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基本反映了当时参与《历史决议》讨论和审议的衆老干部的看法。在讨论时，多数人不赞成草稿中爲毛泽东错误辩护的各种说法，更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爲全党的错误。他们反问：怎麽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
这种把错误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倾向，令邓小平十分担心。邓小平的担心主要有三个：第一，担心党内的非毛化倾向进一步发展。他三番五次地叮嘱参与决议起草的胡乔木等人，不要把党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否则，産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他还批评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
第二，担心后人翻毛泽东的案。有传言说，这个历史决议只是暂时维护团结用的，将来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的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陈云后来出了一个主意，加一个"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主要是回顾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
第三，担心丢掉毛泽东思想，使中共的合法性受挑战。邓认爲，"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中共的历史被否定，中共的合法性也将不复存在。胡乔木后来提出了把毛泽东晚年和毛泽东思想分开的说法，尽管老干部中不少人不同意，结果还是被邓小平和陈云采纳。
邓小平和陈云都承认，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也负有一定责任。邓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他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麽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同样，陈云也认爲，毛泽东犯错误，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评，甚至迎合他，造成后来错误难以纠正的局势，也是有相当大责任的。
但是对党应该对文革负什麽样的责任，邓和陈都避重就轻，反倒是黄克诚说的比较直率。他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搞文革、以至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麽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实际上，中共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都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宋永毅的说法，其中文革的最大殉难者刘少奇对文革的贡献最大。他们都是文革的推动者和拥护者，文革是中共"集体犯罪的结果"，（宋永毅，2004）。
我们因此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否定毛的倾向，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强力干预下化解了；2）邓陈担心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産党，所以把毛的功绩说的大大的，罪过说的小小的；3）夸大毛的功绩和缩小党的错误，都是基于维护中共统治的政治考量，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政党都应对文革这场灾难负责；4）《历史决议》中关于文革的重要结论，把党的重大责任基本摘除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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