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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博
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12月25日报道，中国新闻专业的学生，戴着时髦眼镜，手里时刻粘着一部智能手机，看起来与美国的大学生没有多大不同。但是他们生活在非常
不同的现实中：他们想要的职业理念—追求真相—将他们置入了风险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22岁的新闻系学生Kin Xu表示：“我不太能自在地公开表达我自己的真实意见。如果我尝试着报道某一事件，我不会太出格。。。中国有一些记者实际上有非常独特的见解。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自己不会太出格。”
在中国，这样的自我审查在媒体工作者中司空见惯，他们经常在政府阻止他们发表敏感话题前，自己就先停止了。共产党长期以来牢牢控制着中国的媒体，那里很多 媒体都是官方的。但是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第三代和第四代技术在传播，智能手机的使用在增加，这都使得政府控制公民获取信息变得更具挑战性。
中国新闻专业的学生，像很多人一样，很清楚的意识到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随着中国越来越向西方开放，他们竭力在中国复杂的媒体环境中运作。他们可以绕开防火墙获取国外的信息，但是，他们必须在坚持媒体报道理念向公众告知事实的同时，不能触犯了中国的审查机构。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亚洲项目协调员Bob Dietz表示：“在习的治下，情况变得更糟，故意变得更糟。（控制）真是收紧了。（记者）只剩下一个职能，就是支持党，解释党，不要质疑党，真 正维护党在中国的统治。”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关押人数达到了49人，他们说这一数字现在是最高的。这个数字凸显 了自从2013年的9号文件之后对媒体的打压力度加大了，9号文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发布的警告自由价值，包括西方式的独立新闻的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 在中国这样的做法“破坏了我们国家媒体应该与党的精神保持一致的原则”。这份文件明确表明了，习热衷于将中国记者在监督政府方面取得的进 步往回推，而监督政府，这正是美国和欧洲新闻的基本原则。
但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表示，发表批评中国政府作品的能力在逐渐改变，记者们在学习如何平衡好批评政府的同时不要太出格。
21岁的Lily Zhang说媒体一直被视作“政府的喉舌”，有赞美共产党的义务。
Zhang表示：“但我认为现在正在转型。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愿意无视社会上不好的一面和政府的问题。我发现记者们想要站出来说‘嘿，那里有问题。’他们希望唤起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她说，互联网在这种缓慢的转变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政府（对互联网）没有像对媒体那样的牢固控制力。记者和博主们也发明了方法规避关键字搜索审查。在过 去，例如，6月4日—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日子—被称为5月35。不过，当局在去年64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到来前禁止了这个词。
地方媒体通常一直公开批评当局，在报告灾难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例如2011年温州火车相撞事故中死了40人，伤了近200人。尽管政府指示媒体不要质疑官方对事故的说法，但是几个中文新闻机构批评了铁道部对这次悲剧的处理。
一位挑战极限的媒体人是胡舒立，她是《财新》杂志和网站的负责人。胡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调查政府腐败和企业欺诈行为，她最初是《财经》的杂志编辑，现在在 自己的媒体公司《财新》工作。她因为有能力不越线地批评政府中国政府没有被抓或被迫停刊而出名。Zhang说胡能够发表调查报告是因为她的媒体有了相当大 的影响力，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这种自由。
Zhang表示：“我觉得记者本身其实有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希望失去工作或职业，但我认为这是（中国）整个大环境的结果。”
前《路透社》驻华盛顿26年的记者Jim Wolf也一直在观察中国媒体的变化。他于九月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
他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新闻写作和报道课程，他说一名西方记者要想适应中国的媒体制度是很困难的。他说他作为教师的主要挑战是避免“怂恿任何人采用在西方受赞扬但在一党专制国家被禁止的对抗性新闻写作方式。”
共产党，通过其中宣部，监视国内和外国媒体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新闻。他们审查掉他们认为对党过度批评的报道，下指令哪些题材是不允许媒体报道的。当中国政府 希望限制公众发现一个热门话题的更多资讯时，就会禁止对敏感事件的关键字搜索，并强制社交网络删除违规发帖。像纽约时报和谷歌搜索引擎这样的整个新闻网站 也被封锁。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新闻专业大多数是女生，该校的新闻和传播学院的院长郭克（音）认为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进入该校英语水平要高。该专业充满了好奇的有思想 的学生，他们英语流利，可以阅读西方媒体。能够看到外媒对中国的报道让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本国政府对他们身上施加的限制，及其他人可以写而他们不能写的东 西。
Wolf说他注意到了自己教授新闻的方法和中国同事的方法不同，他的中国同事们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政府审查的训练和操作下进行的。
Wolf表示：“我的很多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同事教学完全是不同的，中国式的新闻—首先要效忠于共产党，要符合中国的现实。这些都是学生要想在这个制度下获得成功所要面对的限制。”
郭克说《财新》杂志所拥有的自由是“一个特例”，但是中国媒体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郭说：“没人需要准备一份辞职信来报道巴士撞车事故，但是30年前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希望批评政府。。。但是他们知道如何以一种更有效的，也是更专业的方式进行批评。”
