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李麗美
主辦單位：Café Philo @ Boston | 哲學星期五@波士頓
協辦：哈佛台灣同學會
原文出處：Café Philo @ Boston部落格
演講時間：2016-1-29
本次聚會由哲學星期五@波士頓主辦，哈佛台灣同學會協辦。首先，維持全球二十多個地方哲五之夜唯一的共同特色——自我介紹，然後才在笑聲中由葉浩老師正式開始他的演講。葉浩老師是英國倫敦政經大學政治哲學博士，任教於政大政治系，目前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這一次演講，他從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漢娜鄂蘭的學說切入，並藉由影響漢娜鄂蘭甚深的幾位人物，如班雅明、尼采所提出的關於人與歷史、與前人之間的關係，來探討當代的臺灣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面對過去的歷史、過去的傷痛，並探討因應轉型正義而抱持的思維是否合理，行動是否充分。
辭世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漢娜鄂蘭，其影響力不但未見衰落，反而有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遠的趨勢。2013年一部關於她的傳記電影《Hannah Arendt》（中譯片名為「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就由她寫下生平最受爭議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始末為主題，呈現鄂蘭如何從受到審判的納粹軍官艾希曼身上觀察並體悟到的「平庸的邪惡」，以及她因為提出這樣的思考而在一夕之間成為全球猶太人的箭靶，面臨前所未有的責難仍毫不膽怯、退縮，勇敢捍衛自己理論的堅毅性格。
葉浩老師在介紹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的內涵前，別出心裁地先引用了三個人、一部電影的說法，來談談一個人該怎樣處理「記憶」，以及鄂蘭對於「惡」這個觀念的轉變。
「眼前路」與「身後身」
三個人，指的是尼采、遠藤周作與班雅明，一部電影則是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
「關於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的健康而言，到底需要知道多少歷史才能好好活著，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太多的歷史會壓垮生活，讓人不健康。此外，歷史本身也會跟著敗壞，變得不健康！」尼采認為，歷史這個東西大家必須斟酌服用，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少，它關係一個文化、群體、國家的健康。到底我們要懂多少的歷史、在乎多大的程度，才對我們的文明有幫助？要是我們沒有處理好，太多或過少，都可能會有礙健康。記憶可能被修改，被扭曲、被假造，我們與過去的關係，究竟該是紀念的、懷古的或是批判的？
日本著名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其著作不管是小說或是文學評論，都流露出濃厚的宗教意識，對罪惡、苦難、人性、神性皆有深入的辯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一個。所以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虧欠，所以沒有一個不是犯罪的人。罪就是這樣的普及！普及到全世人的身上！」（《聖經》）一般而言，在深受基督信仰影響的西方語境中，「罪」指的是「虧欠」。但遠藤周作在他的代表作《沉默》中認為：「罪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如偷竊、說謊。 所謂罪，是指一個人通過另一個人的人生， 卻忘了留在那裡的雪泥鴻爪。」換言之，他主張，記憶是一種道德的問題，忘了對別人所做過的事情也是一種「罪」。這樣的想法恰好與尼采有個呼應，讓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要記得多少對別人做過的事情？
