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路透社近日报道：《中国或聘请国际公关公司提升中国形象》。文中提到，北京为了营造美好国际形象，聘请伟达（Hill+Knowlton）、凯旋（Ketchum）、奥美（Ogilvy Public Relations）、福莱（FleishmanHillard）、爱德曼（Edelman）等五家国际知名公关公司，“帮助中国更好地与西方沟通，传播中国好声音”。此举说明，北京想投注大本钱，为“败絮其中”的中国在国际社会谋个“金玉其外”。
“好国际形象”靠的不是好声音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很明确：对内改善人权，降低腐败程度，缩小贫富差距，保护生态环境；对外展示自己是个讲信用、负责任的大国，改变过去那种讲责任时坐在后排，要求权利时抢坐前排的机会主义形象。
国际社会对中国这种要求是不是有意刁难？当然不是，这一要求是因应中国要求的国际地位而产生的，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自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就开始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景，要求与美国共同领导当今世界，一度向外输出中国模式，还想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从2009年APEC夏威夷峰会开始，更明确提出：凡中国未曾参与制订的国际规则，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意即中国今后要参与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在华盛顿首次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此后多次强调这一点。
既然中国赋予自身如此重要的国际地位与历史使命，当然需要在价值观上与国际主流保持一致。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政治上讲求民主自由法治；经济上崇尚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社会关系上讲平等并尊重人权。国际社会倒也从未明确反对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新领导，但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国际标准要求并提升自身。因为世界各国并不想因中国这位“新领导”的出现，就改变自家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以适应新领导国的需要。
但中国距离国际社会的政治人权标准，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对内，中共政权缺乏制度信用
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病入膏肓，这有国际记者调查联盟2014年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与前不久刚发布的《巴拿马文件》为证。除此之外，其它内部治理也都乏善可陈。
中国的人权状态非常糟糕，每年都有不少中国人因政治罪名被捕。在各种外国资助的NGO惨遭整肃之后，2015年中国发生710“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上百位中国内地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律师和维权人士之亲属，突然遭到公安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部分人士下落不明，不断有人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
在网络自由方面，自从记者无国界2007年发布“互联网之敌”名单以来，中国政府年年榜上有名。在新闻自由方面，中国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上垫底多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博客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持续滞留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今年最新的报告上，中国在新闻自由度上居倒数第五名。政府对新闻自由的理解，越来越趋近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即“要么与党保持一致，要么就去监狱”。
中国社会底层因为失业、环境污染发起的社会反抗即中国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尽管政府封锁消息，已经有5年左右不再发布全国年度群体性事件的大数据，但据民间网站“非新闻”所做的2015年群体性事件统计，该网站根据2015年内记录到的群体游行、示威、集会等加总，计算为28950起。
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政权早已不能取信于民，彻底丧失了制度信用。它之所以存在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用枪杆子说话。
对外，中国政府缺乏国家信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遭受的国际批评越来越多。公平而论，倒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什么国别歧视，而是中国政府从1989年以来的作为，让世界看清了一点：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不改变，全世界就很难安宁。
1990年代，各国资本相继将目光投注到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为此经常游说本国政府给中国以各种优惠，从让中国加入WTO，直到各种国际组织，都是各国的跨国资本为中国主动游说，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理由是：经济发展会促使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一多，就会慢慢融入国际社会。
直到2009年之前，中国自身的口号也是“融入国际社会”。为了加入WTO，曾接受美国克林顿政府一个长达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美国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但转折点发生于2005年左右，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的“颜色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美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到习近平执政之后，干脆制定了一个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严格限制慈善组织的活动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教育交流，引致多国抗议。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自设门槛，与国际主流背道而驰。早在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就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迟迟未予批准。中国政府还将人权的丰富内涵尤其是人民的政治权利视若无物，自说自话地将人权解释成人民的生存权，即吃饱饭的权利，并以此为标准沾沾自喜地宣布“中国在人权改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让13亿人民吃饱了饭”。
在履行世界领导责任上，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让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除了在联合国人权机构那些饱受非议的所作所为之外，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发挥坏作用。中国曾非常骄傲地在国内媒体上宣称自己在联合国有8次说“不”的光荣经历，其中就包括2012年2月4日与俄国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中投否决票。这次否决票的后果非常恶劣，导致国际社会无法对叙利亚进行干预，ISIS在混乱中诞生，成为世界祸源。
也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信用不佳，中国想在亚太地区谋取区域领导权的梦想一直遭到亚太国家的抵制。在中国崛起之后，中国的亚洲邻国曾一度脚踩两只船，希望“经济发展靠中国，政治安全靠美国”，但在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之下，这些国家最后只好吁请美国重返太平洋，与中国之间终于演化成今天南海海域的紧张态势。
凡中国取得领导权的国际组织，总有部分功能不能正常运作。比如中国今年刚接任G20主席国，就暂停了一个国际反腐败工作组B20，导致全球打击避税天堂的努力受到挫折。
黄金喇叭的“好声音”难以吹出好形象
极权政治相信宣传的魔力，笃信“谎话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北京为了营造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游说、大外宣上一直不惜投入重金。比如在美国华府K街雇请多家公关公司游说美国政界；给西方著名学府及研究机构大量资助，让他们对中国模式赞誉有加；新华社花费重金在全世界开设多语种新闻频道日夜播放，试图影响受众对中国的观感；雇请大量外籍记者，以期写出适合各国受众的新闻报道。所有这些，加上控制互联网，都为了一个目的，“传播中国好声音，打造中国好形象”。
但是，再好的公关，也只能锦上添花，不能将无作有，更不能颠倒黑白。一个以满足本集团利益需要为目标的自我服务型政治集团，对内剥夺民众人权，对外不履行国际责任，以为金钱能够收买一切，这种政权就算天价雇请世界上最好的国际公关公司，让它们口吐莲花，也难以将极权政治包装成民主政治，反人权包装成保护人权。那五家国际公关公司心中其实也明白公关的作用有限，在数着北京抛撒的大把美元之时，说不定就在暗笑北京此举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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