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黨內民主人士的尷尬與失落
在2012年，十八大中共換屆之時，學者榮劍曾預言，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很可能隨着習近平的上臺而「返場」與「登場」了。但事實卻是，僅3年時間，改革「派」就幾乎徹底「退場」。
下、消失的陣地與虛弱的漸進主義
漸進民主主義的主張所依賴的合力與倒逼，條件看起來已經完全喪失：黨內民主「派」偃旗息鼓，黨外力量完全被打壓，整個社會徹底散沙化，原子化的個人將直接面對國家機器。
「他們現在，就是要把胡耀邦變成共產黨的耀邦，但人們紀念耀邦，是因為他是人民的耀邦。」
2015年11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開胡耀邦百年誕辰座談會的前一天，吳偉對我說。62歲的吳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處長和研究員，參與起草80年代政改總體設想，擔任原中央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鮑彤的秘書。他於1989年因六四事件而被審查。
「官方紀念胡耀邦的出發點，是把胡耀邦作為一種執政黨所餘不多的正資產，他們希望將這個被冷落的正資產盤活，並且讓它增值。紀念胡耀邦的主題，就是把胡耀邦的一生，歸結為黨的耀邦，把他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做的絕大多數事情，都說成是從黨的利益出發。」
吳偉的這一論斷在第二天，得到了來自最高層的印證。
1 是黨的耀邦，不是你的耀邦
2015年11月20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舉行了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幾乎同時，《胡耀邦文選》出版，《胡耀邦》電視紀錄片上映。
胡耀邦曾於1980年至1987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由於其在任期間，積極推動政治與經濟改革，推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對學運保持寬容，因此在1987年1月連續七天的「黨內生活會」中，被黨內保守派「逼宮」下台。1989年，因為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學生大規模自發悼念並提出政治民主等要求，由此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也因此，胡耀邦在其身後多年，一直都是共產黨的「心結」所在。
表面上，本次高規格紀念座談會，中共中央給這位曾經的名義最高領袖「平反」了，但處理方式卻值得玩味。
一方面，胡耀邦的後半生──不合程序地被「逼宮」下台，遭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指控，因其去世而引發的八九學運，完全避而不談。另一方面，若對比10年前的胡耀邦誕辰90週年紀念講話，會發現彼時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與今年習近平所講的內容，顯著不同。2005年，曾慶紅贊揚胡耀邦「探索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2015年，習近平隻字不提這一段。2005年曾慶紅稱贊胡「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做了大量工作」，這一點在2015年也大量簡化，其中胡耀邦「反對個人崇拜」、「完善黨內民主」的表述，已不復存在。
近年來，中國的黨內民主派與黨外改革派常借胡耀邦來紀念80年代中國的銳意改革，並寄望未完成的民主政治改革可以早日重啓。但這顯然不是今天執政黨紀念胡耀邦的意思。
在紀念胡耀邦誕辰100週年時，習近平的講話中專門添加了胡耀邦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堅守：「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 』、『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 』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但對胡耀邦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如何推動民主政治改革，則視而不見。
如吳偉所說，習近平正在將胡耀邦「作為共產黨的政治資源盤活」。「盤活」中共黨史中原本衝突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求取最大公約數，為我所用，從而重建正當性，也成了中共十八大以來鮮明的執政特色。
