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社會對歷史的記憶不斷變動。重新訴說歷史，對過去的篩選和詮釋，不止是官方推動意識形態，學界討論的新課題，更反映了生活在當下的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追求怎樣的共同生活的基礎。對歷史課綱調整的抗議，對特定日期的不同紀念......正在建立、鞏固身份認同的社會，在歷史記憶的爭奪上尤為激烈。
如何處理過去國民黨政府在威權獨裁體制下違反人權的種種做法，是台灣社會民主化之後，一直面對的問題。悲情故事講了許多年，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成為一種套路，對歷史的檢討好像停滯在那些控訴中難以再深入。推動對威權時期人權迫害事件的發掘、記錄和保存，是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任務之一。
2015年10月，促進會出版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今年書展，促進會理事長、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從這本書講起，分享他面對歷史資料，如何思考責任，如何關照現實。面對迫害，絕非把某個歷史人物貼上「劊子手」的標籤就可以了事。那些細緻嚴謹的思辨、分析、推論，才能把虛妄的情緒，化成某種群體智慧。端傳媒獲授權刊載講座全文。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出版社：衛城出版
作者：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如果各位有看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本書的話，其實裡面花了很多心血，比寫出來的還多。感謝今天有機會跟各位分享這本書的動機，和沒有寫進去的很多想法。
大家知道最近台灣歷史受到很多關注，比如對課綱微調的抗議；電影方面有《阿罩霧風雲》（編者注：通過「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霧峰林家家族興衰，講述台灣近代史）；天下出版社也重新出版了林獻堂先生（編者注：霧峰林家族長，日治時期台灣自治運動領袖人物）的《環球遊記》。
2007年2月28日，台北，三名台灣原住民在公園內高舉二二八事件死難者的遺照以示悼念。攝：SAM YEH/AFP身份認同與歷史記憶
為什麼台灣歷史越來越受到民眾關心？一個原因就是認同問題。由於認同的契機，帶來大家對歷史的關注。這跟一般的想法不一樣，一般是你看了歷史，才會產生認同。我認為剛好相反，是我們先有了認同，才會關心自己的歷史。
那這個認同哪裡來呢？那是另外一個故事。最近十年我們產生那麼大的、強烈的台灣認同，這個認同勃興的普及化造成越來越多人關心歷史。認同跟歷史之間有很微妙甚至麻煩的關係。
不只是台灣，在世界各地，我們常常因為認同的需要，而修改、剪裁、有時候甚至扭曲歷史。所以有些歷史學者會說，我們要把歷史從民族主義里解救出來。意思是說歷史常常會被民族認同而虐待、扭曲。
我們看到在台灣歷史的過程，歷史是一系列事實，可是因為歷史很豐富，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或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剪裁，弄出自己需要的樣子。我覺得這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我認為不管我們的認同是什麼，歷史就是歷史，我們要盡量給歷史以真實。個人因認同的需要去選擇自己要的部分，但不能扭曲事實。
歷史有兩個重要的點，一個是它對認同的影響和關係，第二個是它在轉型正義的角色。轉型正義除了要追究過去的加害者，賠償過去的受難者，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要為了保護那一段歷史。
那段威權統治的歷史很重要。在威權統治下，人民的生命跟自由如何被剝奪和殘害。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民主很重要。它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過去是怎樣，從而避免它，或者若很不幸未來也碰到這種狀況，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
