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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賴喇嘛逃亡途中 |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动向》2016年4月号：http://goo.gl/ZhSZ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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