於是紀念鄧小平110週年誕辰時，習近平將「堅守共產主義信仰」描述為鄧的首要美德；紀念被認為是保守派的陳雲110週年誕辰，習又稱陳雲積極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如何打通？一句「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就解決了問題。
早在2015年初，黨內黨外的民主改革人士就對胡耀邦紀念懷有期待，他們把紀念胡耀邦看成一個象徵改革希望的政治風向標。而紀念會過去，他們卻目睹了最弔詭的場景——官方越紀念胡耀邦，胡耀邦生前推行的黨內民主改革、防止個人崇拜專斷，越發遠去。
與此同時，他們自己，和他們追隨的胡耀邦一樣，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位置。
2 尷尬的黨內民主人士，微弱的抵抗
臨近胡耀邦百年誕辰時，大部分中國大陸媒體都接到宣傳部的通知：在專題文章上，市場化媒體不能有自選動作，也就是說，只能轉載官方媒體統一報導。 只有少數媒體堅持了「自選動作」，刊發改革派學者的文章──當然，還是在安全線以內。
《財經》雜誌刊發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授王占陽的文章《胡耀邦的富民思想》。
王占陽被視為黨內民主派學者的代表人物。一直以來，他提倡「普世的憲政社會主義」，在他的論述中，有「兩面大旗」，一面是馬克思，一面是鄧小平。他把馬克思解釋為「主張憲政民主政體」，把鄧小平解釋為「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此前與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共同出席的座談會中，他也曾提出中共是「長期執政，完成執政使命」，而非「永遠執政」。
以此種方式要求黨內改革的聲音，曾在2012年十八大換屆之際頻繁出現。但很顯然，新一屆領導人完全拒絕了這一呼籲——要求共產黨自我改革的強烈聲音，在這兩年來已近乎絕跡。
一直被視為黨內民主派老人的發言陣地《炎黃春秋》，此次也刊發了與官方定調截然不同的紀念聲音。原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正局級研究員郝懷明發表文章《胡耀邦與黨的現代化》，文章提到胡耀邦反對在任何事上與中央保持一致的觀點，而應該發揚民主。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也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文章，其中引用1980年胡耀邦參與起草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並發出質問：「反對個人專斷，發揚黨內民主，這35年來究竟落實了多少？是不是頗有『好了傷疤忘了疼 』的感慨？」
「好了傷疤忘了疼」顯然意有所指：中共剛剛在幾周前通過了新版的《黨紀處分條例》，其中要求黨員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違反者將被給與警告，撤銷職務，甚至開除黨籍的處分。
財新網發表了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文章《胡耀邦——推動全面改革的政治家》，蔡霞將胡耀邦的形象重新置位，其中詳細論述胡耀邦致力於「推動解放思想、發揚理論民主、糾正黨內左的組織路線、加強民主法治建設、推動政治改革……」這與習近平隻字不提、甚至截然相反的論述相互齟齬，所以甫一發出，即被刪除。
由與胡耀邦家族關係密切，長期從事胡耀邦研究的李盛平所主持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成為紀念胡耀邦、並且呼籲中國共產黨政治改革的最後一塊陣地。但顯然，胡家人對習近平的紀念講話相當不滿，因此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的首頁頭條，放置的仍然是趙紫陽的講話（追悼會）、曾慶紅的講話（90週年），而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或許是作為無聲的抗議，則不見蹤影。
在2012年，十八大中共換屆之時，學者榮劍曾預言，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很可能隨着習近平的上台而「返場」與「登場」了。但事實情況卻是，僅僅3年時間，改革「派」就幾乎徹底「退場」。在「不講憲政」、「不講普世價值」、「不講公民社會」的官方主張佔據輿論場的今天，這零星的四五篇文章，便是體制內改革派最後的微弱集結了。
3 曾經集體亮相的黨內民主「派」
對比胡耀邦百年誕辰官方的大規模紀念，黨內民主派的微弱的紀念和「抵抗」，顯得微不足道。
然而六年前，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週年之際，黨內民主人士曾有大規模的紀念活動，甚至被民間視為一次「黨內民主派」的集體亮相。
彼時，在前中宣部長朱厚澤的支持下，自由主義學者張博樹等人策劃了《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在香港出版，以此紀念胡耀邦逝世及天安門運動20週年。眾多赫赫有名的黨內民主人士——李銳、胡績偉、謝韜、何方、辛子陵、張顯揚、杜光、鍾沛璋、林京耀、宋以敏、王家典、周成啓等12位老共產黨人，都各寫一篇要求中共推動政改的文章，港媒和外媒均跟進報導，一時引發海內外劇烈反響。