舉個例子，我最近在看廣島事件。現在在廣島已經成為一個很有名的觀光景點，大家都會去。廣島事件對日本人而言，有點像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他們民族受難的一個標記。原子彈爆炸，日本人死了很多人，是很淒慘的死。
可是在這個紀念公園成立不久以後，大阪的一個中學很多學生去參觀，參觀完就去問博物館，我們日本人是受難者嗎？還是侵略者？為什麼在博物館裡面都沒有提到東南亞，中國的南京大屠殺？
管理人員不知道怎麼回答。不久之後，廣島地區的中學老師就正式要求廣島博物館要騰出一個角落，叫日本侵略的角落。證明廣島博物館給出的是片面的扭曲的歷史，把日本寫成了受難者，而忽略了它原本是侵略者、加害者這件事情。
可是博物館拒絕。如果各位去東京靖國神社看，會看到一個滿洲國，日本完全沒有反省侵略滿洲國（中國），依舊把它當成日本的光榮的事跡。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歷史記憶是怎樣的？第一，它受到優勢族群的剪裁。比如現在美國南北戰爭的紀念碑，有很多在1970年代之前沒有黑人的雕塑。
第二，也會受到不同時代需要的影響。回到台灣的例子，二二八對台灣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我們有兩個紀念館，一個國立的一個台北市的。每到二二八我們都會做很多紀念活動，著作、研究、論述也非常多。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民主的歷史記憶裡面，受難都非常重要。為什麼受難比光榮的事跡還要重要？因為對苦難記憶的認同，會激勵你的民主成員奉獻。
2015年8月6日，日本廣島，一名男子在二戰七十周年在河邊擺放燈籠作紀念。攝：Chris McGrath/GETTY二二八死難人數
關於二二八，有兩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爭論不休：一、死難人數。因為苦難在歷史記憶中的重要性，苦難常常被誇張；二、加害者的責任追究。
各位如果還記得，兩年前郝柏村先生（編者注：台灣前行政院長），挑戰了台灣社會普遍對二二八的理解。他說哪有死那麼多人？他說二二八至今為止申請到補償的只有八百六十幾人，不到一千個，這跟兩、三萬受難者的一般認識差很多，對不對？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他，雖然不喜歡他，卻不能說他說的話都錯。當然，他一講出來，就受到很多政治人物和歷史學者的批評，有些人說他不應該在傷口上撒鹽，有些人說他是加害者，不應該說三道四等等。
我看到這個新聞就覺得很可惜，這其實跟轉型正義有關。郝柏村是加害團體的一員沒錯，而且是很重要的成員。如果是歷史論述如同一個法庭的話，他等於是被告。
被告應該有權利挑戰原告的主張，對不對？這是被告方的基本權利。除非回到以前的時代，那會被政府看成顛覆政府罪拖出去槍斃。現在如果因為郝柏村的挑戰，就把他的發言抹滅掉，那說明我們還活在過去。
但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所以應該正視他的主張。看他講得有沒有道理。我們知道死難人數非常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爭論？
第一，因為過去這個事件一直沒有辦法被研究、被談論，所以過了三、四十年很多重要的材料都不見了，很難再恢復歷史的真相。
甚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都犯過很大的歷史錯誤。有一次我去參觀，發現一個玻璃的牆上刻字：「根據行政院的二二八報告，二二八的死難人數在一萬八千到兩萬之間。」我後來碰到這個館長，就麻煩他再去看看，報告是不是這樣寫的。
但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是當時一個人口學家，用人口統計得出的結論。日治時期，戶籍統計做得很完整，但到了戰爭的時候卻沒辦法做了。所以這個學者，就將戰爭前最後一次的戶籍資料，再加上戰後的第一次戶口普查的資料，去估算人口少了多少人。
