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享譽國際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視七十多歲的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為師父，因為阿特金森早在上世紀60年代已經開始研究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十多年前就和皮凱提一起開發經濟數據的歷史資料庫，收集和整理十九世紀至今人們收入的資料，促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數據基礎。《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的法譯本就由皮凱提寫序，他讚揚阿特金森的新書是「一本介入政治和目光銳利的書」，提倡了「新的基進改良主義」。阿特金森在新書提出了14項具體的政策倡議，最特別的大概是給所有人的遺產（inheritance for all）。
英國政治家和哲學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7年撰寫了《土地正義》（Agrarian Justice）這本小冊子，當中說過「建立一個國家基金，每名年滿21歲的年輕人，可從中獲發15英鎊，經由土地財產系統，以補償其失去天生的遺產」。他主張由政府向有土地的人徵收稅項，轉而給年輕人和老年人一筆津貼，促進社會平等。事隔200多年，今天阿特金森同樣提倡給予年輕人一筆「最低限度遺產」（minimum inheritance）。這看似特別優待年輕人，實則來自他50年來的研究結論：遺產本身無問題，問題是遺產是高度不平等的財富轉移方式。一個人繼承了遺產，並不是因為他的努力，也不是來自他對其勞動力的投資（如教育和受訓），純粹是出於家庭聯繫或他人的意願，而承繼者卻可以憑藉遺產輕易地賺取更多財富，從而令造成有遺產和無遺產的人之間有更大的差距。因此，阿特金森認為，只有當所有人的遺產相當，他們才能有平等的基礎發展其人生，例如投資在英國高學費的教育，或者付房租實現其他人生計劃。
開設終身資本收益稅
阿特金森主張，政府給予每個年滿18歲的成年人5000鎊，不設資產審查。我們自然會問，政府突然間支出大增，資源何來？他認為，政府以終身資本收益稅（lifetime capital receipts tax）來取代英國現行的遺產稅（inheritance tax），從而支付「最低限度遺產」的開支。終身資本收益稅是指政府向作為禮物轉贈的財產一律徵稅，婚姻或合法伴侶關係裏的饋贈除外。假如終身資本收益稅的免稅上限設定於每人100萬港元，當一個人收到叔父遺產50萬元，不用繳稅，如果第5年再收到100萬元遺產，合共超出了100萬的個人免稅上限50萬元，這50萬元就要向政府繳交20%稅。阿特金森認為，超過上限的金額應按累進原則徵稅，最高稅率為65%。終身資本收益稅跟遺產稅不同，如果叔父的同一筆遺產留給不同子侄，則按各個子侄所得的金額來計算，而不是按整筆遺產來計算。好處是把遺產連同私人饋贈同樣徵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來源，而且避免有人把遺產偽裝成轉贈來逃避遺產稅。
事實上，這種最低限度遺產並非史無前例。英國政府於2003年設立兒童信託基金（Child Trust Fund），給2002年9月1日或以後出生英國小孩的基金戶口250鎊，直至該孩子年滿7歲，政府再給250鎊，同時孩子的父母也可注資，以增加投資回報，應付孩子日後教育或其他所需，直至年滿18歲才可提取，用途不限。然而，這個政策最終在2010年廢除。阿特金森的建議等如徹底改良以往的兒童信託基金，由私人投資變成由政府管理，基金公司的利潤變成每個公民直接得益。
減稅是經濟不平等的元兇
「最低限度遺產」令社會財富由富人和窮人共享，這樣會否令富者愈富，對窮人不公平呢？我們不需過慮。「最低限度遺產」的資金來源本身來自稅收，而稅收除了終身資本收益稅外，還包括其他稅項，如物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等。他主張英國應提高個人收入最高稅率（top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由目前的45%增至65%。
事實上，英國的貧富不均並非始自今天。根據他和皮凱提共同的研究結果，英國稅率愈低的時期，財富就愈集中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英國稅率大幅下調始自1979年，保守黨戴卓爾政府把最高稅率由83%減至60%。到了1988年，財政大臣尼格‧羅森（Nigel Lawson）更把最高稅率減至40%。當時羅森發表減稅的財政演說後，保守黨議員歡呼，當中一人表示他的計算機沒有足夠的零位計算省回的稅款，這幕荒誕劇令阿特金森印象猶深。與此同時，美國亦走上了同一條低稅的道路，最高稅率由70%減至1980年的35%。這種低稅政策令英美兩國成為最富有1%人的天堂，他們累積財富的速度，遠超稅率沒有大減的歐洲各國。接下來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政府削減福利，把公共服務私有化，令窮人的生活水平大幅下挫，這就是阿特金森沒有說明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推崇個人努力賺取財富，崇尚自由市場。