不止於此，同年，李銳、朱厚澤、杜導正、曾彥修、張思之等黨內民主人士在香港《爭鳴》雜誌發表給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開信，要求擴大輿論監督、保障公民社會，進行政治改革。這被媒體稱為「零九上書」，一些人士甚至認為，「零九上書」與政治反對人士劉曉波所組織的「零八憲章」相映照，成為黨內黨外合力推動民主的寫照。
不過，當事人認為，中共黨內民主人士從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派別」。在採訪中，當我稱一位中央黨校教授為「黨內民主派」的時候，他明確拒絕這個稱號，因為「從來就沒什麼派」——而2009年，則是自1989年以後，黨內民主人士最接近「派別」氣象的一次集體亮相。
除了09年的集體亮相，這些黨內民主人士以個人之聲，多在《炎黃春秋》發表自己對時局的見解，以及對政改的大聲疾呼。
前社科院副院長謝韜於2007年在《炎黃春秋》雜誌直言不諱──發表文章《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因為「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然而天不假年，他於2010年逝世。
曾任毛澤東秘書的耄耋老人李銳，現在仍然擔任《炎黃春秋》顧問，他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週年之際，發表文章《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其中已經直白無遺地提出，如果要完成胡耀邦的遺願，不能再走一黨專政的老路，「首先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必須當政分開，政企分開，依法治國，實施憲政。」
更為悲觀的是同樣已經逝世的前中宣部長朱厚澤，他與胡耀邦關係深厚，被視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靈魂人物。晚年朱厚澤對「中國模式」嗤之以鼻，直言中國的政治專制、經濟發展模式，很可能給本國和世界造成災難後果。
然而這般呼籲民主的景象，今天已經絕跡。
如果說黨內民主人士有常規的組織化力量，《炎黃春秋》雜誌堪當此任。
它一度是集結黨內民主人士和黨外自由主義傾向學者的重要陣地，也因如此，2014年，發生在《炎黃春秋》的動盪，很可能標誌着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斷崖式失語。
4 被收編的言論陣地
2014年9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出通知，要求《炎黃春秋》的主管單位由原來的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更改為文化部下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這一明顯的收編舉動，試圖強行「管住」《炎黃春秋》，迅速引發了《炎黃春秋》的內部動盪。
知情人士告訴我，總編輯吳思和執行主編洪振快都反對這一收編行為。而雜誌社內部在此次決議中，社長杜導正——這位黨內民主人士——親自違背了他定下的「議事三原則」，亦即炎黃春秋內部的民主議事規程——最終導致總編輯吳思與執行主編洪振快憤而辭職。
相關人士告訴我，《炎黃春秋》近來言論空間急劇收窄，以前相對的大膽言論，已幾乎不再可能出現。與此同時，「守紀律」、「講規矩」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黨員的最新要求，而最近頒布的新版《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則直接發展成為黨員「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在此背景下，斷崖式失語，自是黨內民主「派」的必然結局。
鮮為人知的是，從《炎黃春秋》辭職的核心編輯並非束手就擒，他們曾試圖在香港打開一塊言論空間。
多次訪談中，知情人士告訴我，曾經以「皇甫平」為筆名與保守派筆戰、在90年代初期撰文為中國改革開放鼓呼的周瑞金，在《炎黃春秋》被收編事件發生後不久，找上了從該雜誌辭職的吳思與洪振快，希望在香港辦一本雜誌，名為《轉型中國》。
周瑞金是浙江人，在浙江商人中影響廣泛，因此得到了一位浙商約一年三百萬的資金資助。《轉型中國》本來預計在2015年5到6月出版創刊號，第一期就是吳思、王占陽、任劍濤、尹寶雲、馬立誠、張木生等黨內民主「派」的文章與演講，共同就中共混亂的意識形態轉型，提出解決方案與出路——
然而「來自相當高層的壓力」，分別找到周瑞金與出資浙商，要求停辦《轉型中國》，否則「會有很嚴重的後果」——最終，這本雜誌還未出生，便無聲無息的死亡。
如果說在2013年官方的「反憲政」浪潮下，黨內民主「派」還能夠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攻，那麼2014年，無疑是黨內民主「派」近乎徹底銷聲匿跡的一年，這一衰敗趨勢，延續了整個2015。
