要一朝未失聖眷，西環和官方喉舌、押注在他身上的傳媒，以及一貫寧左勿右、篤信文革「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修正主義）」的，例如鄭耀棠為首的工聯會，都是他的堅強後盾。
曾鈺成：一國兩制要長期讓反對派存在
以曾鈺成為代表的另一條溫和路線， 就勢孤力弱得多。
梁振英最「挑機」的一句話：vote them out！（投票踢他們反對派出立法會）
曾鈺成針鋒相對：「以為vote them out就天下太平，這條路一定行不通，完全是錯誤的判斷。」
曾鈺成認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要接受一個現實：一國兩制要長期讓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存在，承認在社會得到相當多的支持，不能漠視的支持。為何有兩制，因為有他們在，有差異。」「為何很多香港人支持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因為他們看到靠泛民主派或反對派，才可以維護大家珍惜的價值觀念。他們擔心一旦給建制派贏光了，就失去了一切，就變了，兩制就沒有了。他們不是完全沒道理，所以你要承認這些事。」
曾鈺成以下這番話，更是衝着梁振英而來：「有人以為中央領導硬，就會欣賞硬，行政長官愈硬，中央愈支持。如果你硬而行得通，管治得頭頭是道，所有事情又推行得到，中央才會欣賞；你硬但做不到事……」
請讀者諒解，為什麼要大篇幅引用曾鈺成的原話，原因很簡單，眾所周知，他是共產黨的人，比其他泛民更具說服力；他經歷了中英會談到回歸前後30多年的全過程，有組黨、敗選、勝選的經驗，是建制陣營中思路最清晰、最洞悉政局，也最能夠與泛民溝通對話、理解泛民想法的一個人。不過，他的意見遠未成主流。
毛澤東：人的因素第一
《明報》7月1日社評寫道：「香港的困局，問題並非出在某一個人，因為無論誰當特首，只要是現在的體制，最終都會被折磨得焦頭爛額，香港則繼續沉淪下去。」這正是梁營為連任造勢所提出的理由，筆者絕不苟同。
體制無疑是很大掣肘，但毛澤東說過：「人的因素第一。」小至一場球賽、體育有沒有經濟貢獻，以至對本土的看法，梁振英和曾俊華的表述就很不同，比較一下兩人的民望指數就知道。
梁振英上台後，是令社會矛盾急速惡化，還是走向緩和，早已路人皆見。涉及治港理念的分歧，不同的人當特首，分別只會更大。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精通謀略的毛澤東又一論斷。
看看梁振英重用的是什麼人：張震遠（競選辦主席、原行政會議成員）、劉夢熊（用完即棄）、邵善波（中央政策研究組首席顧問，坊間有「左王」之稱）、陳茂波、張志剛、吳克儉，還有那個自詡為「白宮發言人」、一味幫主子塗脂抹粉評功擺好的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
這批人就是為梁振英的治港路線服務的，設想曾俊華或曾鈺成或林鄭出任特首的話，還會重用這些人嗎？
梁振英一旦再獲欽點，屆時不用顧慮連任問題，恐怕只會更加肆無忌憚，「強政勵治」，為所欲為了。
有人說，梁振英最近不是已經放下身段，改稱泛民為「朋友」嗎？為什麼不給機會他「改過自新」呢？
「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中共黨內機會主義的頭子。看來，對香港也有參考價值。
王光亞說：「近年有人說中央對港政策收緊了，這不是事實。」「中央對港政策並不存在軟硬、鬆緊的問題。」香港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嗎？
特區成立的最初5年，中央派駐香港的主要官員姜恩柱（1997年7月到2002年8月，先後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和改組後的中聯辦主任），確實恪守「一國兩制」，「大隱隱於市」，香港人幾乎沒有見過他的身影，完全不像後來的中聯辦各級官員，以「第二支管治隊伍」的姿態出席各種活動，指指點點，橫加插手。
曾鈺成提到自己的親身經歷：「回歸初期，民建聯到內地訪問，往往受到內地官員警告，不要同他們討論特區管治問題，如有意見，回去跟特區政府說。當時真的是這樣。事實上這十幾年真的有變化。」
曾鈺成還說：「（2014年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解釋，是同基本法頒布、回歸前以及回歸初期，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說法，有相當大的差別。」他甚至質疑：「我們過去認識和追求的『一國兩制』，北京會否已有不同看法？」
回顧過去幾年，中央干預的結果，就是壓迫愈大，反抗愈大。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全國人大委員長兼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訪問香港時表示，要「勿忘初心」，並釋出善意，當面聽取泛民主派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鄧小平：多選些中間的人
對「初心」的最佳詮釋人，就是「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
他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梁振英做到了嗎？
過去四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梁振英治港路線的失敗。
王光亞說，在中央看來，大多數泛民都是愛國，泛民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角度看，他們也屬建制人士。泛民政團與中央有關部門的接觸和討論日後會繼續，亦會更多，又稱會依據國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泛民人士與內地有關的問題，希望泛民成為特區的建設力量。
恢復兩制信心 要解決ABC與CBB
王光亞這些講法，與梁振英一貫對待泛民的態度有很大差別，有何含義，仍待觀察。
要恢復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現階段首要解決兩組英文字。
ABC（Anyone But CY）：不再欽點梁振英，揚棄以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起用願意「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官員，做到李嘉誠說的「下任特首要給香港人帶來希望」。
CBB（Causeway Bay Bookstore銅鑼灣書店事件）：回應香港人對內地執法部門違法處理書店當事人的質疑和憂慮，真正讓人感覺到中央釋出善意，讓香港啟步走出政治困局，實現鄧小平的遺願：「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
文：江關生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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