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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27年前八九“六四”历史回顾
本集节目第一次播出时，是2016年6月4日，八九“六四”27周年的日子。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请听一段当时的街头请愿游行实况录音。
（呼喊声）
“耀邦不朽！”
“言论自由！”
“解除报禁！”
“要求清除腐败！”
“铲除官倒！”
“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以及推举出的新发言人尤维洁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
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一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六四’难属群体”也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2014年八九“六四”25周年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告知外界，因为丁子霖等遇难者的母亲们年事已高，推举出较年轻的难属群体成员尤维洁女士作为新的发言人。
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在“六四”屠杀中遇难，当时42岁，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
拨打难属群体发言人尤维洁电话，录音记下当局破坏通话所制造出的奇怪声音
今年6月2日北京时间晚10点多，我拨通了尤维洁女士的电话。
主持人：“您好！我是张敏。听得到我讲话吗？”
尤维洁：（被变了音的声音）
主持人：“（对听众说）现在这个电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尤维洁说）您听我的讲话清楚吗？”
尤维洁：（有回答，但听不清说什么）
主持人：“我这边完全听不到，就是听到您在说话而已。既然是这样，我们不讲什么了。请问您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
尤维洁：（有回答，但听不清说什么）
主持人：“听不清，就这样吧。既然他们把电话弄成这个样子……其他难属也都是这种情况吗？有没有反映外面根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尤维洁：（有回答，但听不清说什么）
主持人：“无论您在讲什么，都听不清楚。那就这样吧，您如果能听到我的讲话，多多保重！”
尤维洁：（有回答，但听不清说什么）
主持人：“好。再见！”
张先玲：我在家，三道岗两道岗。28日晚他们通知我，29日上午就上岗了
随后，我又拨通了难属张先玲女士的电话。张先玲的儿子王楠1989年19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他在“六四”屠杀中遇难。
张先玲女士的电话信号虽然也不太正常，但比尤维洁的电话好很多。
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北京吗？”
张先玲：“听不清。（稍后）现在还好。”
主持人：“现在好了。怎么样？因为我给尤维洁打电话，她那边电话完全听不清。她说她能听见我的（根据她隐约声音猜的），但是我听不见她的声音。您现在怎么样？”
张先玲：“她在外边好像是。我在家。反正是常规吧，还是三道岗两道岗，在电梯门口一道，单元门口有保安，在外面还有警察，还有车，跟往年一样，常规模式。28日晚上他们通知我，29日上午就上岗了。”
主持人：“他们有没有讲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张先玲：“没有。他们有时候是这样，比如去年吧，6月5日上午还在那儿，中午一下就没有了。上面叫他们撤，前面来电话，后面他们就走人了，没影子了。”
张先玲：2012年前“六四”祭奠难属被拆开不让碰头。前年起有监视但没被干扰祭奠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难属们有什么计划？”
张先玲：“还是跟从前一样。”
主持人：“6月4日那天难属们的祭奠活动，现在有没有跟官方讲？他们是怎么说的？难属们有什么准备？”
