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2015年 12月 30日
政治現代性的核心是民主，選舉是其最基本的表現。作為現代民主誕生地的歐洲，不僅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且其民主政治的運作、歐盟建設的狀況也一直是當今之世人所關注的重點。
2015年歐洲一系列重要選舉，包括剛結束的西班牙大選，充滿懸念，激烈空前，令人目不暇接，從不同的方面給我們透露出一些有關歐洲政治的現狀、演變趨勢的重要信息。勝利與危機
從 年初希臘1月25日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獲勝的立法選舉，到5月被稱為「戰後最激烈」的英國大選，波蘭民族主義政黨候選人勝出的總統大選，再到6 月丹麥立法選舉，9月讓歐洲摒住呼吸，世界提心吊膽的希臘第二次立法選舉，10月葡萄牙立法大選，瑞士國家議會選舉，11月土耳其立法大選，12月法國大 區選舉，年底西班牙歷史性的大選……所有這些選舉，政治情境不同，也各有其面對的特殊問題，但綜觀其中，又有一些普遍性的現象和趨勢。為討論方便，這裏暫不涉及背景和問題有些特殊的波蘭和土耳其的大選，只限於傳統歐盟國家的選舉。
首 先，各種激進或保守的民粹勢力都有相當的增長。從長遠角度看，正如上世紀我們所曾見到過的，如這種趨勢不能被有效遏制，民主制度的運作乃至生存將會受到削 弱和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洲的民主面臨新一輪的危機和挑戰。歐洲民主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其能否有效消解這種極端勢力擴張的動源。
但需要指出的是，與以往時代不同，今天，即便是極端勢力，也幾乎都是高舉民主的旗幟，以落實民主、改善民主的名義在進行動員，試圖通過選舉的方式獲取政治資源。上個世紀常見的那種試圖以暴力摧毀、拒斥現有民主體制、與其割裂的話語和行為基本消失。
柏林牆倒塌後以「歷史的終結」所代表的民主浪漫主義雖已不再，但從歷史上看，卻沒有任何時候比今天，民主作為一種價值和制度在人們的眼中具有如此的合法性；可謂民主歷史性的勝利。
此外，上世紀發生的某些重大危機，曾導致民主政治在某些國家遭受重大挫折，但迄今，如希臘向我們展示的那樣，在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前，政治運作出現諸多混亂和不穩，但作為民主體制本身，卻沒有受到動搖。
相反，成為國家沒有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暴力衝突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證。我們很難想像，沒有這種能夠讓社會不滿、各種利益有所表達的制度，沒有社會的民主共識，在這樣嚴重的危機下，希臘還能維持如此的穩定。
左傾與右擺
不過，一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歐洲曾發生過的一樣，在一個以自由話語和實踐為主導的浪漫期、一個迅猛的國際化階段過後，政治天平上都發生了向左右的傾斜和搖擺。而這種傾斜和搖擺，往往也都是以某種危機作為契機引發的。自2009年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大規模下滑，失業激增，加上為拯救經濟所實施的一些列緊縮政策，民眾生活水平由此大幅下跌，懷疑、不滿情緒滋生蔓延，使得一些極左、極右勢力的影響在某些階層尤其是下層間大漲。
同時，歐盟建設上主權讓渡的趨勢，移民問題，與此相關的少數族群尤其是伊斯蘭族群給社會整合帶來的挑戰，恐怖主義，也使得一些傳統的保守勢力、包括一些中產階級認為主權喪失，民族認同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脅，向極右派靠攏。
從 希臘極左派上台，到丹麥極右勢力在大選中獲超過21%的選票，成第二大黨，英國獨立黨獲近400萬選票（雖只有一個議席，但從得票率12.6%來講成第三 大黨），法國極右派「民族陣線」在大區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成為得票率最高（27%）的政黨，西班牙此次大選中首次參選的極左派政黨「我們可以」 （Podemos）一躍成為第三大黨，獲470多萬選票，佔議會69席……2015年歐洲各國的大選，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這種中間勢力相對弱化、左右極端 勢力日強的趨勢。