葉浩老師在演講中提到的第三個人是班雅明。他是鄂蘭的好朋友，他曾把自己的手稿交由鄂蘭保管。在班雅明躲避納粹追捕無望而自殺後，鄂蘭親自翻譯他的著作、寫導讀，引介他的著作進入英語世界。
「逝者與活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如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們在塵世的期待之中到來，也被賦予了微弱的彌賽亞力量——這力量的認領權屬於過去，想解決這種託付，代價也不低！」班雅明指出活著的人與那些曾經存在、但現在已經不在的人們之間彷彿有一個無形的約定。葉浩老師解釋，就像在戰場上，敵人把全部的人殲滅，不留活口，唯一的活口，肩負著回去報信的重責大任，他必須把整個故事或遭遇帶回去講給大家聽，所以留不留活口，這關係到整個後代的人知不知道、如何理解這件事。鄂蘭很在意班雅明此種論點。
我們可以試著想想看，為什麼有人要想盡辦法活著，活著回到故鄉，把戰場上發生的事告訴大家？其實，這裡就涉及到班雅明所說的，死的人與活著的人的祕密契約。人有一種觀念，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要託付給下一代，讓下一代幫我完成；或者說，我在戰場上死了，人家記得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我成為故事的主角。換言之，我們每人都會死，死了之後，誰記得我們？我們想要別人記得我們，只剩下成為「故事」這個方法而已。我們活著基本上就是在活一個故事，我們的存在，與是否有個故事供人傳頌有很大關係。我們做不到的事情，或是被誤解、被誣陷，會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會希望下一代的人能幫我平反，這個是班雅明所謂的「祕密契約」的概念。
演講中特別讓人眼睛一亮的，是葉浩老師還引用了《一代宗師》裡宮二對葉問的提醒：「拳不能只有眼前路，而沒有身後身。」宮二講的是拳法，她自己的拳法有「身後身」，但葉問卻只管一路往前打。葉浩老師認為，整部電影不只講拳法，還講人生，我們可以用這句話來檢視很多事情，比如，很多學科、很多理論，包括政治，是只管眼前路，不管身後身的。這關係到方法論的問題，也與葉浩老師接下來要帶領大家思考的議題有關。
不同意象同時並存
為了凸顯鄂蘭思想轉變的難得，也提醒聽眾，要隨時保持彈性、不被單一視角侷限，葉浩老師特地以維根斯坦在其著作中特別引用的「兔鴨圖」，以及能夠代表格氏塔心理學派主張的「老婦與少女圖」，和一張據說藏有九個人頭的圖片，告訴我們，雖然我們在這些圖片中，一次只能看到圖片中的一個意象，而不能「同時」看到兔和鴨、老婦與少女，但我們可以透過翻轉視角，主動在不同時刻看到不同的意象，也可以藉由他人的、外在的提示，來發現我們原本沒有看見的東西。
有了這些先備知識後，葉浩老師隨即正式介紹起漢娜鄂蘭的重要主張。
鄂蘭論極權主義底下的惡
1951年，鄂蘭在赴美十年後，正式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1961年，鄂蘭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寫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兩書間隔十年，提出兩個不同的關於「惡」的概念。不研究鄂蘭的人以為他腦袋不清楚，研究鄂蘭的人對她概念的轉變充滿興趣。
在猶太基督教的語境與康德的思想脈絡中，「惡」幾乎是根植於人心中的東西，寫在人的DNA裡，有些人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學好、不可能學善，那個惡基本上是根本，也就是所謂的「根本惡」（radical evil）。葉浩老師並用以下兩張圖片，來說明在西方傳統中對惡人的想像：左圖是被醜化的、被視為魔鬼的Machiavelli，頭上長角；右圖是《浮士德》中的魔鬼Mephistopheles。
西方已經有這個傳統，把惡想像成這樣， 認為邪惡是根本的、無從改變的。鄂蘭對邪惡的理解，早期是像希特勒這樣從骨子裡就是邪惡的人。但接下來麻煩了，因為有艾希曼這樣的人的出現。艾希曼是個德國納粹官僚制度下典型的公務員，蓋章，讓人家去死。所以這裡出現一個問題，艾希曼在法庭上爭辯：我只是一個公務員，奉公守法，遵守上級的指示，我有什麼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政府抓回耶路撒冷受審，鄂蘭自告奮勇幫《紐約客》寫報導，全程參與此次審判。她想瞭解艾希曼在想什麼、想瞭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但艾希曼說，人不是我殺的，法律不是我定的，關我什麼事？這樣的人做了一連串可怕的事情，殺害了許多猶太人，但他不覺得他有錯。