张先玲：“这个也是常规的。大概在2013年以前，2012年的时候……以前，他们一直捣乱，把我们都拆开还是什么的，都不在一起碰头。后来2013年时，通过我们这边有一个他们基层干部，沟通了一下。然后北京市局也来人了，我谈得很坚决‘我们就是集体要祭奠，你有什么文件，或者你有什么法律依据不允许我们在一起祭奠呢？没有呢，那就希望你们不要干扰’。
所以从前年吧，他们就没有再干扰，还比较正常。他们就是说还要坐他的车，有的人可能不要坐他的车，但我是一定要坐他们的车到墓地去，拿车送我们回来。然后我们祭奠的过程，他们也倒不干扰，站在外边监视。
从前年开始，在‘六四’之前，他们会来人跟我们所谓‘沟通’，今年也来了，今年来的次数还更多一点，来了三次，以前大概就一、两次。最后这次问我们‘是不是需要配备一个医生，因为大家年纪都大了’。我说‘不需要。’”
张先玲：万安公墓集体祭奠，丁子霖曾想参加，政府不允许。丁老师身体非常不好
主持人：“那尤维洁现在在外地她会赶回来吗？”
张先玲：“她会的。她是不是在外地我不知道，反正好像不在家。”
主持人：“哦，您说的‘外面’不一定是外地，是吧？丁老师能去吗？”
张先玲：“我们祭奠的人主要是因为骨灰安葬或存放在万安公墓的难属，不是所有难属。丁老师孩子的骨灰在家里，所以她本来是没有参加过，她曾经想去参加，但官方不许，政府方面不许她去，她就没去成。”
主持人：“就是说现在跟当局沟通，这个计划中的‘六四’祭奠还是会举行。根据您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当局对难属……近期在北京和您所知道的范围内是个什么状况？”
張先玲：“情况可能还跟从前差不多。反正我跟丁老师这边严格一点，总是有人监视，我这里肯定有监视。丁老师身体非常不好，也不愿意接电话，所以我也不想干扰她。”
张先玲：出门被跟着，不能去难属家，不能受访，等于没自由，被侵权，违宪违法
张先玲：“我行动是不受限制，可以去买菜、串门，但是他们要跟着你。只不过，你要到‘天安门门母亲群体’（成员）家里，他不会让你去。比如说，我要到丁子霖那儿去，他不会让我去，还是限制自由。他们的借口就是怕记者找我，说‘你要出去了，不跟着你，记者找你怎么办？’他就是以监视记者为借口监视我。”
主持人：“27周年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您在这个时候，想到当年的情况和现在中国的情况，对难属目前这个处境、要求……您还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
张先玲：“今年我们在祭文上面讲得已经很清楚了，这27年来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种状况之下，但作为我们的心情来讲，虽然事情过去27年了，我们对亲人的怀念是不会减少的。
我们的伤口仍然还在滴血，每逢这个时候，就拿我本人来讲，肯定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的血压也在不断地升高，这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
有个朋友说得很好，‘虽然说，时间可能是个缓解剂，但是因为你们这个事情一直没解决，所以你的伤口还愈合的很浅，稍微－碰就会流血。但这个事情得到正确解决之后，可能你们的伤口会慢慢的结疤，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现在27年的情况来看，本质上没有多大改变，但从表面上，还是有所宽松。现在我说他们就是‘和谐违法’嘛，态度非常好，说话也都非常客气，但是从本质上讲，他还是跟着我。也等于是没有自由嘛！也不让我接近记者，根据什么法律呢？也没有。
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违宪违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本质上没改。”
张先玲：他们想年复一年下去我们死得差不多，没人管了。但天安门母亲会坚持到底
主持人：“这个问题至今27年，这么长久的时间不能解决，这个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难属们有些什么想法说法？怎么样来突破这样一种迟迟不能解决的局面？这么多难属已经离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复一年就这样下去的话，你们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张先玲：“他们的想法是，年复一年这样下去，我们都死得差不多了，慢慢也淡了就没人管了。但这个他们是想错了，‘天安门母亲’是绝不会倒的，就剩下一个、两个人也会坚持到底。”
张先玲：为什么对于被尊称为“主人”的我们受到你伤害之后，你不能跟我们对话？
