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的意思十分簡單：就算李桂二人身在內地，但既然他們已透過家書、視頻，道明事情原委，香港人何不相信「證據」，擱下懷疑，放棄關注？
問題是，這些所謂「證據」根本說服不了稍為有頭腦的香港人，更何況有過類似被公安扣留經歷的過來人？一看，就知道是同一份劇本、同一套手法，甚至是同一個下場。
「我可以百分百肯定。」談起李波、桂民海的處境，程翔語氣斬釘截鐵。「當一個人處於失去自由的狀態時，每一個可以流出來的訊息，都是管制他的人跟他反覆排演過的。Rehearse 到他們滿意喇，訊息才可以出來。」
肯定，只因一切似曾相識。十一年前，程翔在羅湖邊境被捕。此後三個月，在公安監管以至施以「酷刑」威迫之下，程翔也「自願」寫過「認罪書」，也致電過妻子，「自願」用普通話說出「要協助當局調查」一類說話。
作為過來人，程翔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李波和桂民海 — 甚至是那些不為人知但曾被內地拘留的香港人，是如何「被自願」的。
這很可能不止是程翔、李波和桂民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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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通話對話？一切似曾相識
周一深夜，香港警方發出新聞稿，指獲廣東省公安廳回覆，首次確認李波現時人在內地。但具體的，他究竟現時身處一個怎樣的環境？所謂的「配合當局調查」又是什麼一回事？卻一直沒人知曉。
李波妻子第一次接受訪問時所透露的細節，已見端倪。2015 年 12 月 30 日晚上 7 時，李波失去音訊。當晚 10 時半，李波太太兩度接獲來電，李波一改平日與妻以廣東話交談的習慣，在電話中用普通話說，「正協助調查，沒有這麼快回來」。
訪 問刊出後，程翔一看已覺不妥，因為這一切實在太熟悉。2005 年 4 月 22 日，程翔到深圳聯繫一本有關《趙紫陽回憶錄》的書稿，22 日出境時在羅湖邊境被截留，隨即被國家安全局的人帶到一個地方軟禁，六日後經由鐵路被押解至北京，在另一家招待所被禁錮，一待就待了三個月。
軟禁期間，程翔曾被獲准跟太太通話一次，但當局表明，打電話亦有條件：一，必須要用普通話交談，不能用廣東話；二，不能透露自己身處何方。
根 據李太首次受訪時所言，程翔的經歷同樣在李波身上發生。他先要改用普通話跟妻子說話，道理很簡單，因為公安們必須旁聽並確保通話內容。「This exactly is my case。」程翔說。第二是位置不能透露，李太首次接到來電時，李波一提起「深圳」，對話立即停止。「這些是事前 agree 咗的，他先畀你講電話。」一旦違反協議，通話隨即中止，直至你聽聽話話，才可講下去。
因此，程翔馬上認定李波失蹤事有蹺蹊。「我一聽完佢太太咁講呢，似曾相識。好肯定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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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居住：「違反人性的酷刑」
那 如今李波究竟身處一個怎樣的環境？誰都不能肯定。但程翔當年的經歷值得參考。當年他被扣留後，先待在深圳國安局的招待所，那裡約 80 平方尺，設有廁所。當時他吃的是正常的食物，穿的還是自己的衣服，只是不能踏出房間，又有六人小組輪流負責看管。六天後，他經由鐵路被押解到北京另一家招 待所，繼續進行軟禁。
在中國法律上，這種禁錮模式被稱為「監視居住」。
「監視居住」，聽起來好像無大殺傷力，實質不然 — 這是中共特有的一種單獨囚禁方式。程翔在著作《千日無悔》中，甚至將之稱為「違反人性的酷刑」。
正式的「監視居住」在程翔被押解至北京後開始。甫步下火車站，他就被帶進月台旁一輛房車。一上車，眼鏡就被脫掉，並換上一副墨鏡，換言之即是蒙住雙眼，程翔完全失去方向感。終於，他被帶到一個房間，開始「監視居住」的生涯。