阿特金森始終是經濟學家，不像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或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那樣分析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扭轉貧富不均》也不是社會和政治論述的分析。阿特金森強調經濟不平等必須改變，而且可以由我們去改變。經濟不平等不是像許多經濟學家所講由自由市場的規律所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不必然會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富差距惡化源於特定的國家政策，上世紀50和60年代一度在福利國家的制度下緩和，可惜其後急劇惡化至今。在阿特金森的構想裏，改革稅制是打擊經濟不平等的最有效方法，「最低限度遺產」不會令富人獲利，反而富人會按其財富多寡而交稅，令政府維持穩健的財政，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遺產，這樣才能令所有人都站在平等的起跑線上。
最低限度遺產配合兒童福利
「最低限度遺產」又會否令剛來英國的移民比一直居住英國的人更加「着數」？根據阿特金森的設計，領取「遺產」資格，可以跟享受現存的兒童福利（child benefit）掛鈎。享受了18年兒童福利的人，就可領取全額「遺產」，享受了10年兒童福利的人，就可領取十八分之十的「遺產」，餘此類推。至於兒童福利，他主張由政府給予每個兒童的家庭固定金額，保證每個英國兒童不會陷入貧困。然而，為免令富者愈富，兒童福利當作家庭收入之一，超過上限則會被徵稅。他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話，強調兒童福利的重要：「我們今天投資在劣勢的兒童身上，會促進社會流動，創造機會和培養有活力、健康和共融的社會。」根據阿特金森的研究，英國目前兒童貧窮率為26%，中國則為36%。根據2015年香港政府資料，香港少數族裔的兒童貧窮率達30.8%，比平均兒童貧窮率高一倍，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問題。
阿特金森之所以終身研究社會不平等問題，因為他在1965年讀到英國經濟學家布賴恩．亞伯．史密斯（Brian Abel-Smith）和社會學家彼得．唐信（Peter Townsend）發表的研究報告《窮人與最窮的人——對勞動部的家庭支出調查（1953-54和1960年）的新分析》（◎The Poor and the Poorest: A New Analysis of the Ministry of Labour's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s of 1953–54 and 1960），當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戰後社會貧窮問題。唐信成立了兒童貧窮行動組織（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長期關注兒童貧窮問題，而阿特金森就開始着手經濟不平等的研究。
結果平等影響機會平等
對阿特金森來說，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經濟不平等，超出了不少經濟學所關注的經濟生產問題，更多屬於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為什麼值得研究呢？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向相信機會均等就是公平的社會嗎？有了平等的機會，人們自然能夠發揮所長，多勞多得。然而，阿特金森相信，機會是否平等，是直接受結果（outcome）是否平等所影響，所謂結果就是人們的收入或擁有的財產。收入最高1%的人（結果），令他們的子女從一出生，就比其他人擁有更多，令他們在社會競爭的跑道上更加輕鬆，甚至可以不用競爭而獲得比其他人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說不在乎機會是否平等。他認為「今天結果不平等的得益者，可以把不公平（unfair）的優勢傳給明天的孩童」。阿特金森並不妄想可以造就完全平等的社會，他看到的是，不平等加劇是由偏袒富人的政策所造成，因此我們有責任改變這些不公平的政策。《扭轉貧富不均》是一本沒有任何經濟學公式的經濟學著作，只有具體數據和政策分析，它所呼召的是書本以外的政治家改革社會的魄力。
註：本文參考了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的英文原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和法譯本Inegalités, trad. par Francoise et Paul Chemla, Préface de Thomas Piketty （Paris: Seuil, 2016），卻未及參看中譯本，吳書榆譯《扭轉貧富不均》（台北：天下文化，2015）。
文：劉況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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