但這樣是非常不準確的。比如有很多移民，加上海關沒有那麼嚴格，很多人坐船就走了，跑到日本、東南亞，非正式移民非常多。因此導致利用戶口普查的方式變得非常不準確。人口學家自己也說，這個數字跟其他數字比，沒有更權威，也沒有更正確。
但現在以訛傳訛，大家都覺得行政院的調查出這一萬八千人應該不會錯，但我覺得其實錯得很離譜。史明（編者注：台灣歷史學者，主張台灣獨立）說10多萬，一般人說兩、三萬。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因為二二八發生在五個都市，如果有兩、三萬，則除以五，每個都市有6000人遇害。二二八的屠殺不到一個禮拜，6000人排隊要排多久？所以不可能那麼多。
有一個史料來源比較被大家忽視，就是林獻堂的日記。當時他是台灣人的領袖，朋友非常多，跟很多高官認識，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全台灣很多二二八受難者的太太都跑去拜託他，拯救她們的先生。
所以他其實對台灣的各地的狀況是非常清楚的。我比較相信他的估算，而非當時報紙上的。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很多報社的記者，都是中共潛伏在台灣的人，很多是反政府的。
另外一個比較中立的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但他也報道了好幾萬，問題是《紐約時報》記者當時沒有在台灣，而是在日本。他是聽一個去過台灣在外國的傳教士講的。
還有一個來源是一些比較反國民黨的學者，比如史明、後來去中國的林木順（編者注：台灣共產黨成員）。所以這些我覺得都不太可信，我寧願相信林獻堂。
林獻堂這個人是非常好的，非常decent非常正直的一個人。他後來死在日本不願意回來，不願活在國民黨統治下。在他的日記中，陳儀（編者注：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被槍斃那天，他講了一句話，說陳炘（編者注：台灣金融家，二二八遇難者）等1000多個台灣人，現在終於可以瞑目了。
也就是說，他估算的遇難者差不多1000多人，加上其他的材料佐證，我覺得這個數字比較接近。
另外，我也問過保密局。保密局當時有很多報告，雖然蔣介石在南京，可是保密局已經派了很多工作人員在台灣。目前我們找到的高雄市、台中市的保密報告，其中包括很多死難的人名。
當時保密局蒐集的死難名單，跟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名單對照，一半以上是一樣的。補償基金會已獲賠償的是820多人，把它乘以2，就是1600多人，是比較合理的數目。
這其實也是很大的數字，日治時的台灣基本上不是一個那麼殘酷、殘暴的社會。蔣渭水這些反日的人關進監獄也只關幾個月，謝雪紅這個共產黨也就被關幾年，沒有被槍斃。
所以二二八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就把人槍決了，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震撼非常非常的大，殺了1000多人，這個心靈創傷就很大了。所以綜合考量下來，我覺得1000多人的會比較準確。
2014年2月28日，台北，台灣總統馬英九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參與悼念儀式。攝：SAM YEH/AFP加害者的責任
第二個爭論是誰該負責，這最重要。到底是被誰殺害？那目前為止，這也是最大的議題。前幾年，台灣的歷史學家張炎憲出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論述蔣介石在二二八裡面的責任。
就像剛提到郝伯村一樣，如果我們把台灣這些歷史學者的書，當做一個起訴狀的話，蔣介石會說什麼？他會說，「這不公平！你亂講！」，還是他會說，「我認罪」？
這些歷史學者起訴狀或者判決書，認為蔣介石有罪，他應該負責。兩個理由，第一、是蔣介石派兵來台灣；第二個理由是他袒護陳儀。
但如果我是蔣介石的辯護律師，我會說這些指控站不住腳。為什麼？首先，派兵來台軍人屠殺的事實沒有錯，但這中間的環節不夠清楚。
想想看，如果你是蔣介石，當時二二八有暴動，然後你看到從基隆、宜蘭，一直到新竹、屏東，所有都市都被佔領，警察局被佔、槍械被沒收，甚至很多軍人被限制在軍營里出不來。整個國家的一個權威機構被解除武裝，這時候你會不會派兵來？會。