為何「監視居住」這種單獨囚禁的方式「違反人性」？程翔在書中歸納出幾點。
一 是剝奪自然光。程翔當時身處的地方約有十步長、八步寬，是一間很普通的房間，但窗戶卻被厚厚的擋光窗簾封閉，使白天如同黑夜，室內電燈二十四小時開著（包 括他睡著的時候）。他只能夠從看管他的人的舉動，判斷晝夜：定時定刻送飯來的時候，就是白天；他們輪流打盹，應該就是黑夜。
一個擁有自由的普通人從不會對自然光有太大的感覺，因為這太理所當然。但程翔被軟禁於那房間不過幾天，就開始感到渾身不自在，身體狀態漸漸起了變化。
二 是剝奪社交需要。程翔自問從不多話，但被軟禁期間，看管他的人遵行嚴格紀律，不得與他聊天，他卻感受到無形壓力。「人係 social animal，需要人與人之間有接觸，眼神的接觸、肌膚的接觸、思想的交流。」就算是正常的監獄，這些東西也從不缺少。單獨囚禁的威力正正在此：當這些東 西都被剝奪之後，一個人自然處於一種渴求對話的精神狀態。當這渴求一直不被滿足，被囚者精神狀態就日趨惡化，甚至陷入崩潰。
你可以想像，一個香港人獨自在內地被禁錮會是怎樣的光景。最初你或以為只要待一兩天就能離開，但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看管者卻並無半點表示。你開始陷入絕望。程翔寫過，當時他在難以名狀的精神痛苦中度過，這種痛苦源於嚴重的挫折感、負疚感和迷失感。
「這 種痛苦，令我的情緒不斷向下盤旋，愈想愈氣，愈想愈覺得自己一敗塗地，愈想愈擔心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家破』是有可能的，例如經濟有問題供不起樓、房子 被收回；『人亡』也是有可能的，例如父母受不了刺激而身故）。每一天都覺得自己的情緒向下盤旋，當情緒盤旋到最低谷時，人就會想到了此殘生，自尋絕路，由 此我切實體會到甚麼是『絕望』。」精神虐待 軟硬兼施
— 程翔《千日無悔 — 我的心路歷程》，頁六六至六七
所以，所謂「酷刑」不一定是暴力。
雖然程翔當時並沒有被當局用刑逼供，沒有肉體上的傷害，但是由單獨囚禁形成的精神虐待，還是將他的身體和精神俱推至崩潰失常的邊緣。被「監視居住」期間，程翔生理時鐘完全被搞亂，失眠、便秘、心律不齊等毛病隨即湧現。
他 試過突然在夜裡起來，呆呆坐在地上，怎勸也不起來，甚至忽爾向天花板大叫。在社交需要被剝奪的情況下，他甚至渴望被提審 — 即被當局盤問。「試過困到我黐哂線，係度大嗌：『喂，快啲嚟審我呀！』」雖然提審的過程雙方絕不平等，但畢竟可以跟人對話，因此程翔還是很渴望被盤問。
這個例子，「說明了單獨囚禁是足以扭曲一個人的正常行為的。」程翔在著作中如是寫道。
經過大概一個月的單獨囚禁後，他逐步萌生自殺的念頭，開始注意電掣、橫梁、玻璃器皿、膠袋等物品是否存在。「一個好端端的人，在短短一個多月內便被摧殘到這種處境，足見精神折磨的殘酷。」他書中總結說。
可以想像，在這種瀕臨崩潰甚至失常的精神狀態下，人的理性腦袋很容易就被蒙蔽，不難作出那些「被自願」的決定。
所以，李波之所以「自願」寫下這樣的家書，桂民海之所以「自願」認罪，宣告「我是中國人」，未必是暴力酷刑的結果。「因為用暴力呢，把口喺佢（被囚者）度，除非你困住佢一世啫。」反而精神虐待，以及言語游說，還更奏效。「佢會用種種說服的手段去secure你的合作囉。」
程翔當年也領教過公安軟硬兼施的言詞。有時是軟性的同情和利誘：「你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你不想從此背上罪犯的惡名吧。」有時則用威逼恐嚇，譬如當他提出要找律師時，對方馬上駁斥：「這裡是大陸，不要拿香港的一套來嚇唬我。」甚至說，「不要說你現在大大陸，就算在香港我們也可以把你搞回來。」
「在香港也可以把你搞回來」，這句話在李波「自願」失蹤的今天，擲地有聲。