也正因此，2015年在黨內民主精神領袖胡耀邦的百年誕辰中，他們再也沒辦法像2009年那樣，吹起集結號了。
5 改革「派」瀰漫的悲觀心緒
黨內民主「派」與黨外漸進改革派，事實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主張趨同，而由於身份不同，話語策略有所差異——但其核心就是黨內黨外合力，無論是來自共識合作，還是來自民間倒逼。
在十八大前後，黨外的漸進民主主義者曾對現任最高領導人充滿想像。他們追溯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的改革歷程，以及習仲勳為胡耀邦的鳴冤不平，遵照這一脈絡，期冀子承父願，習近平能夠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轉型。
而三年過去，無論是否願意承認，對於現任最高領導人的美好想像，已經一個接一個的落空。在北京黨內外民主人士的交談中，如今流傳着對現任最高領導人另類的話語觀察。
「除了正式文件外，他所有的即席談話，都是毛時代的一套言論，」我分別從北京的一位政治學者和一位黨史學者處聽到相同的結論。儘管最高領導人熱衷於長串的書單，但愈發粗鄙的紅色話語現象，從政治語象研究上也得到清晰印證。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長期研究中共政治語象，他認為，作為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迷戀口號、習慣動員，政治表述是政治發展的風向標，通過觀察這些「關鍵」詞彙的誕生、消長與衰亡，可以從中讀出中共政治的發展方向。
中共政治詞彙可以用深藍、淺藍、淺紅、深紅來分類，深藍是被中共批判的強烈自由化詞彙（如：多黨制、輪流執政），淺藍是官方不倡不禁的溫和自由化詞彙（如：公民社會、公民權利），淺紅是官方的門面修飾用語（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而深紅則是露骨的毛時代用詞（如：刀把子、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
而與政治改革直接相關的詞彙，錢鋼以三組淺紅詞語（黨內民主、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三組淺藍詞語（憲政、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做觀察：
從2014年以來，這三組原本為官方所用的淺紅色詞語被打入淺藍，官方基本不再提及。原本可以出現在市場化媒體的淺藍色詞彙，則直接被打入深藍禁區，媒體基本不得再使用。而深紅詞語，如「刀把子」、「階級鬥爭」等毛時代的粗鄙詞彙，則一個接一個的復活。
政治變化也劇烈攪動人心。與諸多老一輩民主人士交談，我感喟最多的，是三年未至，變化倏然。兩年多前，他們普遍會倡導某種程度的漸進主義，亦或是「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良好願望。許多耳順之年的人士，會對自己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個擁有自由秩序的民主中國懷有信心——謹慎樂觀，是彼時的普遍心理。而如今相逢，我們一旦談論國事，彼此的悲觀心緒，已難以掩蓋。他們對於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一個良序的民主中國，大部分都感到極其悲觀。
一位中央黨校教授對我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未來的深度悲觀：現在的高壓狀態無法永續，但由於中間階層的社會力量被完全打壓，良好民主不可能到來，「在未來，一場動盪失序不可避免。」
他重點談到的是對如今中國官僚集團「怠政」的觀察，「黨不把幹部當人，而把幹部當狗」，「升遷的時候不顧你的胡作非為、黑色收入，打擊你的時候也沒有任何人權可言」，「舊的激勵機制沒了，新的激勵機制根本沒有」——由於執政黨不再能夠完全控制和激勵官僚體系，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與如今官員不敢作為有相當大的關係。」
儘管被人批評為「販賣虛假希望」，然而黨內「中左」與黨外「中右」合力推動轉型的跡象，並非從未存在過——它曾引起過黨內外呼籲民主的空前共鳴。
6 漸進主義破產了嗎？
最為振奮人心的，是在2010年8月20日到9月3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不同場合，七次直接呼籲政治體制改革，一時間引起海內外巨大關注。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迅速整理出版了《政治改革大博弈——溫家寶七談政改》一書，在該書中，他寫道：
「（溫家寶七談政改）無疑是中國政治發展史的重要事件，有朝一日，政治改革大戲揭幕，扣人心弦的演變一幕幕展開，人們將會越來越清楚的看到『溫家寶七談政改 』之不尋常的意涵。」