那時台灣成為中國的領土不久，整個國家的權威沒有建立。如果要建立國家的權威，一定要有軍隊來鎮壓。派兵來不表示他下令屠殺，這樣的話，這個論述就站不住腳。而且目前為止，找不到蔣介石下令屠殺的文件，或者指示軍隊應該怎麼做。
當然很困難，在威權時代他們不可能直接出面。但找不到供述人，在歷史法庭上就沒辦法定罪。你需要證明他有罪他才可以被定罪。
第二個袒護陳儀。但奇怪，我的手下殺一個人，我後來袒護他，沒有處罰他，這當然是個政治責任，但這跟我下令讓他直接去殺台灣人，兩個行為差很多。從這兩個理由，我都覺得判決是有問題的。
那要怎麼判決？現在不可能找到供述人，說不定蔣介石真的有下令，可能是電話或密電，但沒有證據。而假設不是他下令的，那他的責任在哪？
這裡有段歷史值得參考，二戰之後，盟軍開始審判戰犯。在歐洲有紐倫堡審判，太平洋地區有東京審判，還有一個審判比較少人注意到，在馬尼拉。
馬尼拉審判，是日本在東南亞軍區的總司令山下奉文，被麥克．阿瑟審判。這個審判，我覺得可能可以借鑒到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追究上。
山下奉文之所以被稱為戰犯，他被起訴的最大的一個因素，是在日軍的佔領下，日軍在馬尼拉屠殺了5000多平民。這是很大的罪行。先介紹一下山下奉文這個人，從他當兵的過程來看他其實是滿文明的一個軍人。
他從日軍學校畢業以後，因為德文很好而被派到瑞士大使館當武官，然後又派到維也納當武官。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就去維也納大學修學分，念經濟學。後來慢慢爬升，成為東南亞戰區的軍長。
日本要開始進攻東南亞的時候，已經被美國禁運了。當時日本的石油80%是從美國進口的，所以亟需進入東南亞獲得資源。當時山下奉文就成為了進攻新加坡的指揮官之一。
80天把新加坡攻佔了，那在這個過程中，他俘虜了很多英軍。他對軍隊說，這些英國人打仗非常勇敢，運氣不好被我們抓到，所以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不要虐待，他對戰俘都非常好。當他外調要離開的時候，他給英軍戰俘里的最高指揮官留了一個大包裹，有一百多瓶啤酒，2-3瓶乳酪。
後來盟軍收復巴黎，將軍凱旋進城，任何將軍都需要這種場面，提高自己在後方國家的聲望。東京給山下奉文打電報說，你到底要不要凱旋進入新加坡？一直打電話來催促，後來他忍不住了，回說「不會有凱旋進城的儀式活動，只會有哀悼死難兄弟的紀念儀式。」
東京方面很不解，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將軍。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他後來被審判，他說他不知道日軍在馬尼拉的屠殺，如果他知道，一定會禁止。
麥克．阿瑟的檢察官也沒辦法證明他知道，而我從他過去的表現來看，我傾向於相信他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或者沒有下令有沒有罪？有沒有責任？
當時麥克．阿瑟的法庭判決是，即使你不知道，沒有下令，還是有責任。身為最高指揮官，你本來就應該注意到你的軍人在地區里種種行為。這個理由我同意，但以山下奉文審判的這個例子來說有點不公平。因為當時日軍的指揮系統有點亂。他根本沒辦法指揮憲兵隊，日本憲兵隊是有非常高自主性的，刑囚、抓人都是自主的。
所以憲兵隊所做的壞事，他即使知道，也沒有辦法阻止。可是當時國民黨軍隊沒有這個問題。蔣介石身為最高統帥，沒有人敢違背他的指令。他的指揮系統非常明確清楚。那你派軍隊到一個地區，你身為一個指揮官你本來就需要留意，那是你的責任。
第二，即使蔣介石沒有下令，事後所有參與屠殺的人也都沒有被處罰，陳儀後來被槍斃，並不是因為二二八，而是他投共。
那目前來看，應該說蔣介石的責任不是直接屠殺台灣人，而只能說，他作為最高指揮官，應該注意到的事，完全沒有注意到。並且發生這個事後，四十年來，他也從來沒有一句話，不要說道歉了，都不會提到這件事。沒有嘗試歸還受難者遺體。
現在再追的話這些遺體已經不可能有了，林茂生、陳炘，這些遇難的台灣當時知名社會精英的屍體已經找不到了。如果蔣介石知道這是錯的話，他應該歸還這些屍體。這是他對二二八的責任。
（文字由編輯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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