程翔的經歷，多少能夠反映今天李波、桂民海，以至其他香港異見者被內地當局拘留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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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鬥爭的邏輯 揪出「幕後黑手」
但當局為何要這樣做？索性把異見者送到法院進行審訊，判刑下監，豈不更方便快捷？
程翔認為，中共之所以對異見人士實行「監視居住」，目的不單是逼人認罪，更重要的是要揪出他們眼中的「幕後黑手」。 就以今次銅鑼灣書店事件為例，書店出版的內地禁書無論內容孰真孰假，也一早於外間曝光，因此程翔認定，對中共當局來說，這已不再重要，他們更想追查的是內 容怎樣形成，「背後邊個放料？放料的人係邊個層次的人？係邊一派的人？你參與佢哋咩活動，你同佢組織上有咩關係？背後係咪要形成一股力量，達到某啲政治目 的？」
這些推論來自他的親身體驗。程翔當年因為替歐亞基金會撰寫一篇有關中俄邊界問題的文章，而被賦予的「間諜罪」。軟禁期間，調查人員一 直追問程翔，「是被誰慫恿而寫？哪個層次的人慫恿的？寫這篇文有何政治目的？」他們想知道程翔是否在替黨內某派人士達成政治任務，因此反覆追問他的資料來 源、背後的組織背景，以及政治動機。就算程翔多番否認，但調查人員就是堅決不信。
這些李波、桂民海等人失蹤，亦似是同一原因。「你銅鑼灣書店的書全部都係媽叉阿習嘅，你而家係咪同阿習有咩唔妥？係咪阿江那程邊的人指使你咁樣做？」程翔有此推斷。「中共咁多年的政治鬥爭，全部好強調要揪出背後的黑手，這合乎他們一貫政治鬥爭的邏輯。」
當然，這樣做還帶來另一效果：寒蟬效應。「或者係一石二鳥囉，嚇窒你班友唔好再搞呢啲嘢，現兜兜就係 Page One 不再賣那些書，金鐘不敢再出習近平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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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認罪」是怎樣形成的
如果找不到幕後黑手呢？是否可以放人？當然不。「共產黨個名係『偉大光明正確』嘛，唔可以承認佢捉錯人，所以咪要安條罪名比你囉！」程翔說。
剛 過去的星期日晚，新華社突然發稿稱，銅鑼灣書店首名失蹤者桂民海 11 年前因醉駕肇事致少女死亡，現已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報道又指，桂民海已寫下多份悔過書，希望「盡有生之年來贖罪」。同晚，中央電視台播出訪問片段，內容 大致相同，而桂就在鏡頭前現身，「自願」認罪。
程翔自言不清楚桂民海的案情，難以評論，但他當日的經驗亦值得一書 — 因為他也試過「被自願認罪」。明明沒做過，為何會認罪？程翔在著作中如是寫：「當局在未有足夠證據拘捕人之時先來個監視居住，目的是使被囚禁者在焦慮、困 惑和痛苦中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從而按照當局的思路來提供對自己不利的口供。」
可以想像的是，一個人面臨單獨囚禁的精神虐待下，很容易就會做出不利自己的供述。程翔當時在辦案人員的威逼利誘下，寫了一份長達兩萬字的交代書，題目「關於我與歐亞基金會的交往」。而這份交代書，最終卻成為了「自證有罪」的證據。
程翔在著作中歸納「自證有罪」的過程中，當局採取的一些策略：
（一）威逼恐嚇，使我處於恐懼、焦慮的狀態中。「在這種極不正常的狀態下取得的證供能否成為有效證據，本身就是很成問題。」書中程翔如是總結。
（二）信息隔絕，使我在信息封閉（包括缺乏法律知識）的情形下，無法為自己申辯。
（三）預設定義，使我在「法盲」的狀態下，無從辨別對方所下的定義是否合理。
（四）表示同情，使我消除了戒心和對抗情緒，從而在心理上接受了對方。
（五）獎賞合作，使我為獲得「獎賞」（與家人通電）而願意配合他們。
— 程翔《千日無悔 — 我的心路歷程》，頁八八
他 如是發現，當時身邊的辦案人員常常掛在口邊的：「我們是專職辦案的，耗（指消磨時間）得起，但你卻耗不起」，根本就是完全摸清楚當事人想盡快解決問題，甚 至回復自由身的心理 — 程翔稱之為「軟手段」。但到發現這一點已經太遲，無論怎樣哀求，他都無法取回自己的供詞，更遑論要修改。
