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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在非专业领域，我最喜欢的是两本书，一本《物种起源》，还有一本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物种起源》一书由于被共产主义者当做维护唯物主义的工具，在国内影响很大。可惜书中很多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阐述，而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著名的话也只是中国人意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主张跟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相悖，而国内的达尔文主义者恐怕很多也只是追求意识形态的正确。实际上在书中，达尔文并没有像宗教和神创论开战，也没有讲人类和猿人的关系。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提出假说，然后用实验结论和观察结果来支持这些观点。总的来说，这本书展现的是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以及靠无数事实支撑起的逻辑大厦

　王党鞭前几年在公开场合提到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尤其谈到了最后几章，包括为什么大革命发生在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使得人民进行革命等等，然后以此来警醒我党官员。事实上王党鞭如果真的细读过这本书，就会发现自己只是根据标题意会了正文内容。不过真正吸引我的是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行文方式。与英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态度不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魅力不在于严谨的逻辑推理，而是丰富的文献支撑。托克维尔阅读了无数材料，包括当时的发票、报刊、请愿书和官方非官方记录，以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大革命，同时站在完全中立的角度看待大革命的性质和影响，至少在当时的法国是非常难得的。

　这两本书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作者就是经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并且极具眼光的学者，而非科学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博士。所以总体来看，他们的书少了很多匠气，反而多了灵动的色彩。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例，章节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并不强，反而更像很多篇文章组成的文集，最终指向法国大革命的成因，性质以及影响。

　如果有学历史的朋友可能会跟我有同感，现代的文史研究过分重视结构分析和方法论，反而忽略了还原历史本身，并从中吸取教训。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甚至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的缩影。篇幅有限，我就大致节选了前几章的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如果各位朋友感兴趣可以去找商务版的译本来看看，应该会有所启发。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上面几段论述的是何以贵族被消灭后反而助长了专制政治，或者说，为何人人平等后专制权力反而扩大了。一方面必须承认贵族和世袭制度确实是有悖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在《大宪章》的签署，英国光荣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中，贵族反而是首当其冲引领潮流的人物。必须强调，这些事例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恢复贵族制度，而是我们应当从所谓的贵族精神中学习什么。《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上层人士通过各种不事生产的活动来展现自己的身份，比如各种体育运动，比如学术。我们可以推测是由于这些贵族的自矜，使得他们总是站在道德和自由的一方，同时也可以推测，早期的革命运动本身就是贵族之间的内部斗争，不管哪一方赢总是有一些进步意义的，而同时赢的那一方也必定是贵族。
　
　不过事实就是，贵族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集团和底层人民之间的缓冲层。一方面他们与统治阶级有矛盾，另一方面他们也奴隶底层人民。当贵族阶级被完全抹去后，新兴的统治集团，如各种寡头，就可以无差别的奴役非我阶级。此时人人平等，意味着人人同样无力。所以消灭贵族表面上看起来是践行了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实际上却助长了专制统治。
　
　之前看到过一些文章，指责我党在建国以后消灭乡绅阶级，致使基层伦理纲常不再，从而导致今日之乱象，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想即使乡绅阶级存留至今也只有两个选择，为虎作伥或者视而不见。
　
　这段文字提到的另外一点，为何在专制社会人人都成为利己者，而为何只有自由能消除这种弊病，其论证并不是很严谨。在我看来，无非在于专制社会做任何事的机会成本都很高，导致人只能维护好自己的利益无暇他顾，这一点无可厚非。而假如这种习惯传承下去，即使社会资源变得丰富，一些人为阻碍不再，往往也很难见到奋起反抗者。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今日中国年轻人大都很擅长解构戏说，调侃一切，我认为这就是逃避现实但又不干预与现实脱节的一种表现。简而言之，就如同鸵鸟将头埋在沙子中一样，我们的人民已经习惯了自我审查莫管闲事，也学会了做一个利己的犬儒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将麻木和不语融入血缘的民族，不知道自由到来那一天能改变多少。

　
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不妨想一想，时间的推移已经证实了，而且每日每时都在证实下面这一真理：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事业即告覆灭；随着大革命所攻击的一切旧政治制度更彻底被摧毁，大革命所憎恶的各种权力、影响、阶级被彻底制服，一去不复返，它们所激起的仇恨，作为失败的最后标志，也日渐减退；最后，当教士从一切和他们同时垮台的东西中日益分离出来时，人们便看到，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步恢复，并且更加巩固。

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此外，历朝历代的历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终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经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顺应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种制度，到头来总是把人类精神推向不信宗教，岂非咄咄怪事。

　上面一段话非常有趣，关于我们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众所周知在社会学科中，最高的权力就是命名权和解释权，因此三权分立中享有宪法最高解释权的司法分支才能与行政和立法分庭抗礼。同样，中世纪时期宗教改革的目的就是将圣经的解释权从神职人员手中转移到了普通信众。在中国，儒学的最高解释权恐怕就在文官手中了，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我党手中一样。从辛亥革命开始，我们要反对的并非是儒学本身，而是被滥用篡改，用以维护帝王统治的伪儒学以及行使这项解释权的统治阶级本身。否则为何现在我党要大力扶持国学。可能也因此，西方的政治家看到了解释权滥用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在他们的辩论过程中很少对某些理论进行直接引用，或者宣布某一主义就是立国之本。
　
　在五四期间，国人用了极其粗暴的试图灭绝传统文化，这可以说是无奈之举。毕竟彼时中国已病入膏肓，必须下猛药。而实际上，中国也从来是不相信渐进改革或者和平过渡的。日本能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发展成为民主国家，全靠美国军队从旁监督引导，中国若想实现同样的目标，恐怕要来一次比五四运动，甚至比文化大革命更粗暴更猛烈的灭绝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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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9 Apri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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