译文略有删节。
阅读原文：The Delicate Dance of a Chinese Journalist
上海外国语大学22岁的新闻系学生Kin Xu表示：“我不太能自在地公开表达我自己的真实意见。如果我尝试着报道某一事件，我不会太出格。。。中国有一些记者实际上有非常独特的见解。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自己不会太出格。”
在中国，这样的自我审查在媒体工作者中司空见惯，他们经常在政府阻止他们发表敏感话题前，自己就先停止了。共产党长期以来牢牢控制着中国的媒体，那里很多 媒体都是官方的。但是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第三代和第四代技术在传播，智能手机的使用在增加，这都使得政府控制公民获取信息变得更具挑战性。
中国新闻专业的学生，像很多人一样，很清楚的意识到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随着中国越来越向西方开放，他们竭力在中国复杂的媒体环境中运作。他们可以绕开防火墙获取国外的信息，但是，他们必须在坚持媒体报道理念向公众告知事实的同时，不能触犯了中国的审查机构。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亚洲项目协调员Bob Dietz表示：“在习的治下，情况变得更糟，故意变得更糟。（控制）真是收紧了。（记者）只剩下一个职能，就是支持党，解释党，不要质疑党，真 正维护党在中国的统治。”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关押人数达到了49人，他们说这一数字现在是最高的。这个数字凸显 了自从2013年的9号文件之后对媒体的打压力度加大了，9号文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发布的警告自由价值，包括西方式的独立新闻的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 在中国这样的做法“破坏了我们国家媒体应该与党的精神保持一致的原则”。这份文件明确表明了，习热衷于将中国记者在监督政府方面取得的进 步往回推，而监督政府，这正是美国和欧洲新闻的基本原则。
但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表示，发表批评中国政府作品的能力在逐渐改变，记者们在学习如何平衡好批评政府的同时不要太出格。
21岁的Lily Zhang说媒体一直被视作“政府的喉舌”，有赞美共产党的义务。
Zhang表示：“但我认为现在正在转型。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愿意无视社会上不好的一面和政府的问题。我发现记者们想要站出来说‘嘿，那里有问题。’他们希望唤起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她说，互联网在这种缓慢的转变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政府（对互联网）没有像对媒体那样的牢固控制力。记者和博主们也发明了方法规避关键字搜索审查。在过 去，例如，6月4日—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日子—被称为5月35。不过，当局在去年64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到来前禁止了这个词。
地方媒体通常一直公开批评当局，在报告灾难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例如2011年温州火车相撞事故中死了40人，伤了近200人。尽管政府指示媒体不要质疑官方对事故的说法，但是几个中文新闻机构批评了铁道部对这次悲剧的处理。
一位挑战极限的媒体人是胡舒立，她是《财新》杂志和网站的负责人。胡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调查政府腐败和企业欺诈行为，她最初是《财经》的杂志编辑，现在在 自己的媒体公司《财新》工作。她因为有能力不越线地批评政府中国政府没有被抓或被迫停刊而出名。Zhang说胡能够发表调查报告是因为她的媒体有了相当大 的影响力，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这种自由。
Zhang表示：“我觉得记者本身其实有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希望失去工作或职业，但我认为这是（中国）整个大环境的结果。”
前《路透社》驻华盛顿26年的记者Jim Wolf也一直在观察中国媒体的变化。他于九月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
他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新闻写作和报道课程，他说一名西方记者要想适应中国的媒体制度是很困难的。他说他作为教师的主要挑战是避免“怂恿任何人采用在西方受赞扬但在一党专制国家被禁止的对抗性新闻写作方式。”
共产党，通过其中宣部，监视国内和外国媒体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新闻。他们审查掉他们认为对党过度批评的报道，下指令哪些题材是不允许媒体报道的。当中国政府 希望限制公众发现一个热门话题的更多资讯时，就会禁止对敏感事件的关键字搜索，并强制社交网络删除违规发帖。像纽约时报和谷歌搜索引擎这样的整个新闻网站 也被封锁。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新闻专业大多数是女生，该校的新闻和传播学院的院长郭克（音）认为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进入该校英语水平要高。该专业充满了好奇的有思想 的学生，他们英语流利，可以阅读西方媒体。能够看到外媒对中国的报道让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本国政府对他们身上施加的限制，及其他人可以写而他们不能写的东 西。
Wolf说他注意到了自己教授新闻的方法和中国同事的方法不同，他的中国同事们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政府审查的训练和操作下进行的。
Wolf表示：“我的很多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同事教学完全是不同的，中国式的新闻—首先要效忠于共产党，要符合中国的现实。这些都是学生要想在这个制度下获得成功所要面对的限制。”
郭克说《财新》杂志所拥有的自由是“一个特例”，但是中国媒体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郭说：“没人需要准备一份辞职信来报道巴士撞车事故，但是30年前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希望批评政府。。。但是他们知道如何以一种更有效的，也是更专业的方式进行批评。”
译文略有删节。
阅读原文：The Delicate Dance of a Chinese Jour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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