因某些政治人物和政黨的不良行為，如此次西班牙大選前有關左右兩大黨的腐敗傳聞，都造成一些負面影響。但需要說明的是：就其涉及人數和規模，完全是國人所常見的案例所不能類比。
僅舉一例：早前法國前部長卡於扎克（Jérôme Cahuzac）因過去做藥業顧問所得在瑞士隱瞞未申報的幾十萬存款被發現而下台，成一大醜聞。
但這些對一個民主政體下的政治人物且在當下實行緊縮時期，顯然是更不能被人們接受。
不過，社會的公正，就業，安全還是造成這種左右極端勢力大漲現象的核心問題。傳統的右派在進行有效的社會整合和維繫公正上推出的措施和話語乏力，而傳統的左派在如何應對全球化時代、歐盟建設帶來的各種外界約束與保持內部的公正上也有些進退失據，左右支絀。
比 如，面對歐元區國家財政赤字不超過3%的規定和經濟下滑，資源的萎縮，作為社會黨出身的法國現政府，不得不如當年同為左派的施羅德在德國的所為一樣，在著 手施行某些緊縮政策的同時展開重要的經濟改革，刺激增長，這帶有傳統右派特色的經濟理性化政策與其競選綱領和一貫重視公平的意識形態立場之間顯然存在矛 盾，導致相當一部分傳統左派選民不滿，在傳統的極左派喪失吸引力後，或選擇棄權旁觀，或倒向極右派。
上星期西班牙大選中工人社會黨遭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慘敗、而英國工黨28年來最低的得票率，乃至希臘等歐洲各國以社會黨為代表的左翼在大選中的持續失利，從一個角度展示著歐洲傳統左翼面臨的普遍困境。
而傳統的右翼政黨，除英國保守黨此次重獲多數黨議席外，在其他國家選舉效果也並不理想。執政的西班牙「人民黨」和法國在野的「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的選舉結果都證實了這一點。
碎片和整合
冷戰結束後20多年來，一個世界範圍內個人和群體的主體意識高漲的趨勢不斷得到強化，沛然成潮，到處我們可以看到那種多元文化的要求給政治帶來的強烈衝擊。一方面權利意識增強，一些受到壓抑的民族、群體、個人以各種方式持續發出聲音，爭取和捍衛自己的利益。這不能不說是值得肯定的現代性的繼續擴展，也是民主巨潮在世界範圍內深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另一方面，這種多元文化和利益的訴求，又給傳統的政治結構和政治勢力的組合與運作帶來新的挑戰，如不能有效地加以容納，即使是那些相對成熟的民主制度也難免不面臨某種政治碎片化的現象。
從歐洲今年的各國大選看，這種趨勢明顯。在英國，保守黨雖經大選成功贏回多數，但選前的投票意向以及投票結果的分佈都顯示，這種碎片化趨向亦存在，只是因英國的「簡單多數」（first past the post）選舉制，衝淡了其效果。
如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兩大黨的得票率基本是呈一種遞減的趨勢——2005年是65.7%；2001年72.4%；1997年73.8%；1992年76.3%……1951年是97%！
剛結束的西班牙大選，又提供了一最新例證。民主化40年來傳統的左右兩大黨的格局被徹底打破。左翼政黨工人社會黨遭前所未有的挫敗，雖挽回面子獲第二大黨的地位，但險些像先前的民調顯示的那樣被只有兩年歷史的「我們可以」（Podemos）超越。
在馬德里的某些選區，工社黨甚至落到第四位。而右派執政黨「人民黨」雖在推動國家經濟增長，走出危機上成績不錯，維持了第一大黨的位置，但得票率大幅下滑——丟失63席——20多年來首次低於800萬選票。
這種多元政治勢力競爭導致的政治版圖碎片化，以往雖存在但從沒有如此嚴重，給左右政治板塊相對穩定的傳統政治運作模式以及相關制度設計提出新問題，增加了達成政治整合、施政上的運作成本。
但有一點需澄清：那種幻想倒退到一種整合劃一，高同質性板塊政治組合的時代可能也注定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幻想，各種主體追求利益和意願表達，在可見的將來依然會是世界範圍的一個主流的趨勢，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得不面對其挑戰。
在解決政治的彈性和穩定性這一悖論上，迄今為止，依然是民主制提供了最佳方案，但這並不等於說其不面臨新的課題，歐洲的現狀已說明這一點，而世界各國的政治也都無法迴避這一問題。
分離與統一