大家覺得希特勒是天生的、根本的邪惡，我們把全部的過錯歸結於他即可，很簡單。但艾希曼和希特勒不同，他心中沒有任何邪惡的概念，反而覺得這樣的指令很好，解決猶太人等於解決人口問題，他可能還覺得自己在做好事。他就是這樣的人，這樣有錯嗎？這樣的邏輯，就像從前基督徒的思考模式：我殺不死一個人，我如果殺一個人，他死不死是神決定的，他死了之後去哪裡也是神決定的。好像這個殺人的人完全沒有責任。一般人想要很直接的指責艾希曼和希特勒一樣，是惡魔，是壞到骨子裡的人，就像我們會妖魔化某個政權，好像我們就心安了，就沒事了。
但艾希曼不像大家想得那麼邪惡，艾希曼平凡到不會思考，不覺得大量猶太人失去生命是一件壞事，反正人也不是他殺的，認真說來他還幫忙解決了國家的問題。鄂蘭發現他是不會思考的人，在獨裁極權政權底下，跟著政府做事情比較簡單，思考反而比較困難。
「思考」即永不停歇的內在對話
對鄂蘭而說，思考是聽你內在聲音的自我對話，來來回回的對話，這叫思考。我們可以追問，提防極權主義、獨裁政權的出現，只有思考，沒有別的方法，這是對的嗎？葉浩老師說，思考的過程就像拉拉鍊，把它拉下來，打開，重新再想一遍，可能會有新的思想、判斷出現。
極權主義基本上就像恐怖情人，它要你的肉體、心裡、靈魂二十四小時都要想著它，當然，它還會隨時打電話、或有個抽查。集權主義還要你「信仰」它，比如說發個小冊子，要你背誦，要你虔誠地忠於它。集權主義讓你的思維無法思考，讓你封閉起來，掌控你所有的行動，要你發自內心地完全相信它，內化它要你內化的東西，要你相信它的領導人像神一樣，需要膜拜，每天回家要對他的照片敬禮。大家都很熟悉，臺灣也有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惡的起源是什麼？鄂蘭觀察、探問：為什麼會有艾希曼這樣的人？她認為主要是因為人跟人的疏離感，因為寂寞，沒有更高的理想或人生意義，沒有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理想或意義都由國家來灌輸、來賦予。
極權主義之下，人民有兩個策略，一個是「內在移民」，撤退回去，不管自己的公民身分，隱入自己的內在碉堡，追求「小確幸」，成為與世隔絕的人；不採取「內在移民」的人，就是聽政府的話，政府告訴我的是對的，那我就擁抱。但這兩個方法最後都還是會鞏固了極權主義。
鄂蘭花了十來年的時間，來區分、探討「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她發現平庸者的惡，往往是現代官僚主義下常常會出現的。臺灣也是這樣，幫王如玄辯護的國民黨青年團執行長李正皓，自承沒有把王如玄購買軍宅的實際戶數說出來，在「良心」與「職責」之間非常掙扎。但看起來他最後終究選了「職責」。那麼，選了「職責」，不就是昧了「良心」嗎？
生命的三個境界：勞動、工作、行動
鄂蘭認為極權主義除了要有一個邪惡的人外，還要有千千萬萬配合他的人，寂寞的人、疏離的人，國家才會搞成這個樣子。晚期鄂蘭開始思考另一個重要並相關的問題，即：「人」能否面對和抵制、避免走向疏離的命運？
鄂蘭在《人的條件》這本書中，提出人的生命的三個境界，嘗試把整個人生哲學提高。她把不同人放進不同的人生境界，這三種境界分別是「勞動」、「工作」、「行動」。她把所有人的活動分成這三種。
「勞動」指的是人類跟動物一樣，為了生存的活動，如吃飯、洗澡、睡覺、買東西，人類為了活著，必須日復一日做這些事情，其時間感是循環的。
第二階段是「工作」，時間感是線性的，我想要做出一件什麼樣的事情、什麼時候必須做完，都是往下發展的，有一個期限的。比如你寫稿子，就算你沒有線性時間感，別人也一定會催稿。「工作」基本上就是「製作」，你會製作出一個東西或產品來，東西的存在一定處在時間裡面，好的職人、達人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比我們的存在時間久，像是我們生活中的杯子、椅子，存在世間的時間一定比我們大部分人都長久。比如我們寫一本書，會想著這本書要留給什麼人看，這都是時間感。工作可以製造出一個人與人彼此可以認識的世界，人與人可以在其中活動，「工作」超乎了「生存」。
葉浩老師打趣的說，「生存」與「生活」的分別，在場很多人都能明白，對很多留學生來說，我得寫完論文才能談「生活」。
鄂蘭指出的更高階的境界，是共同的生活、集體的生活，我們有了世界後彼此互動，知道自己是誰、別人是誰，我們才有一個對自己更好的理解，我活著是為了什麼、有什麼意義，我要做什麼才能讓後人記得我，這就是「行動」，它關乎集體的「記憶」，人們的尊嚴，在這個層次裡，人們追求的是「不朽」的概念。
