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曉穎
BBC中文網記者 香港報道
去年12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佈關於香港市民身份認同感的 最新研究結果。67.6%的受訪者認為自已是廣義的香港人（回答「香港人」加上「中國的香港人」），而31.1%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回答「中國人」加上「香港的中國人」）。18至29歲的受訪者中，只有13.3%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香港人身份認同並不一直如此強勢。北京舉行奧運的那一年,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達到頂峰，逾51%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何謂「香港人」？
鴉片戰爭後，清廷割讓香港予英國，自此香港與中國大陸走上不一樣的道路。
五十年代前，香港與中國大陸沒有邊界，人口流動性極高，難以建立香港本土認同感。之後，港英政府開始設立邊界控制、向香港居民發行身份證，才把香港與中國大陸人口分隔開來。
「香港人」身份由來，一般認為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只存在於精英階層；七十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嬰兒潮」（baby boomers）一代成長，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香港人的身份，建基在與中國大陸的不同。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大陸是香港的「他者」。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說：「香港人的文化特性是，有半唐番、不中不西等這些說法。」 不少香港人為這種混合特質感到自豪。
香港經濟騰飛，加上粵語流行文化——包括電視、電視劇、流行曲等——變得強勢，這一代香港人視香港為家，獨持的身份認同開始成形。香港的繁榮穩定，對照中國大陸政局的動蕩不安，令香港人認為他們是與中國大陸有別的「中國人」。
香港人特別的身份認同，殖民地政府亦有推波助瀾。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擔任港督期間，大力推動教育、福利改革，亦舉辦香港節、清潔香港等計劃，加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方志恒解釋說：「麥理浩要凖備香港前途談判，要確保手中有籌碼……最重要的籌碼就是香港人、香港人認同殖民管治。」
香港身份認同在七十年代萌芽、醞釀，八九十年代則急速鞏固。羅永生說：「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開放改革，依靠香港，香港人在八十年代有相當強的自信，（認為）我們與你們（大陸人）不同，但我有能力為你們帶來好的東西。」
羅永生續說：「當時大陸的態度是，歡迎香港教導他們如何現代化，所以鞏固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更加強化。
八十年代期間，大部分民意支持繼續接受英國統治。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並決定1997年香港主權交回中國。雖然普通香港人無份參與談判、意願落空，但當時氣氛仍算樂觀的。
方志恒說：「當時有一種期待、良好意願，中國慢慢走向改革開放，會帶動政治上亦會走向開明。一國兩制只是過渡性質，中港最終會融合，而融合會向香港的一制融合。其實鄧小平原先也是這樣說的，他說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不需要變，因為五十年後會有無數這麼多個香港，到時就會一國一制。」
這就是當時流行的「民主回歸論」。方志恒說：「這就是所謂的同向異速，大家都是向文明的方向走。」
1989年，中國政府鎮壓北京示威的學生，自始在香港人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不過，六四事件未有令香港人切割中國人的身份。羅永生說：「當時（香港人）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反而令香港人的認同感抹有一種悲劇色彩，而這種悲劇色彩很有感召力。五星旗下中國大地，只有香港才能悼念（死難者），讓正義事業能維持下去的地方。這個是另一種定位、一個相當強的認同。」
本土認同與中國模式
羅永生說：「以往的有所謂二元的認同，我既是香港人，亦是中國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感覺。例如，我在體育運動上支持中國隊，我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假如中國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變得低了。不過這些已成過去，因為以前還存在拉扯的空間。」
2008年，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到達高峰。北京奧運展現的蓬勃國力，令香港人為身為中國人感到光榮。
方志恒說：「從2008年開始，中國走向維穩，在經濟上是國家資本主義，政治上是收縮、維穩體系的中國模式，而這種模式與香港是矛盾的。」