被困的受害者，根本玩不起什麼拉鋸戰，完全沒有還手的力量。
如是我們或許就能明白，如今桂民海所謂的「自願認罪」，以至之後可能陸續在銅鑼灣書店其餘幾人身上發生的「被自首」、「被認罪」，究竟有多可信？從程翔的經驗，大家大概心裡有數。
文首引述譚惠珠呼籲港人相信「證據」，勿再懷疑 — 這鐵定是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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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調處理不智？
無論是李波的「家書」，抑或是桂民海的「自首」，都有一個訊息不停重覆：「我是自願的，與其他人無關，請外界尊重我的決定，不要再介入，甚至炒作……」總之，就要呼籲所有人，尤其是當事人的家人，息事寧人，低調行事 — 這樣才是對李波、桂民海最適合的做法，流出來的訊息明顯指向這個方向。
程 翔回憶他被拘留時，調查人員也曾跟他說：「我們本來諗住兩三日就放你走，但現在件事搞大咗喇，我們點好呢？」程翔出事後，他的太太與朋友成立了關注組，天 天疾呼，高調營救。因此，公安向程暗示：如果件事唔再鬧大，或者我們查清件事之後，就可以放你走。「當一個人處於這樣的時候，就好容易中招的，好容易會叫 老婆『唔好再搞喇』。」
但當時他並沒這樣做。「我唔信唔出聲就掂。」當時他記起港大同學、民運人士劉山青的例子。1981 年劉山青以身犯險返回廣州救助民運人士王希哲妻子蘇江等人，結果被公安拘捕。其後劉的父親錯信中共，以為低調處理就可以放人，最後劉被控以「反革命罪」， 判有期徒刑十年。米已成炊，劉父才追悔莫及。程翔想起前車可鑑，「所以我唔肯叫太太低調處理。」某程度上，他當時做對了。
程翔從自身經驗推 斷，如今李桂二人應也遇到相同情況。「好肯定李太都收到同樣的訊息，或者有人叫佢銷案。」對於李太相信噤聲會換來好結果的做法，他自言理解。「基於人性的 弱點，基於對當事人迫切的心情，太太是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去銷案，以為息事寧人，唔高調就掂。」但他又認為這做法極其不智。「這種態度，at the end of the day，可以傷害返佢自己。」
因為在他眼中，低調行事會令社會的關注逐漸消失。「令到其他人想出聲，都無從出聲。人 家都叫你唔好理他的私事咯，咁社會上點幫呢。」低調的例子還有晨鐘書局的姚文田，2013 年本籌備出版流亡作家余杰所著的《中國教父習近平》，結果在深圳被捕，冠以走私罪名。姚太接受當局規勸，一切低調。「結果低調的結果，咪（判囚）十年 囉。」程翔顯得有點無奈。「所以我就覺得，好錯囉呢種態度。」他對李太今天的做法表示可惜。「盡量使外面持續關注件事，對你係最大的保護。」
當年程翔被判囚五年，移送到廣州監獄服役。香港各界繼續關注，起碼令他在獄中的待遇比其他犯人要好。「要睇書，要醫病，相對其他犯人都較寬鬆。」最終他提早兩年獲釋，香港政界人士（包括曾蔭權、曾鈺成，甚至是梁美芬）的多番爭取，是原因之一。
「所以我覺得他們好不智，幻想可以無事咁出返來，除非今次中共本性有好大的轉變囉……」程翔細想半晌，續說，「但以我們認識的中共，本性難移，佢今次唔會咁輕易比你出返來。」
應該高調求援，還是低調行事？程翔堅信前者有效。
然 而，《立場新聞》記者亦知悉，過去曾有因政治理由被大陸國安拘留的港人，選擇聽從吩咐，低調行事，一切行動在幕後進行，結果在若干時日後重獲自由，平安返 港。假若當事人高調求援，或會引來反效果 — 共產黨礙於面子和當時形勢，反而會安插罪名，為事情定性，好讓自己容易下台，並收威嚇其他活躍份子之效。
應該高調還是低調，永遠是兩難局面 — 甚或一場賭博。
程翔被囚時，香港司法界人士集會，指出程翔一案中不合理之，右起：陳文敏、王友金（中國法律專家）、梁美芬。（圖片來源：《千日無悔 — 我的心路歷程》，程翔著）
* * *前有「包二奶」 今有「嫖妓論」