「工作」會留下痕跡，「行動」會創作、留下無形的東西，這東西會進入歷史裡面，人的最高境界，從鄂蘭的角度來看，是在一群人裡面、有歷史的人裡面，追求共同的未來，留下一些偉大的故事，讓後人去流傳。這種「不朽」並不是時間上的永恆，歷史的「不朽」指的是後代、後來的人還記得你的偉大。
為了怕大家分不清楚，葉浩老師特別強調「時間觀」與「歷史觀」的不同。歷史基本上是「某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本質是開放的，如同世界的本質也是一種開放。有趣的來了，有個歷史觀的話，有某一群人的故事，鄂蘭認為它不可以淪為下一代的枷鎖，不可以不允許他們從既定的故事情節之中得到釋放，開創自身的歷史。換言之，後代的人永遠可以為自己開創歷史、開啟新的因果鏈結。
不要忘記人有行動與創造奇蹟的能力
鄂蘭認為「行動」只有一種，就是「起新」，展開新的因果鏈結。如果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把它完成了，這不叫「行動」，叫「製作」。如果一個人製造椅子，花了三天時間努力的把它做出來，你都還是在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沒有做另一件新的事情，這叫「製作」不叫「行動」，這是鄂蘭對「行動」的定義。
德國人喜歡創造新詞，鄂蘭創了很多新詞，造成中文世界好多人的誤解。比如說她講「責任」，我們會理解成「responsibility」，但對她而言，responsibility不只是「責任」，而是「回應的能力」、「respond的能力」。所以鄂蘭說艾希曼在當時沒有責任感，別人都聽得一知半解。如果要瞭解鄂蘭的意思，必須進入她的語境脈絡才有辦法，她的英文很特殊，都是自己下的定義，所以有有一本書叫《鄂蘭的英語》，讀鄂蘭著作的時候可以隨時參考、對照。
再強調一次，對鄂蘭來說，開創新的因果鏈結才叫「行動」。「行為」是個「勞動」而已；如果按照原先的計畫進行，那頂多叫「製作」。「行動」是「起新」、「開創新的因果鏈結」，從而「不朽」。「不朽」不等於「永生」（eternal life），永生是時間裡的概念，真正的不朽其實是個史觀裡的不朽，我們一群人或整個社群，創造了什麼事情，讓後人記得。
「起新」關乎人的本質跟尊嚴，正如同班雅明的說法，我們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進入這個世界，我們的生命剛開始時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但新的生命是為了創造新的事情，而不是來延續別人的事情，除非你願意。鄂蘭大聲疾呼，「政治」不是製造業，政治的關鍵與意義在於「行動」。
行動可以創造奇蹟，鄂蘭的博士論文是寫奧古斯丁的新、對新生命的概念、對愛的概念。奧古斯丁說：「為了要有開始，人受造了，之前並無別人」。鄂蘭說，起新、開創可以改變世界，人的本質就是行動，就是斷開之前的因果鏈結。問題是，有多少人記得、多少人忘記這件事情？
回過頭來重新整理一下「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以及鄂蘭為此開的處方。這個極權主義的興起，有屬於艾希曼這樣的人，他們失去了世界，失去了共同的記憶，失去了行動力。任何行動必須在一群人裡面才可以做，像政治行動一樣必須在社群裡面。人跟世間的疏離，有人會採取內在移民的方式，離開了我們的世界，處在平行時空裡。托克維爾十九世紀就提過「小確幸」將是讓美國民主消亡最根本的原因。（《民主在美國》：「我看見無數相似而平等的人陀螺般原地打轉，追逐微小而庸俗的小確幸來填補心靈。每個人都沈默寡言，離群索居，對他人的命運毫不關心——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子女和朋友就是全人類！他們與同胞居住一地，卻對身邊的人視若無睹。」）
這一類人失去了世界，以及跟世界的連結，其倫理道德就會像餐廳禮儀一樣，變得不重要。在中文世界裡「道德」跟「倫理」是混在一起的，跟西方要把事情講清楚的傳統不同。「倫理」跟「道德」其實是不同的。「倫理」是一群人彼此之間的人倫關係，是會變動的。道德是光事情本身的對錯，不管你信不信、喜不喜歡，關乎的是我自己的內在思考。對鄂蘭來講，失去世界的人，不但失去與自己的對話、失去道德，也失去倫理。簡單來說，鄂蘭整個後期就是要恢復她政治行動的概念，強調公領域的興起，強調一群人有共同史觀的人一起做一件偉大的事情，比如革命。
瞭解了鄂蘭的政治思想後，葉浩老師接著跟大家談論到現實生活中的各式政治行動。
有差異才有民主政治