與 上述現象相連，2015年歐洲大選中所揭示的「分離」趨勢也非常值得關注。這在兩個層面都有所體現：一是在各民族國家內部，二是針對歐盟。一方面，近些年 在應對金融危機引發的風暴上，比任何時候都顯示出歐盟、歐元區團結、統一的重要，也因此，在推動落實統一的歐洲經濟政策上，歐洲近幾年都有相當的進展。但同時，抗拒統一的歐洲政策，反布魯塞爾的分離傾向也日益嚴重。一些老牌民族國家的內部各種地區、族群所表達出的分離主義傾向也相當明顯。
最顯著的例子當屬去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其結果雖一時避免了英聯邦的解體，但這種分離趨勢並沒有因此消解。5月英國大選，蘇格蘭民族黨歷史性地大勝，不僅嚴重地削弱工黨的力量，且給卡梅倫第二屆任期帶來相當棘手的挑戰。
對外，卡梅倫在對待歐盟的態度上，因保守黨獨自執政，來自偏右反歐盟的勢力更大而可能對歐盟採更強硬的立場；對內，也需化解來自蘇格蘭分離運動的壓力。
12月舉行的法國地方大區選舉中，科西嘉島的民族主義者第一次在大選中獲勝，當選的大區主席吉爾·西莫尼（Gilles Simeoni）在就任儀式上竟然用科西嘉語致詞，且談及可能的獨立，釋放所謂像伊凡•科洛納（Yvan Colonna）那樣的「政治犯」。此舉導致法國政界一片嘩然，在以溫和的語調試圖化解可能引發的對立後幾天，總理瓦爾斯終於以嚴厲的語氣做出回應，強調 尊重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的必要性，強勢回拒了西莫尼的要求。
需說明的是，在科西嘉問題上，並沒有人因相關的分離言行被判刑，只有那些採取暴力行為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者才被判入獄，科洛納被判終身監禁是因其1998年暗殺了共和國科西嘉地區警察總督。
在 西班牙，與有分離主義運動傳統的巴斯克地區不同，以巴塞羅那為首府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分離運動實為晚近20、30年出現的現象，與中央政府在對待該地區問 題上採取的某些愚蠢不當的政策引發的刺激有關，但近些年卻有相當的發展。其中9月西班牙地區選舉中獨立派人士獲得多數，且於11月提出於2017年獨立的 進程表，可為一歷史性事件。
但在此次全國立法大選中，這種勢力遭相當的挫折。以維護國家統一和反腐為訴求的中間派「公民黨」（Ciudadanos）的躍起，代表一種反分裂新型政治勢力的浮出。
事實上，蘇格蘭、加泰羅尼亞、科西嘉等地區實現獨立的可能大小不等，有的甚至是微乎其微，且從歐洲統一進程和現實的政治、經濟的約束條件看，即使實現也是成本甚高得不償失。
以歐盟的規定來講，一旦獨立便是自動脫離歐盟，需重新申請，其程序的啟動和完成，都將費時甚久，就經濟運作來講，即便自認為富庶，想像著獨立可能帶來的好處，但一旦真正脫離各自國家和歐盟的整體市場，後果都將相當沉重。
不過就認同問題來講，顯然又不是僅用利益計算、利益輸送就能解決的。因此，某種政治框架上的調整或許就成為必然。
求新與守舊
2015年歐洲大選顯示，人們求新求變的意願日強。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新人和新勢力的出現上。20歲剛出校門，屬蘇格蘭民族黨的金髮姑娘布萊克（Mhairi Black），居然打敗工黨影子內閣外相道格拉斯·亞歷山大（Douglas Alexander）， 成為英國三個世紀以來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
而法國「民族陣線」今年差點拿下法國南部大區主席寶座的瑪麗昂·勒龐（Marion le Pen）只有26歲，2012年以22歲當選法國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分析家們在談及「民族陣線」勢力的擴張往往也都要提及最近幾年該黨在吸引年輕人上所推出的一些列做法。
西班牙大選中老黨工人社會黨領袖桑切斯（Pedro Sanchez）43歲，新興的兩個政黨「我們可以」的領導人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只有37歲，「公民黨」首領裏維拉（Albert Rivera）36歲……
這 些新人的加入，以他們對新媒體嫻熟的運用，直言不諱的語言風格，貼近民情、年輕人的舉止，給傳統的政治文化帶來強烈的衝擊，不可避免地改變著現存的從政風 格和論政方式，衝擊現有政治慣例。如「我們可以」黨就規定當選議員者最多可再爭取連任一屆；作為前游泳冠軍、律師的裏維拉竟然在刊物上登載那種類似明星的 秀身材凖全裸廣告，與對手在咖啡館舉行大選辯論。
