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旺角騷亂，大舉搜捕繼續進行。上星期，一名青年到警署自首，聲稱曾參與騷亂。疑犯蒙頭被警方帶回家中搜證，撿走電腦手機等證物。如往常破獲大案一樣，警員將證物放在透明膠袋中，媒體可以隨意拍攝，以示證據確鑿。
向記者展示的證物當中，為首的有幾本書籍，一本是陳雲的《城邦論》，一本是黃毓民的《本土民主反共》。辦案警員高調地把書本放在所有證物前面，當然是胸有成竹。《城邦論》已成本土派聖經，幾乎人手一本。政論集《本土民主反共》也成為信徒們跟隨的綱領。搜證的警員把這兩本書擺出來，明顯是向社會傳達這樣的訊息：看，年輕人就是受這種書籍荼毒，才會參與暴動。
言論、出版、新聞、表達、思想自由，都是香港不容侵犯的核心價值。在搜證過程中故意展示嫌疑人擁有的書籍，無論是意圖抹黑也好，作為犯罪證據也好，都是極權國家慣用的伎倆，以證明嫌疑人動機不良，思想犯罪。
2003年23條立法，其中一項最受爭議的條文，就是「管有煽動刊物」。甚麼才算煽動刊物？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就可隨意安插的罪名，而且不但作者有罪，讀者可能觸犯法律，甚至連藏書者都要負刑責，隨時坐監。當年，我曾經將家中一本名為《如何推翻政府》的書，在電台直播節目中交給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檢查，要她當場鑑定是否「煽動刊物」，要不要成立審查委員會，逐家逐戶派人查看。「管有煽動刊物」株連太廣，也太荒謬，後來全城反對，才草草收回。50萬人上街，23條最後被迫擱置，已是後話。
極權政府嚴管書籍出版和新聞自由，說到底，是管制人民的思想，害怕人民認真思考，會對政府不利。在極權社會，只是讀幾本所謂禁書，甚麼都沒有做過，就會被判坐牢十年八載。多年前，我在台灣採訪過因為組織讀書會被判入獄的政治犯。早前轟動一時的韓國電影《逆權大狀》，其中一個情節，也是以參加讀書會的罪名，學生被捕毒打，激起大狀的義憤，挺身為被告辯護。
離以言入罪僅一步之遙
警方為何要將嫌疑人的書籍作為證物，帶走調查？這是否思想審查，是否以言入罪？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解釋說，警方的刑事搜證的一貫做法，是撿走認為有關的東西，並用膠袋載起給傳媒拍照。黎棟國說：「警方只係帶走同刑事調查有關係嘅證物，做法符合程序。你問係咪同23條以言入罪有關，我可以好清楚講，一啲關係都冇。雖然我亦聽到有一啲評論關於呢件事，但我覺得呢啲只係從政治角度去睇一個刑事調查程序而已。我哋大家都唔知道警方調查嘅情況同進展，所以都唔應該係呢個時間作任何揣測。」
書籍與刑事調查有甚麼關係？黎棟國顯然是迴避沒說清楚。即使到最後，被捕的嫌疑人沒有因為藏有或閱讀這些書籍而被起訴，警方以搜獲的書籍作為向公眾展示的證據，已傳出強烈訊息：參與「暴動」，與讀這些書籍有關。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號，如果香港社會掉以輕心，離極權社會的以言入罪、思想審查、列出禁書，只有一步之遙。
警方展示的書籍其實共有三本，除了上述兩本外，還有一本叫《引爆趨勢》。這本書十多年前出版，主旨是小改變會引發大流行，當年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也推薦過，並非甚麼深度驚世之作。可能書名有「引爆」兩個字，封面又是一支燃燒中的火柴，從不讀書的警察以為是教人造炸彈的書，證據確鑿，毫不猶豫地向傳媒高調展示，結果鬧出大笑話，簡直是丟人現眼。
年前有網媒記者被警察截停搜查，盤問有沒有採訪過佔領運動，又問記者是否憎恨警察，如何看待港獨等等，最後記下個人資料，讓記者離去。今天調查旺角騷動，又搜走嫌疑人書籍作為刑事證據，在在說明，香港警察正在執行政治任務，早已變成思想警察。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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