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恐惧语言的力量
现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他还有另一个头衔，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其实，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平克，可谓是正宗的心理学科班出生。他1976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
在推荐平克教授经典著作《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中国据说最性感的物理学大咖李淼教授说，“平克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并具备深厚的生物学功底。”直接就把平克首先标签为“语言学家”。不过，曾提出多元智力理论，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堪称世界级大咖的霍华德•加登纳（Harward Gardener）教授就只是说，“史蒂芬•平克是世界顶尖的语言研究者。”
事实上，语言是现代心理学研究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领域之一。在被称为心理学史上“第二次革命”的认知心理学的强势崛起，其不可获缺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著名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所开创的心理语言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克教授《语言本能》一书，不仅其基本思想来源于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语言学理论，而且从根本上就是将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语言学分析理论从心理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进一步系统阐释并发扬光大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平克认为自己与乔姆斯基的区别在于，“乔姆斯基是一位语言学家，而我所学的专业是实验心理学。”
一位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者研究语言实在是稀松平常。我所接受的心理学科班训练的三年，所从事的也是语言研究，不过我不敢给自己贴一个“语言学者”的标签，可我是当仁不让的“心理学者”。
现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一
语言之所以在现代心理学里面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和最经常的研究领域之一，就在于人类的高级认知和智力活动都是基于语言的发展和运用。
例如，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在亲缘上是相当接近的，德国马普学会的全基因测序结果表明，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的共享基因比例高达98.7%。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因为两个人类个体最大的基因差异可以达到1.5%，超过了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的平均基因差异。
可是，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在智力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人类可以思考极其复杂的抽象问题，能够交流和传递异常丰富的知识，并发展了璀璨的文化。而黑猩猩、倭黑猩猩仍然与几百万年前一样，与猴子为伍生活在丛林中。
其间的分别就在于人类在进化历程中发展出了语言能力，并且成为唯一具有语言能力的物种。威斯康辛大学的马库斯•佩尔曼（Marcus Perlman）通过对黑猩猩Koko的研究，发现黑猩猩不仅能够通过手势简单地交流，也能够发出有意识的咕噜声来表达，但由于在进化过程中没有发展出类似人类的发声器官，因此无论如何黑猩猩都学不会像人类那样系统的语言。语言能力是一道障碍，横亘在人类与其近亲物种之间。人类一旦发展出语言能力，其智力就能以突飞猛进之势迅速进化，将黑猩猩远远地抛在脑后。
在美国影片《星球崛起》里面，黑猩猩凯撒一旦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他和小伙伴们就拥有了逆袭人类的智力并能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能力。
二
不过，从其本质上来说，语言只不过是人类认知和表征世界的一种符号体系。我在这里写下几个字：
现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这只是几个符号，不会感染任何人，也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是，它们所表征的某种微生物，却能通过血液交换，或者性行为途径进行传播，并感染被传播者，摧毁他的免疫系统以至戕害他的生命。
换言之，“艾滋病毒”这几个字只不过是语言符号，它们是抽象的，不具有任何威胁的力量；但这几个语言符号所表征的事物却对人类个体具有致命威胁。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仅仅看到，或者听到这几个语言符号，并不会恐惧它们的力量，不会担心仅仅看到我这篇文章里写了这几个字符就会被感染艾滋病。人们只有与艾滋病患者共用吸毒针头，或者发生无防护措施的性行为才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可是，有些人仅仅看到这几个字符就会唤起恐惧或者焦虑。从心理学角度，有两种情况会使人们恐惧这几个字符，或者因为这几个字符而被唤起恐惧的情绪反应。