此次西班牙大選，有佔四分之一從沒有擔任過任何政治職務的大批「普通人」進入議會，有評論認為，那種傳統的職業政治人物壟斷政壇時代在西班牙就此一去不返。
這些新人、新勢力的出現，顯然在消減一些人尤其是某些年輕人的政治冷淡上會有很好的正面效果，也對重新激活、煥發政治精英的理想色彩有所幫助。
不過，政治畢竟也是需要經驗的事業，而就各國面臨的各種複雜問題，僅靠理想熱情顯然也是不夠的。
民眾在求新的同時，也希望能有些連續和穩定，英國保守黨贏回多數，顯然這種心理起了重要作用。法國大區選舉中人望極好的68歲社會黨國防部長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以高票一輪過半的成績當選布列坦尼大區主席，或許也傳遞了類似信息。
求新和守舊之間的張力一直是變動不居的現代性所面臨的政治上的一個主要課題。民主政治給解決這種張力提供了一種制度性渠道，但現實中維繫好兩者間的平衡卻不是件簡單的事。
古老的歐洲面臨些全新的挑戰，在尋找求新和守舊的新平衡中，傳統保守的舊勢力中（如法國民族陣線）可以借用許多年輕人，而某些新課題的解答卻需要借助對舊原則（如共和原則）的捍衛，再確認和再詮釋，現出某種交織斑駁的圖景。
變革與延續
幾 個世紀以來，歐洲以其深厚的文明基礎，制度、科技、文化上不斷的創新，成就了現代文明，也經歷了自我的摧殘，嚴峻的考驗，各種危機，兩次大戰。民主的體制 在與來自內部和外部諸如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蘇俄共產主義等威脅挑戰中不斷更新完善，在給各自國家中的公民帶來全所未有的尊嚴、權利和福祉的同時，也給 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了某種範式。今天，恐怖主義、全球化以及新興國家的崛起，移民、內部少數族群的整合，身份認同上的危機、老齡化、福利國家政策的調整，環境以及與此相關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型等等，都從不同的側面給歐洲各國也給作為一整體的歐洲提出新的挑戰。
一些深刻的變革在持續。如2015年大選所顯示的，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正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在這些傳統上屬於主流社會禁臠的政治領域，少數族群出身的年輕一代也正在躍上各國政治舞台。
英國出現第一位華裔年輕議員，新的保守黨內閣出現更多的女性部長面孔……這些都是從1960、70年代啟動的新一輪的思潮和社會變革在政治上的後續展現。
歷史上，每次重要的社會運動和事件都會造成政治上或遲或早的變動。或許，我們在2011年的馬德里「憤怒者運動」中已經看到西班牙此次大選結果的所有先兆。而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自外我們時代一些普遍的趨勢。
這裏提及的2015年歐洲大選所顯示出的政治上的某些趨勢，近些年也都在世界範圍形式、程度不等地有所呈現。以歐洲為例，兩年前意大利誕生的帶很強左派民粹主義色彩的「五星」政治和社會運動也已早預示了西班牙的今天。
經驗證明，來自左或右的民粹主義思潮和運動都很難不在現實政治的壓力下發生某種脫變，而危險也常常是在民粹破滅之際。
當 意大利年輕有為的總理倫齊（Matteo Renzi；40歲）在評議法國的恐怖襲擊和地區大選時有些不無得意地稱：「因為改革」意大利沒有其他國家遭遇的「恐怖主義和民粹主義」，這顯然是過於樂 觀——意大利「北部聯盟」地區的排外極右翼以及拒斥歐元，反歐洲的「五星」運動，都在反證他的觀點。
不過，在某種意義上他又是對的：唯有不斷地改革，才是最終消解這類問題的正道。
這方面，德國又是一很好的例證：得益於施羅德當年的改革而重振的經濟，大聯合政府以及默克爾公正、清廉富有能力的領導，德國政治運作近十幾年一直相對有效健康，左右兩極的極端勢力也相對弱化。
不斷改革的英國，即使衍生諸多問題，但英國人還是希望給卡梅倫繼續改革的機會。至於中左的倫齊比許多歐洲其他左派政黨境遇更佳，顯然也是與其大刀闊斧推動意大利的改革直接相關。
改革才有希望，才有活力，才能真正地繼往開來。2015年的歐洲政治繼續向我們證明著這一點。而這顯然也絕不只會適用於歐洲。
（責編：葉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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