許多後來對漸進民主嗤之以鼻的黨內外民主人士，在彼時都曾異口同聲地聲援「孤獨」的溫家寶。事實上，那時候除了余傑等少數一以貫之的激進反對人士以外，甚至因六四流亡海外的學者胡平也因國務院總理的呼籲，而看到了某種漸進民主的希望。他甚至以八九為例——
「現在一般人都承認，胡耀邦、趙紫陽算得上民主派。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胡趙的民主派身份都是在他們下台之後才認出來的……（我們）對以趙紫陽、張愛萍、鮑彤、閆明復、胡績偉等為代表的共產黨內願意嚴守現代文明準則的力量，嚴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
「一個在位者，即便他是真正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毫無保留地講出自己的理念，那麼我們不妨反過來想，如果有這樣的改革派，他能對外講到什麼程度。」
然而，無論溫家寶只是「影帝」，還是在黨內孤掌難鳴，總之他「風雨無阻，至死方休」的推動政改，最終在其卸任之際，也沒有任何實質進展。
但無論如何，彼時一談「改革」，其面相是「向前」的，而非近三年飛速回望毛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它亦曾讓整個社會為之一振，讓黨內外前所未有的共鳴激盪——而到如今，黨內外合力的漸進民主，再難尋找些微端倪。
在中國推動漸進民主，由黨內「中左」（體制內社會民主主義人士）與黨外「中右」（民間自由主義溫和派）合力推動中國轉型——這曾是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所最先在中國倡導的良性民主轉型方式（參見自由主義學者張博樹《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並且擁有關於漸進民主的一套完整論述。在他看來，按照這樣的路徑走向英美憲政模式，轉型之路不至於徹底失序，造成劇烈動盪。
一直以來，他主張達成精英共識，然後在精英競爭層面，將人大、政協轉變為真正的議會，共產黨從高居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變為在憲法約束之下的議會黨，走內源式的多黨制發育之路。在大眾競爭層面，他主張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與司法獨立，擴大言論和出版自由。執政黨內部則實行多元權力的監督制衡，將一切能讓民間社會辦到的事情，都讓渡給民間社團……
周舵的建言曾在十八大前被其紅二代兒時好友送到中央政研室，據香港《明報》報導，引起過高層關注。但三年過去，新任執政者幾乎在每一條建言上，都做出了相反舉措。
單獨是201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七不講」的「9號文件」就告知了真相——不講憲政、不講普世價值、不講公民社會、不講新自由主義、不講西方新聞觀、歷史虛無主義以及質疑改革開放。
這份文件將漸進民主的主張全盤推翻，而這之後兩年，則是變本加厲的南轅北轍。周舵也對我坦言，其對最高領導人觀察失誤，「曾經我以為他是『中左』，可以和李克強這個『中右』配合得很好，現在看來是高看他了。」
這讓漸進主義理論更顯尷尬，這一套主張被官方極權主義與民間激進主義共同絞殺，一旦漸進的主張被官方毫不留情地打壓之時，民間激進人士便會更加劇烈的嘲笑諷刺。他們被譏刺為「貨與帝王家」、「替國務院操心」、「遞折子」……如果超越任何道德評價，激進人士的嘲諷揭露了一個事實——漸進民主主義的主張已經完全不能解釋如今的狀況，其所依賴的合力與倒逼，條件看起來已經完全喪失：黨內民主「派」偃旗息鼓，黨外力量完全被打壓，整個社會徹底散沙化，原子化的個人將直接面對國家機器。
對其更為深刻的批評來自於政治學者王天成，這位「快速變革」主張者在其代表作品《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一書中對「漸進主義」的理論缺陷直言不諱，稱漸進主張「對民主轉型的性質和過程缺乏基本認識」，是一種「想當然的設想」。因為漸進主義者無法回答——在如今的准極權控制時代，共產黨如何會自願的從凌駕於一切之上的「老子黨」變成議會黨？而人大政協如何能夠轉化為議會？後極權政體如何會轉化為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
針對這些問題，周舵都沒有直接回答我。他仍然還堅持着想方設法「遞折子」。必須承認，他的一點觀察仍是對的——「在這個權力體制下，最高層不改，其他說什麼都沒用。」
事實可能的確如此。在一個準極權體制下，既不存在漸進民主改革的可能，也同樣不存在革命的可能。「朝中沒有袁世凱，在野沒有孫中山」，是民主人士不得不面對的尷尬事實，而這也注定了中國社會未來的冰河時期。
「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正在帶領中國第二次探底。毛澤東是第一次，這是第二次。」在訪談最後，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者對我說。
（維諾，記者，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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