對鄂蘭來說，政治的可能來自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也就是自由與平等的每個人，在彼此的交往互動中，體認到「差異」。唯有「差異」的存在，才有「自我」的存在，只有多樣的不同，才有政治的可能。如果大家都一樣，像每人穿一樣的制服、抄一樣的書，連老師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極權底下每個人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的可能性。
差異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誰，做出不同的事。人的本質基本上就是起新、開創，確認我們是誰、誰的故事作為起點。那麼問題就是，上一輩的故事對我們是不是枷鎖？班雅明認為活人跟死者都有一個祕密協議，但不容易完成，後面的人不一定要接受前代人，除非他願意。如果他願意，那就是鄂蘭說的，在同一個社群裡。我們要不要完成上一代人的遺志？我算什麼？如果我直接繼承、沒有經過思考，那鄂蘭會問你，你是勞動還是製作？你是別人製造出的東西而已嗎？你的自主性在哪裡？歷史的認知可以是枷鎖，也可能是幫上一輩完成一個救贖的力量。這劑量怎麼調？太多，你活著沒意義；太少，你跟前人失去了關係。不管是一個人或族群、國家，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鄂蘭認為歷史是開放的，都有新的因果鏈可以產生新的故事，歷史都有多重視角的可能性。
「課綱微調」的爭議在哪裡？
「課綱微調」是什麼？爭議性在哪裡？大中國歷史觀可以想像成是一個封閉的歷史觀，但我們也可以重新開一個新的因果鏈。鄂蘭認為美國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裡，美國革命開啟了一個創新的行動，美國如果沒有革命，還是在英國的史觀下，還是在同樣的因果鏈結底下。
葉浩老師說他到美國半年感到最神祕的地方是，這裡不該是一個講英語的地方，當初這裡有西班牙文、有法語，美國人應該好好研究，當初是怎樣的暴力施壓，才讓所有人都講英語。
大中國史觀是我們的枷鎖？還是我們需要救贖？統一大中國的事業，對鄂蘭來講絕對不是一個行動，而是製作。統一中國大業誰開始想的？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也沒想到要臺灣，1978年才想到要，以前沒想到，如果我們爛一點的話，可能他們也不要。對鄂蘭來講，這是一個活著的自主意念，我們究竟要完成這個大業，還是它是一個上一輩留下來的枷鎖？如果一個人是不自由的，它與行動無關，對鄂蘭來講，它是暴力。所有讓我們忘記有自由、有選擇的活動都是暴力。壓迫某個族群就是暴力。她指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人的本質就是想起新、創造，被壓迫的話早晚就會引發暴力。911後很多人開始談鄂蘭的暴力的概念。人不創新、不改變，壓抑的結果早晚會衍伸出暴力。
我們現在面臨到你要承襲的是什麼，臺灣獨立？中國的一省，統一的大業？看一下中研院的研究，曾經，「民國」對臺灣是一個敵國（見《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二次世界大戰時，臺灣是跟「中華民國」打戰，而不是跟日本人。
藍、綠各自的「轉型正義」
從鄂蘭的論述，葉浩老師說我們還可以來看一下臺灣藍綠雙方對「轉型正義」的爭執。
綠營認為整個轉型還沒有成功，有轉型，沒有正義，臺灣人還沒有自主、還沒有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政治關乎一群人決定自己的命運，民主關乎一群人參與命運。
藍營認為我們轉型成功啦，過去的黨國體制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黨產也合法啊（因為法律都我們定的嘛），如果要談歷史，請記得我們對民主改革有功，如果沒有我們，哪裡有民主呢？藍營這種概念就像有人偷了我們的十塊錢，然後他把錢還我們，還要求我們感謝他一樣。
綠營有一個連續史觀的想像，過去是想像而來的，未來是還沒發生的，但它很在意「身後身」，如國民黨的黨產啊。對綠營來說涉及的是如何理解過去，眼前是還沒發生的事情。至於國民黨的「身後身」，頂多是黨產合法。它們採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論觀點，這一派主張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每個人要彼此互相獲利，經貿緊密合作，就有和平。藍營要拋開歷史，兩岸共創雙贏，只有眼前路，沒有歷史，沒有身後身。不同國家的學術傳統、想像很不一樣，國民黨比較像美國，美國人不太讀歷史，一讀就讀到英國去了，國民黨一樣不講身後身。
