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自走马上任以来，一直在走一条从扩权到集权再到专权的路。到了2016年，随著新的个人崇拜和造神与效忠运动的兴起，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似乎已显出个人专制的雏形。此时，总结和评价习近平的集权与专权，或许有助于人们对个人专制的演进，提高警惕。
2012年年底和2013年初，中国知识界和海外中国问题观察者，对习近平集权，有某种共识和某种期待。这种共识认为，面对胡锦涛时代遗留下来的"九龙治水"的分权与分责及至不负责任的局面，习近平有必要集权；没有相对集中的权力，习近平搞改革，绝无可能。但是大多数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快就发现，习近平以极快的速度，把党权、军权及政府的权力，统统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改革并未启动。
于是，人们提出质疑，习近平集权到底是不是为了改革？在习近平掌权初期，大陆的吴稼祥先生和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一直从正面解释习近平的集权；他们认为，习集权就是为了改革。当海内外严词批评习近平一系列左的言行时，吴稼祥为习近平分辨说，习近平的向左转是假动作，是为了改革，习是改革派盟主。而郑永年在2014年一篇关于习近平政治路线的讲话中，也相当肯定习的集权。
按照郑永年的说法，习近平集权，是因为要啃改革的硬骨头了，好改的都改完了；这当然包括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集权，这些改革都改不了。郑永年承认，集权也有负面效果。他说，集权主要是向既得利益方面拿回一些权力，最后还要把权力放到地方政府、放到企业、放到社会，否则没有办法改革。
问题就在这儿了。我们在习近平这三年中的执政实践中，只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他不仅没有放权，反而进一步集权；他不仅集了党权、军权和政府的权力，也集了属于社会，属于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习近平强调共产党对学校，对司法，对企业，对网络，对NGO，对媒体的强势领导，实际上就是把个人的权利都收走了，把个人应该拥有的说话的权利、写书出版的权利、结社集会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等，都收走了。这种集权砍断了一个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柱，也堵塞了通向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的道路。这和海内外期待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而习近平通过集权，则巩固了他的个人权力，树立了他的个人权威，建立了他的个人专权。习近平的个人专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人独揽国家最高权力，以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形成一人领导的专制体制。这种个人专权体制改变了胡温时代集体领导的一党专制体制，也改变了邓小平主张的集体领导体制。在政治学上，这种体制是一种"由一个拥有无限威权的统治者，在不受法律及传统的制衡下，以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的政府形式（维基百科）。实际上，这就是个人专制体制。
第二，个人意志不容挑战。凡是挑战习近平个人意志的体制内外力量，都予以压制和消灭。习近平集权的三年半，也是剪灭党内反对派和消灭党外异见者的三年半。这个过程有的以反腐的名义，有的以维护国家稳定的名义，有的什么名义都没有，胡乱安个什么"扰乱秩序"、"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就把臧否他政策的人送入大牢。
第三，凡是批评习近平的西方势力受到严厉惩戒。这些西方势力如果是媒体，就被封网；如果是记者或学者，就被禁止入境。最新的两个例子是四月初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警惕对习的个人崇拜"（"Beware the cult of Xi"）和"时代"杂志亚洲版以习近平做封面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因批评习跟随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高度集权，四面出击，八方树敌，而迅速遭到封网。
总之，习近平从集权到专权，正在滑向个人专制体制。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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