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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李新曾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南都网的评论编辑，也是宣称“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社会网”的创办人，同时他是一名国安线人。他一边编发着臧否时事的评论，一边秘密地向国安（和国保、文保等机构一起构成中国的秘密警察系统）汇报情报。最近，李新不能忍受这种分裂的生活，逃往泰国公开线人身份，寻求政治避难。
李新的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个国安线人李宇宙的遭遇。2003年，杨子立等四名青年因聚会读书、讨论如何改变中国，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至十年。李宇宙是该读书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在聚会中积极参与讨论，回家就向国安写秘密报告。得知杨子立等人将因他的报告被判刑，李宇宙良心不安，又匿名向外披露这桩思想迫害案。随后，他设法逃往泰国寻求避难。
2004年，知名记者Philip P. Pa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李宇宙在信念、生存、朋友和良心之间的挣扎。我读了之后，深受触动。没过多久，我工作的媒体有两位记者先后找我诉苦，说国安找他们定期聊天，要求他们汇报媒体内部信息，包括我本人（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工作情况。我推荐他们看了这篇报道，让他们明白，当国安或国保线人，可能意味着进入一个无边的黑洞，超出预期成为摧毁别人和自己生活的专制工具。
接到秘密警察约请喝茶的电话之后，很少有人会立即拒绝。秘密警察代表着专制机器最黑暗的部分，没有人知道拒绝他们会有什么麻烦。同时，他们会让你相信，配合他们的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开始的时候，只是“随便聊聊天而已”，你只讲自己觉得可以讲的信息即可。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事实上，跟李宇宙的经历一样，秘密警察怎样利用你的信息，不会和你商量。
反戈一击只是例外
不过，我并不想像秘密警察那样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我也向那两位同事指出：当局利用大量的秘密警察和更大量的线人，监督和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迫害杨子立等思想独立的公民。但是，并不是每一条线索都有明显的后果，并不是每一个后果都让线人良心挣扎。大多线人都能安之所素，或者只是偶尔不安。
李宇宙和李新的奋力挣扎，反戈一击，只是千千万万线人中的例外。通常情况下，即便有人良心不安，也会采取更加温和的做法。我对那两位同事的建议是，在还没有卷入太深之前，尽快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其中一位听从了我的建议，成功地摆脱了秘密警察。另一位再也没有跟我谈过此事，我怀疑他被迫继续合作，以更长的时间寻求改变机会。据我所知，有些人花了若干年时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甚至去到国外，才扯断和秘密警察的联系。在这若干年内，他们定期提供着情报。
多少良知已永远不再
这样说仍然小看了这套情报系统。它除了监督、控制和迫害之外，还有教育和自我教育功能。很多线人和秘密警察一样，相信自己尽管偷偷摸摸，但是问心无愧，做着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他们甚至自我感动地想，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得不强忍各种污名，委曲求全。
讲述东德秘密警良知未泯的电影《窃听风暴》（德语：Das Leben der Anderen ）上映之后，好评如潮。但是专业人士指出，这只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而已，没有一个秘密警察帮助过他的受害者。《史塔西国》（英语/德语：Stasiland）作者Anna Funder在《卫报》撰文说，专制政府的本性决定了，秘密警察没有空间翻然悔悟。恰恰相反，直到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的清白。《史塔西国》出版之后，遭到大量辱骂、威胁和诉讼。
Hans-Jürgen Grasemann先生是前西德高级检察官，也是专门记录东德政府违反人权案例的国家法治登记中心（ZESt，Salzgitter）负责人之一。上周我在柏林有机会和他共进晚餐。他告诉我说，直到今天，前东德的秘密警察还在威胁自己的受害者，不让他们讲出过去的经历。
我相信，很多和秘密警察合作的线人也是如此。李宇宙逃往泰国之后，经历种种挫折，据称十多年后才得以前往欧洲。最新消息称，李新在泰国失踪，家人怀疑他已被中国警方抓捕。也许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污点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配合秘密警察工作的线人，并不需要付出这些代价。这就是专制政治对人性和公义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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