「記憶」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今天走過一些事情、做過一些事情，有人會說不要記得。葉浩老師打趣的說，那請這種人去找他，他要跟對方借錢，借了就忘記，不需要還。有人會一直說，過去的枷鎖趕快掙脫它，趕快面對未來。尼采提醒我們，要記得多少？多少才健康？歷史學家某種程度上是幫集體在記憶的一群人，那究竟要記得多少？班雅明問，死者跟活人之間，我們要如何拿捏？我們要問，誰是你的上一輩？你要接續的是誰的還沒有完成的遺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彌賽亞。平反我們的上一輩，我們就是彌賽亞；有人死了，他希望他的遺志有人能夠承接、完成，那他就是把我們當成彌賽亞。
透過鄂蘭和她的好朋友班雅明的思考，我們可以來思考，對待歷史的不正義，或以前發生的事情。向前看的「遺忘式」的轉型正義，通常是國民黨的做法，過去的不要再想了，如果要想，就記得我的好就夠了，沒有我，就沒有民主轉型。
回頭看的，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但民進黨不敢說，民進黨不敢清算。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有轉型正義的問題，整個東歐，尤其是德國的轉型正義，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清算到什麼程度？到現在哦，很老的教授，要是被發現以前與納粹有關，是要被革職的。德國認為清算就等於清除癌細胞，要完全清除，才有康復、法治的可能性，德國有它的特殊性，清算得非常徹底，南韓也是一樣。只有西班牙採取遺忘式的轉型正義。
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遺忘式的轉型正義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南非曾經做過政治和解，是典型的「瞻前顧後」，要向前看也要往後看。南非比較特殊，南非的「身後身」有基督教的白人傳統，黑人也有和解、原諒的文化，所以他們有真相調查委員會，屬於瞻前顧後型的。我們可以去思考，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傳統的話，應該怎麼做。
政治和解的希望基礎
鄂蘭採多重視角的史觀，她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生、開創，natality。人都有一個和解、創新的基礎。我們來就是想改變、想要開創一個新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寫在我們人類認知的、心理的結構裡面的東西。但是在族群裡我們可以怎麼做？從尋找共同的故事開始，可能是悲劇性的歷史敘事，或是多重視角的史觀。
所謂多重視角的史觀像是一個不相容的史觀，但兩個都對。《名偵探柯南》告訴我們「真相只有一個」，沒錯，但真相是不是只有一面？一個媽媽問小孩，桌子是什麼顏色？在桌子底下的小孩說是黑色，媽媽覺得完蛋了，桌子明明是白色的。「桌子是什麼顏色的？」這個問題本身預設桌子只有一種顏色，而且認為只有桌子上方的顏色才是正確的。
我們太習慣線性史觀，強調「一群人」，那「一群人」是誰？如果你要一個單一的、單一族群的線性史觀，在臺灣只會形成暴力，因為你會壓縮其他族群。尤其很多人喜歡講「共識」，認為「共識」好像是「同一種想法」、「一模一樣的想法」，可是其實「共識」有不一樣的理解，2加2等於4，1加3也是等於4啊。如果歷史犧牲掉某些人，這叫做暴力，你讓某些人消失，一樣是暴力。國民黨兩百萬人進到臺灣，一百萬人是軍隊，一百萬人是中產階級，那時臺灣有六百萬人，但歷史講的是國民黨那兩百萬人的故事，而沒有臺灣六百萬人的故事，這就是暴力。如果現在要翻轉，讓這兩百萬人的故事消失，那一樣是暴力。
從鄂蘭的角度來講，一個人活著就是要成就一個故事讓後人傳頌，如果你的故事被抹煞掉，就是暴力，很大的暴力。那麼應該怎麼做呢？史觀跟前面的視覺差異的圖一樣，你說她是個老婦人、年輕少女，都對，但不能排除其中一個，要結合、要並置，不能只有單一族群的史觀。臺灣的家長最喜歡、一定要老師說出一個標準答案來，否則就覺得這世界完蛋了。