對程翔來說，李波事件之所以似曾相識，也見於事情進展。1 月 5 日，吳亮星於立法會上引述老朋友短訊，懷疑失蹤的「五條書局友」，分別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被當場逮捕。事後各界嘩然，吳亮星終向李太道歉。
這種人格謀殺，亦曾在程翔身上發生。他被拘留幾個月後，坊間開始出現傳聞，指他因包養二奶需要找外快，遂進行間諜工作。傳聞先由權威人士傳出，繼而在政黨之間打轉，最終登上電視新聞，以至是雜誌封面故事。消息流傳如此有系統、有層次，顯然由有心人在幕後悉心策劃。
「目的就是打殘社會對我的支持囉！你睇下條友，根本就係搵女嘅、包二奶嘅，邊值得你哋支持吖？」程翔如是推斷。
最 後幸好有傳媒找到所謂的「情婦」訪問，還程翔一個清白，「篤爆了中共的手腕。」十一年後，情節重演，但傳聞卻改由吳亮星在立法會上讀出，再由電視台接力廣 傳。「劇本得一個，渣到死。都唔諗下，時代變喇，而家要嫖駛乜坐大飛呀？你坐屋企都有大陸妹落嚟供應啦！」程翔沒好氣。但再荒謬的故事，始終有人上當。 「劇本唔駛變架喎，一將你件事套上黃色嘅嘢，似乎無往而不利。」
這是他們一貫的抹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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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有法不依！
李波今天的遭遇，彷彿在呼應程翔十年前的經歷。但這過來人看來，自己當年其實已算幸運。「我出事時香港仲係好支持，另一方面上面都未有咁癲。」在他眼中，現在中共對待香港異見者的手段，比以往嚴峻得多。
最 明顯的是「越境擄人」。以前程翔早聽說過大陸公安會跨境辦事，六四之後，他《文匯報》的上司金堯如、曾敏之正因收到風聲，知道中共即將綁架，便隨即由香港 移居美加。但他又強調，以前中共會做這樣的事，大多出於執行家法的性質，以此對付黨內叛徒。「但而家呢，就用同樣手法，apply to 一些不是它組織內部的人。」銅鑼灣書店五子，不過一介平民。
第二點分別，則在於要當事人在電視鏡頭前認罪 — 即桂民海的遭遇。程翔指出，這是習近平上台後才會使出的手段，目的是令異見人士在未宣判甚至未審判之前，已要在電視上當眾數臭自己。「點解習近平先開始做 呢？他是紅衛兵時代過來的人，當時的人就係咁囉，要鬥臭一個人，就開群眾大會，數臭自己。」與現在分別只在於，現場沒群眾，卻多了幾億電視觀眾。「他們習 慣咁樣鬥人，將異類、所謂犯了罪的人咁樣處理，所以而家咪用近乎文革的手段囉！」他氣憤分析。
勞氣，因為這根本違背了習近平掛在口邊的「依 法治國」理念。「你完全違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法話『無罪推定』嘛，你而家要人哋在未審之前在電視面前數臭自己的罪名，完全唔符合你刑法裡面『無罪推 定』的原則喎。」程翔繼續抨撃。中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章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誰才是「有法不依」？大家心 知肚明。
香港人猜不到的卻是，若局勢這樣發展下去，我們究竟還要承受多少個程翔、李波、桂民海所帶來的恐懼、驚惶，以至絕望？
from 立場新聞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9B%B8%E5%95%86%E8%87%AA%E9%A1%98%E5%A4%B1%E8%B9%A4-%E9%81%8E%E4%BE%86%E4%BA%BA%E7%A8%8B%E7%BF%94-%E6%AD%B7%E5%8F%B2%E5%9C%A8%E9%87%8D%E6%BC%94-%E6%89%8B%E6%AE%B5%E6%9B%B4%E5%9A%B4%E5%B3%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