一种情况是迷信。现代科学知识普及之前，人类对超出自身经验和理解的事物和现象往往会发展出种种迷信的观念，其中就包括对语言符号的恐惧。迷信的人会认为语言符号与它所表征的事物一样给人们带来威胁的力量，所以通过念咒语、请笔仙就足以使其感到不安和惶恐。
另一种常见情况是内心的虚弱。他可能与别人共用针头注射毒品，也可能与陌生人发生无防护措施的性行为，他也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危险，所以心有惴惴。于是，仅仅看到我写的这几个字符就可能足以唤起他的恐惧。这就好比，你不能对秃子提“秃”，不能对太监提“丁丁”，他们恐惧这些语言符号，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虚弱。
对语言的恐惧现象不仅见诸于个体，也见诸于群体。像美国的敌人们每天对美国进行语言上的诋毁、诬蔑、抹黑、咒骂可谓汗牛充栋，但从来没有见到美国政府或者“人民”因此而感到恐惧，因为恐惧而愤怒。但是，仅仅美国一些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或个人对美国敌人的批评，却能令敌人的政府和“人民”感到愤怒，因为恐惧而滋生的愤怒。
三
语言当然是有力量的，语言的力量就在于能够调动和唤起读者、听者的感受。
正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只不过是一种表征符号系统，我写在前面的“艾滋病毒”几个语言符号，虽然它表征了某种致病的微生物，但每个人对这种微生物的了解不同，以及自身面对这个概念的处境不同，所以，每个人对“艾滋病毒”这几个语言符号所接收和理解到的意蕴可能完全不同。
“艾滋病毒”所表征的还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一种稳定的自然生命体，但人们用它来做的表达就可能人言人殊，理解更是五花八门。如果我无意中把这几个语言符号转给某个罹患艾滋病而不欲为人知的盆友看，他的理解恐怕就要比我想表达的意蕴意味深长得多。
对于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对一位名人的评价、批评，尽管这位名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他的声誉、人格却是抽象而且具有多义性，每个人的看法都可能各异。誉之者奉为神圣，毁之者视之若寇本来也实属正常。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对于意见相左的言论都难免感到不悦，会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欲望。所以，关于一位名人的声誉、人格的评价和批评往往就能成为一起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纷争的热点。
按理说，意见不一，观点各异，但各自畅所欲言，互相碰撞交流，那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种言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去芜存菁的过程。可是，总会有人恐惧语言的力量。
像最近因杨绛女士高龄仙逝而引发的关于她和钱钟书先生伉俪的毁誉之争，就有人恐惧语言的力量。一对才情出众的伉俪拥有忠诚的粉丝十分正常，而粉丝维护他们拥戴的偶像的清誉也无可厚非。但对于那些并非粉丝的人看来，历经种种人祸不仅幸存而且还得以诸般荣誉加身，誉之过高当然可疑，批评、质疑也实属正常。正如才情盖世的莱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拥趸誉之为美学一派的宗师，其美学形式在东亚某大国得以传承光大；而其他人以其依附纳粹，助纣为虐而严厉批评之。观点冲突，意见对立，拥趸也好，反对者也好，都不必恐惧语言的力量，各自历数事实，纠正偏误，对瑞芬斯丹的研究和理解也就愈加地深入和丰富。
有意思的是，在毁誉之辩中，其中一派拥护钟杨夫妇的独“善”其身，而认为对其偶像的批评是“逼人做英雄”。可是，语言只能唤起听者、读者的感受，又如何可能“逼”谁就范呢？“逼”人就范需要现实的力量，而批评者所能运用的只有语言。他何以会恐惧语言的力量呢？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正如例举的“艾滋病毒”会令到一些人心有戚戚，甚至感到恐惧或者焦虑，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迷信，或者内心的虚弱。做为一名文化人，显然不便归因为迷信，那么因为批评者对偶像的批评言论而感到恐惧和不安，最大的可能就只能是内心的虚弱。
正如心理学所揭示的另一种现象，人们膜拜的偶像往往反应了膜拜者内心的投射和向往。钱杨夫妇在强权下“独善其身”，与一些人倚靠高墙何其相似。其实，无论是因为利益所驱使，还是胆怯所忌惮而倚靠高墙本也无可厚非，总好过为虎作伥。如果自己能够因此而坦坦荡荡，对批评者的批评言论大可嗤之以鼻，不以为意，又何必上纲上线到“逼人做英雄”？
能逼人做英雄的，也能逼人闭嘴。我的一位叫王五四，有着无数化名的朋友，因为批评那些给予钱杨夫妇誉过其实的拥趸们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删文消声对待。说起来天可怜见，连自己的言论文字也不能保住的批评者，又从何而来“逼人做英雄”的本事？相反，那些恐惧“逼人做英雄”的批评言论的文化人，他们所倚靠的高墙，有着轻而易举砸碎批评者蛋蛋的现实的力量。
他们不恐惧高墙的现实的力量，恐惧蛋蛋的语言的力量。
四
所以，语言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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