真相是「加乘」的，而不是「裁剪」，「裁剪」排除了其他人。葉浩老師以前每每喜歡挑戰老師，所以高一讀了四次，都被退學，好不容易讀到高二，又讀不下去了，只好離開臺灣去英國了，所以他在臺灣的學歷只到「中二」。葉浩老師說，「歷史」是他這輩子最爛的科目。他後來去英國念高中，英國的高中分兩個階段，前兩年、後兩年，後兩年是自己選修3至5門課，拿這些課的成績去申請大學。後兩年他選了一門現代史，第一堂課教的是「史觀」，誰寫歷史、寫給誰看，這是歷史。分組作業，一組扮演德軍，一組扮演英國，兩組互相辯論，這叫學歷史，學所有人的歷史，要求你去想另一方的想法，被逼迫去想另一個族群的人怎麼思考、怎麼看這個世界，它強迫你必須去轉換，去瞭解另一方的思想。不會強迫背誦單一史觀，甚至妖魔化別人。
「空心」不好嗎？
談政治的「和解」有兩種，就跟談「寬容」一樣，一種是化解爭議，化解差異，形成共識，然後只有一個族群的聲音；一種是多重視角的呈現，允許不同聲音同時出現。後者只能是空心的，空心就是一種程序，民主本身就是空心的。每個人帶著自己想要的東西進來投票，但你支持的對象不一定贏，你必須接受結果。如果今天你支持的對象選輸了，你可不可以說「那是你們的總統，不是我的總統？」
阿扁選上總統時，葉浩老師說他正在倫敦政經學院讀碩士，教會裡的人、臺灣同學每次提到陳水扁，都跟他說「『你們那個』陳水扁」，好像那不是對方的總統。那麼你支持的是人還是制度？民主應該是要接受這個程序產生的結果，肯認這個制度。臺灣有些人接受了民主概念，有些人還沒。有些人永遠只看到老婦人，但有些人已經轉型了，接受民主；有些人轉型過了，甚至能接受還沒轉型、還沒接受民主概念的人。
有一種理解、和解是心理感受，它很難。西方世界的寬容是在一個宗教背景中產生的，新教、舊教有很多差異與辯論，到最後決定寬容。這個制度允許你做事的方式，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事；不同國家可以信仰不同的教派，後來進步到一個國家可以允許人民信仰不同的教派。
換言之，寬容、和解也是一種政治制度。西方到目前為止只有兩種支持民主制度的方法。一種是精英制，認為民主價值最可貴的，就像審議民主一樣，相信它會找到最好的、單一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另一種方法，認為民主本身的價值就在於每個人有表達的自由，選出來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就是一個程序，讓不同人有表達的自由。這兩種，要嘛答案是最棒的，要嘛答案是最符合正當性的。
和解是有可能的，我們把和解帶進民主制度，會有不一樣的思考，民主不單是選出最棒的或是最正當的問題，而是讓政府調整時差的一個程序。有些政府還活在一百年前，有的活在十九世紀，「起手式」是說當初八國聯軍如何如何，有的人是說國、共如何如何，有的人說炎黃子孫五千年前怎樣怎樣。你可以有各種不同史觀，民主制度就是讓你調整時差。一，先讓政府與民意調整距離；二，讓不同時差的人藉由投票的方式調整時差、重建現實感。來來回回、每幾年調整一次，讓政府與民意接近，提醒不同時差的人要有現實感，化解時間差異。這本身是一種制度性的和解，化解時間觀的差異的制度。同樣的，在歷史教育或是歷史書寫上，葉浩老師提醒大家，我們可能要試著放棄對「共識」的追求，臺灣和臺灣的教育太喜歡標準答案了。
兩個小時的演講，在葉浩老師謝謝大家「坐好坐滿」所引發的笑聲中結束，接下來，則是將近一個小時的現場問答：
問答與互動
Q1：可否請老師釐清一下柏拉圖與鄂蘭對於「惡」的觀點。
A1：這世界有根本惡，像希特勒，但這種惡比較少見；適用於一般老百姓，惡最基本的定義，是不思考。典型猶太教的觀念指的是「善的缺席」。對鄂蘭來說，你服從權威，你接受別人的判斷，不思考，就是惡。日常生活中，官僚體制下，很多人都是這樣，不思考。
柏拉圖被歸類為是違反民主的精英體制。柏拉圖的政治思考起點是怎麼避免暴民制的民主制度，談如何篩選人，直至精英的出現。柏拉圖被一些學者歸類為整個極權制度的起源。比較精確的說，柏拉圖是反民主的精英論者。柏拉圖的這種精英制，造成很多極權主義者。柏拉圖要拿教育體制來取代整個政治。如果你支持柏拉圖的話，你就會反民主，認為國家要由最厲害的人來領導，就像開船，要找一個最會開船的，不能由笨蛋來開船。這其實就是典型國民黨的想法，我們是精英、是最優秀的人，我們才能來領導國家。
Q2：老師提到班雅明的學說，請教老師認為下一代要選擇負多少責任？鄂蘭的「行動」與「製作」的差別在哪裡？只需要「開創」就好嗎？還是要有怎樣的追求？
A2：我本身是基督徒，有些人會認為基督徒是不思考的人，但我依然認為真理越辯越明。神學本身對我是一種討論。很多人讀完神學畢業後都失去了信仰，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思考」本身帶有風險，「行動」本身的風險更大。你要建國、統一，可能不是你完成的，可能是你的下一代，你有意志想要完成，但未必能遂意；「製作」是你自己可掌控的。神學院也是一樣，你有兩種製造基督徒的方式，一種是惡魔附身啊，你要斬斷，但對不起，這不是我認為的方法；另一種方法是不斷討論，去確認各種風險，然後去接受。信仰本身是有風險的，否則你只是把神壓縮在你自己的理解之下。你不一定要把神壓縮在科學或其他的世界觀裡，這就是風險。前者否定了開放性、否定了自由意志。