方志恒認為，北京對港政策越趨強硬，令香港人認為「一國」壓倒「兩制」，香港的制度及核心價值被中央蠶食。他以廣東話、繁體字、831決定（人大就香港政改的決定）、經濟融合為例，不少香港人認為這都是來自中央政府的壓逼。
方志恒說：「最初為何會有一國兩制？就是承認香港有其獨特性…… 一國兩制原先很寬鬆，對（香港）主體性、獨特性很寬容。而現在的問題是，北京對這些不同的東西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在它看來，這些（香港的獨特性）看似是礙眼的東西。」
梁振英2012年登上特首寶座，但不少香港市民認為他對中央唯唯諾諾，並非保衛香港人的利益。這種印象，由他當選後已揮之不去。
有一種說法指，中國經濟急速發展，香港對中國經濟重要性日漸褪色。1990年，香港的全民生產總值（GDP）佔中國全國生產總值25%，不過到2010年，只佔約2%。港人心裏感到失落，排斥中國人身份。不過，羅永生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
羅永生說：「本土派很多都是年青人，他們根本沒有享受過所謂的在大陸人面前很有優越感（的時期）。十幾二十歲那些，在大陸人面前有多少優越感的經歷？」
本土與排外
本土主義在香港引起不少討論，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排外、抗拒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不過，方志恒與羅永生皆認為，現在本土主義正在調整階段，未來或能向更健康的方向發展。
方志恒說：「任何地方出現一種本土主義、本土思潮的時候，在初期都很容易出現一些走得比較偏鋒、排拒性比較強烈色彩的語言或行動。」
他舉台灣經驗為例。台灣在八九十年代開始講本土化，最初亦非常排拒外省人。但到2000年初，台灣開始提出一種「整合性」的本土論述，強調四大族群──包括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融洽相處；只要認同台灣，就是台灣人。
羅永生說：「本土主義（之前）變成一種次文化，只有少部分激烈的人去做，但現在已邁向了另一台階。」不少本土派支持者參與旺角衝突、梁天琦新東補選取得約15%的選票，這一切都令本土主義進入公共領域，而本土派不得不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不同本土派團體都有意參選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羅永生認為，只要本土派團體參與選舉，選舉都能令他們步入理性化，修正負面情緒主導的主張──只要選舉還是公平的話。
本土與分離
香港人身份迅速鞏固，建制陣營亦不得不正視這股民情。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則為本土主義下另一個定義。「本土這東西本來是不足為奇、很正常。」他指上海人、北京人也會為自己的本土文化為傲，所以世界不同地方也有本土主義。「比較極端的人士將本土與港獨、或者分離、分裂的想法捆綁在一起，這樣我認為騎劫本土這詞語。」
周浩鼎認為大眾對「一國」壓倒「兩制」這種說法是有點妄自菲薄。「我們的價值、文化與現時運行的制度其實不單單靠一套法律去維持。法律的維持固然非常重要,但同樣地重要的是,我們相信自已文化及制度的堅固程度。」
他認為,香港人的利益沒必要與大陸人的利益對立起來。「一國兩制對中國有好處……我們認為,這套制度比較容易與國際接軌，對於中國長期開展發展工作，我覺得我們能夠發揮作用。假如沒有一國兩制的話，對中國沒有好處。」
至於何謂「本土建制」，周浩鼎說：「要更貼近香港人的聲音、貼近香港人的想法去處理任何事情。」他以普教中為例，指廣東話為香港人母語，沒有必要推行普教中。
2047年後，周浩鼎希望「一國兩制」能夠延續。「假設在未來三十年，大家能透過各種方式修補關係，將一國兩制放在運作良好的層面……我相信機會亦大。」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最近亦發表言論，中央政府現時的政策與當初設計「一國兩制」的「河水不犯井水」相去甚遠。周浩鼎說：「我覺得中央應該不時要檢視自已對香港的政策。」
潘多拉的盒子？
方志恒認為，現時本土主義可略分為「本土自治」、「本土獨立」及「本土建制」。至於未來香港的本土主義向那個方向發展，關鍵在於北京對港的政策。
方志恒說：「假如有機會放鬆一些，（本土主義）可能會洩一洩氣，那種本土抵抗情緒會稍為緩和。但本土主義出現了，我覺得難以收回。」 他估計,假如北京對港繼續強硬，將會推向更多人支持「本土獨立」的思潮。
不過，最近中方官員的言論，看來對港的政策有所調整，香港傳媒更形容北京「吹暖風」。比如，對於旺角衝突，總理李克強未有大力批評示威者；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形容「出了點事」；與《南華早報》的 專訪中，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指，在闡述立場及理解香港人的層面上，中央政府有進步的空間。他亦指，激進派有機會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取得數席，而且認為他們參與政治後會變得「成熟」。
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加上明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更清楚看到中央的取態。至於香港的本土主義的未來發展，中央政府的決策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素。
(責編：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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