张先玲：“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也可以从像陈希同的书啊，李鹏的日记，这里边都能看出一些端倪。他们也觉得这桩事情不太好办，就互相推诿，把责任都推到某某人头上。而某某人呢，现在又是一个‘桂冠’，又不好推翻他。所以说，从上层来讲，我想恐怕也是盘根错节，有很多问题比较棘手。
但是我想，只要有个结扣解开就可以。就是说，人，他就是人，他有功、有过、也会有罪，那这个问题就好说了。
具体方法来讲，首先要有人来跟我们难属对话。你政府可以委托一个部门的人，来跟我们这边的人对话。现在我就说——中美也能对话，中国跟越南等等这些地方，战场上打成那样，最后也能对话。为什么对于被尊称为‘主人’的我们受到你伤害之后，你倒不能跟我们对话呢？这个我们都不太清楚。
国内都是暗箱作业，咱们也捉摸不透。
反正我想，我们这次又呼吁了，要求了，希望当局能够明白，什么都可以对话来解决，咱们可以先开始对话。”
张先玲：你不是说外国媒体采访我们是“炒作”吗？你派《人民日报》的来采访啊
张先玲：“昨天来人沟通时，我也跟他们说‘希望你们跟上头讲，可以先对话，你们可以派人来先听我们讲’。你可以不表态。你不是说外国媒体采访我们是说‘炒作’吗？那你们派《人民日报》的来采访啊，你不就不炒作了吗？
你采访了，你不公布都无所谓，人家来了，你说炒作，你们又不来。反正这些具体的问题，应该从一点小的地方开始，才能够解决。
昨天因为分局的、派出所的几个头头都来了，我就跟他们说了——希望你们有机会……因为朝阳分局，就是比派出所要高一级的人，他能接触到市局，所以我说‘你最好再往上一级能有所反映，应该从对话开始。’
哪怕你们委托一个相应级别的相应人员来找我们，或者丁子霖。你不愿意都找，就找丁子霖嘛，你听她谈，然后你记下来，然后你向上反映，然后你再回来。再难解开的扣，都是一点一点解开的嘛。你总是假装有耳不闻，这个哪行啊？你掩耳盗铃，这个事总不是个正经事，这不是惹全世界都笑话你吗？你还像个大国，还像个大党吗？
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想，这个事要解决，首先还是要对话，你可以让记者来采访，你不发表，可以发‘内参’，这不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法吗？
上次有个记者电话采访，我就说‘希望你的采访能够给我们中国的领导上层听到’。我就认为，让记者来采访有什么关系呢？”
张先玲：海外“六四”资料浩如烟海。我要说，我的儿子，活生生一个孩子被打死了
张先玲：“现在有关‘六四’的图片也好，现场回忆也好，等等各种资料浩如烟海，比我们说的要多得多。我所说的就是‘我的儿子’、‘他的儿子’，顶多我们难属中间的一些情况，而海外的一些资料那真是浩如烟海，你还有什么怕人家说的呢？
他们说‘那人家都有了，你干嘛要说？’
诶，我就是要说！我说了，跟那图片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的儿子，活生生的一个孩子，被打死了。而且有些年轻人，在国外也一样，有些年轻人长大了，他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他也许看过图片，但是他不如听到我本人亲口说的那么相信吧。
你为什么不让外国记者来采访呢？采访了只能彰显你这个‘人权的进步’。
我说这话，我希望最高领导能听见，希望政府能够明智的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跟我们对话，就这样。”
黄金平：他们1日上岗，提出不要接受采访，我答应了。我会发一个东西，请看请听
“六四”难属黄金平的丈夫1989年在《体育报》社工作的杨燕声先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那年三十岁。他们的儿子才一岁零八个月。
今年北京时间6月3日夜里我打电话给黄金平女士。
主持人：“金平，你那儿现在情况怎么样，简单说几句行吗？”
黄金平：“是这样，他们在1日已经上岗了，然后跟我提出来‘不要接受采访’，我也答应他了。我会发一个东西。”
6月3日夜里6月4日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27年前正是北京街头枪声最密集的时候。黄金平给朋友发出一则短信，后面还附了一段音乐。
黄金平写道：“2016年6月4日，二十七年了。我们隐忍，呐喊等待公正，呼唤良知，守候归来。27个这一天，我都无法吞咽食物，我们始终在哽咽，抽泣。拒绝遗忘！请听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告慰天堂里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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