班雅明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的世界觀是「我跟神之間的關係」，不太管跟其他人的連結。他的活人跟死人，指的是跟猶太人祖先、人跟神之間的關係，鄂蘭把它引用到政治上來。鄂蘭的民主是共和式的民主，百花齊放，有不同的聲音，但你要有一個程序來喊卡，喊卡，才能有下一個階段的百花齊放、不同的聲音。
Q3：請老師多談談臺灣的轉型正義。
A3：可以採「清算型轉型正義」的是可以跟過去切割乾淨的政權，但臺灣很難，因為臺灣一直是同一個黨。日本也很難，因為天皇是同一個系統，如果要採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那天皇要廢掉，你不可能同時承認天皇錯了，又尊崇天皇。共產黨採取清算式的轉型正義，清算國民黨，然後又惡搞了一次文革。現在也有一堆帳還沒算清楚。整個東亞要採取單一史觀，太難了。
臺灣特殊的地方是，所有國家的方式都沒辦法硬套。國民黨要你記得他的好；民進黨說要清算，但不清算人，只想清算黨產。我們想學南非，我們有「民間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但民間沒有調查的能力與權限，政府則沒有正式的委員會（組織）。臺灣太神祕了。
Q4：如何解決臺灣的問題？要告訴我們方法啊。
A4：要先有清楚的邏輯、把問題搞清楚吧。我們會不會太寬容，在太多的事情上？在臺灣有很多很簡單的邏輯問題，都被大人壓抑下去了。歷史課本也有很多明顯邏輯不通的東西。
Q5：鄂蘭指責一般人的惡嗎？
A5：鄂蘭認為只有當時配合的官僚、公務人員是不思考的惡、家常便飯的惡。一般的人民是採取內在移民，過著小確幸的生活。我們在清算罪的時候，絕對不能是說我們集體的、大家的惡。集體的惡就是不承認惡，所以鄂蘭還是想要去分辨每個公務員的行為。集體的惡代表沒事了、逃脫了，不好好認錯、改錯。「不義」有兩種，一種是人為；一種是天然的、自然的現象。極權是人為，如果不追究，無法從歷史裡學到教訓。唯有清算，確認誰該負責，弄清楚不義是人為或自然的，才能有下一步。
Q6：可否談談江宜樺，他是研究鄂蘭的人。
A6：鄂蘭一般被認為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亞里斯多德提出人是社群動物的概念。江宜樺比較特殊吧，最簡單的方法是，讓他的書放著吧，可以讓大家檢視。我們的時代跟鄂蘭的時代有些不一樣，我們在行動上有更多的條件，是鄂蘭沒有想到過的複雜。現代人要言行不一比以前困難的多，你講過的話都可以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被挖出來。我信奉民主，所以我沒辦法，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讓他存在，用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講法是，錯誤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如果沒有錯誤的想法，你的主張只會是死的教條，而非活的真理。你要相信某些東西，一定會有人來挑戰你，我們可以用邏輯來解決。對約翰彌爾來說，極端到要是一件事沒有反方意見的話，應該要有人出來製造一下比較好。在我們的時代，不缺反方意見，那就擺上來一起討論嘛，潮水退了，就會知道誰沒穿褲子。我們有一堆荒謬的地方，我們的政治理念有很多不合邏輯的地方。
有些中國朋友常常會武斷的要你承認你就是中國人，那你可以請他定義一下何謂中國人，是文化呢？還是人種呢？如果是人種的話，「中國」並不是同一人種，有一些少數人種、族群，這些人就應該把他們排除出去、讓他們獨立；如果是文化的話，那謝謝，為什麼同一文化都要是同一個國家？那你先叫美國回歸英國懷抱。
我的方法是，讓荒謬去顯現荒謬。我們面臨一個政治學上的困境，從前民主國家要輸出到其他國家，該民主國家一直是一個強勢國家。臺灣是民主國家，卻是相對弱勢，中國因素突顯出民主的脆弱性，但解決方法不是鎖國或封閉，而是應該更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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